应届生认定标准，这座一线城市放宽了

新一年的秋招逐步开启，又有地方放宽应届生标准，这次是一线城市上海。

最近，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委组织部、市教委、市国资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优化调整高校毕业生参加本市招考（聘）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值得关注的是，该文件不仅明确应届生的范围为毕业时间在两年内的，还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通知》明确：上海市地方国有企业、在沪央企在开展校园招聘时，应结合企业实际，将校招岗位向毕业证书落款年度2年内（含毕业当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开放。此外，对于符合上述定义的应届毕业生，根据《通知》，相关企事业单位，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是否缴纳过社保，作为招聘的限制要求。

上海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会 图源/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

近期，有不少专家学者呼吁逐步放宽应届生标准，逐步淡化这一身份概念。一线城市上海的调整，是否具有风向标意义？

多省份已放宽

事实上，在上海之前，已有多个省份公布了应届生标准放松的政策。

比如山东、湖南、贵州、广西等多个省份人社部门发文，调整应届生身份的认定标准。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1部门发布的《山东省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若干措施》显示，各类事业单位在发布招聘计划时，可明确“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不再审核其是否有缴纳社保情况。

在具体毕业年限上，部分省份的认定标准更为宽松，放宽到两年甚至三年。比如湖南发文明确“高校毕业生”为近3年内毕业、招聘过程中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毕业生，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限制。

尽管部分省份对应届生这一身份放宽了毕业时间的限制，但相关“配套”措施并未完善，当地除了部分事业单位招考，多数央企、国企招聘依然规定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对象为本年度的毕业生。比如山东、湖南、广西等地，适用新应届生认定标准的局限于事业单位。

而此前，部分区域虽然早就表明应届生认定标准在两年之内，但在社保方面却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比如2021年7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印发《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的通知。根据上述文件，“毕业两年内毕业生”视为应届毕业生，可以有机会落户，但这类毕业生必须初次就业，不能有缴纳社保的记录。

而上海此次的政策，则没有相关限制，对毕业两年内应届生招聘的范围也逐步扩展到本地的国企和央企，此外还强调，在招聘时不得对符合定义的应届毕业生，设置是否有工作经历、是否缴纳过社保的招聘限制要求。

有上海市属国有企业负责招聘工作人事科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所在公司的秋招公告将在11月发布，应届生判定标准会参照上海刚出台的政策。

数据显示，上海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较2024届有所上升，预计应届毕业生总量为24.6万人。其中，研究生8.7万人，与2024届基本持平；本科生11.1万人，上升0.4万人；专科高职生4.8万人，较上届下降0.3万人。从生源地看，上海生源毕业生为6.9万人，约占全体预计毕业生总数的28%，和2024年相比基本持平。

在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研究员刘尔铎看来，由于上海是一线城市，其政策往往备受关注。此次放宽应届生标准的执行细则，可能成为未来不少地方的参考。

转变背后

每逢秋招和春招，“建议大家珍惜应届生身份”“应届生身份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的话题，都会冲上热搜。这背后，是对应届毕业生的种种“优待”和岗位倾斜。

比如，在公务员考试中，很多岗位都仅招录应届毕业生。2024年，国考计划招录3.96万人，设置了2.6万个岗位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而近日，2025年度公务员国考启动，本次国考招录39721人、20810个岗位，拟招录高校应届生高达2.67万人。

除了公务员考试，不少优质央企、国企针对应届生的招录也占据其招聘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比如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国）企，其通过校招招录的比例多年来占其员工的比例居高不下。

但当下招聘形势发生较大变化。

“现在的高校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很多都是‘00后’，往往是家中独生子女，他们对工作会更加‘精挑细选’。不同于‘70后’‘80后’毕业生，很多人一毕业就急需赚钱养家，很多‘00后’父母都是双职工，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负担孩子的花费，所以‘慢就业’比例不断上升。”刘尔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24年5月，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应届生“慢就业”比重从去年的18.9%增长到今年的19.1%，今年普本院校的硕博毕业生offer（录用通知）获得率为33.2%，较去年下降17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普本院校本科毕业生43.9%的offer获得率。

《报告》显示，从期望就业的企业类型看，2024届求职毕业生中，47.7%希望进入国企工作，占比排名居各类型企业之首，此比例连续5年上升，从2020年的36%持续上升至2024年的47.7%；而期望进入民企的毕业生连续5年下降，从2020年的25.1%持续下降至2024年的12.5%。

从求职考虑的因素来看，《报告》显示，应届毕业生对工作稳定性的重视度在提高。2024届求职毕业生中，51%认为“稳定最重要”，比例仅次于“薪酬福利”（71.2%），位列第二。与去年相比，认为“稳定最重要”的比例提升10个百分点。

刘尔铎说，面对当下的就业环境，毕业生找工作的“求稳”心态在持续加重，更希望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这也造成了“更慢”的就业速度。

而在中国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随着就业形势和心态的变化，很多毕业生的就业，不能够在一年内及时完成，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在不断增加，不少地方也尽可能促进这部分毕业生就业。

应逐步取消应届生身份？

事实上，把毕业生分为应届毕业生和非应届毕业生，有一定历史因素。

“应届毕业生这一概念，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过去一段时期，高等教育是各级单位的一个重要人才选拔渠道，因此在用人上，毕业分配的应届毕业生是核心来源。从1994年开始，高校毕业生已经开始了双向选择，但应届毕业生概念又涉及毕业生就业的一些权利，所以保留至今。”储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近几年，在学界，不少专家学者呼吁逐步淡化甚至废除应届生这一身份。

比如，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就撰文指出：“过去几年，大学生的就业去向发生了更为明显的变化，稳定为主的体制内成为大量毕业生的理想去处。近年高考中，军警校热、师范热、委培生热等都是这一就业选择的重要体现。基于上述现实，体制内对应届大学毕业生资格的限制，包括落户等附加政策的加持效应，逐渐被放大，产生了指挥棒一样的反作用。大量毕业生为保住应届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在没有找到理想工作，没有进体制之前，就想尽办法延期毕业，一些毕业生即便有了一份工作，也不敢上社保，以免丧失了进体制内的资格，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造成更多干扰。这一理论上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制度性障碍。”

因此，他提出，在高等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应届生”这一概念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保护价值越来越小，也越来越不适应公平就业环境的建设，需要考虑适时退出。

在储朝晖看来，过去由于就业问题并不突出，原有的策略还在发挥作用，现在随着就业形势变化，部分毕业生在一年内充分就业，存在一定问题。为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提供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是下一步不少地方亟需考虑的。

“现在有应届毕业生这一概念，无疑把一部分就业压力传导给高校，督促高校在专业设置和教学方面更加尊重就业市场。”刘尔铎说。在他看来，未来即使取消应届毕业生这类概念，也需要做好相关配套措施，不能将毕业生就业的责任完全推向市场。

本文转自于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