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招录结构调整 培养模式将有多项变化|教育观察

博士生招录结构调整 培养模式将有多项变化|教育观察

 

《意见》指出,加强理工农医类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探索实行校企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等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明确下一步博士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方向。

  《意见》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其具体举措,包括加强理工农医类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探索实行校企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等。

  据财新多方了解,此次《意见》全文于今年四月已经出炉,目前仅向公众部分披露。有参与文件起草人士向财新透露,现有公开部分基本覆盖原文要点;未披露部分如急需紧缺人才目录清单,但涉及规模不大,每年招收数量约几千人。

  伴随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高等教育、尤其博士研究生教育,正背负起支撑引领国家战略实施的龙头身份。(详见财新网《三中全会<决定>: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高校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

  然而近年青年就业形势严峻,“学历贬值”“硕博过剩”广受争议。教育部今年3月披露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共招收博士生15.33万人,同比增长10.29%;在学博士生61.25万人,同比增长10.14%,涨幅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的4.07%和5.59%。

  如此背景下,未来博士研究生教育究竟想培养怎样的人才?如何培养?

加强理工农医类建设

  从学科专业布局角度,此次《意见》首先指出,要完善学科专业体系,强化国家战略人才培养前瞻布局。完善及时响应国家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建设和调整机制,加强理工农医类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加快关键领域学科专业建设,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在这之中,“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的说法已有多年。早在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两份文件中,这就已被列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

  据教育部今年3月公开数据,2023年,中国理工农医类的本科招生规模占比超过50%,硕士招生规模占比60%,博士招生规模占比超过80%,较两年前均有所上升。

  但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目前仍然“紧缺”。兰州文理学院常务副校长、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顶明解释,这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现有人才在数量或质量上不能满足国家当前需要,意味着量与质的供不应求;二是当前可能尚无明显的此类人才需求,但从产业趋势预测具有潜在发展需求;三是此类人才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有显著的差距。

  “无论哪一种情况,一旦出现人才缺口、比例失调,都可能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概言之,紧缺人才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发展的政策概念或时代命题。”王顶明说。

  中国对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几经变化。王顶明介绍,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中国理工科一度保持较高占比,因此有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阶段。但这一比例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因为在当时政策主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三来一补”“以市场换技术”的环境下,相比技术人员,更需要培养销售人员、市场人员;由此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期间,国内并未格外强调高技术人才培养需要,于是优质生源“逃离工科”与制造企业“招工难”并存,财经类专业热门与财会国贸等专业供大于求并存。

  但近年来,由于中美经贸领域的摩擦,集成电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两机、网络空间安全、生物医学、遗传育种等专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明显影响。摆脱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卡脖子”危机,迫切需要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人才,这因而成为国家战略下的必然要求。

  王顶明表示,中国目前理工科招生人数占比较过去已大幅下降,高峰期曾高达70%,现今已降至50%左右;虽然较OECD国家占比仍高,但质量也有待提高。“与80年代、90年代初对理工科的重视不同,中国现在需要从大而全、但中低端的工业体系走向强大、高质量的工业体系,因此必须加强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在理工农医大类中,哪些学科专业尤为重要?据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总体框架下,被明确单独列出的紧缺专业包括智能医学、互联网医疗、医疗器械,生物育种、智慧耕地、种子科学与工程、农林智能装备、乡村规划设计等。(详见财新网《高校学科专业布点将迎大幅调整 哪些领域成重点?》

  不过王顶明强调,加快理工农医类人才培养,并不意味着大幅度扩大所有理工类人才培养规模,对应缩减人文社科类招生计划;而要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平衡好培养规模、结构与质量的内在关系。

  “把新增招生名额放到需要重点发展的方向去。变相来看,其他学科的占比会减少,但原有名额会维持。因为这些学校都有博导、有过去培养的技术,直接做减法是有风险的。”尽管目前有高校正在对本科阶段专业进行撤裁调整,王顶明认为,博士阶段将来可能会有一些优化调整,但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压缩。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也向财新分析,加大理工农医类建设,“文科的绝对存量不一定会减,一些关键领域仍有增量,但总的占比可能会有下降”。

  响应国家要求,一些地方已在开展调整。譬如,上海的理工农医类本科、硕士招生规模比例低于全国。为此,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2024年公布的实施方案及工作要点,将采取增量倾斜和存量调整结合的方式,预计从2023年到2026年,将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招生占比分别提高约5个和10个百分点,将后者招生比例提高到50%以上。

  对于文科类专业,上海方案提出,鼓励高校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加大涉外法治、知识产权、国际组织、国际传播、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方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

提升“专博”占比

  除引导学科专业布局,《意见》还指出,要稳步扩大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探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分类发展。

  两类学位“分类发展”的思路在此前已有表述。2023年11月,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首次对此作集中阐释。其明确,到“十四五”末,将“专硕”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招生总规模三分之二左右,大幅增加“专博”研究生招生数量,且研究生新设学科专业以专业学位类别为主。(详见财新网《“专硕”招生占比将达2/3,含金量会否提升?|教育观察》

  这一发展思路同样为回应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战军曾撰文总结,对于中国博士研究生培养结构,就专业结构而言,一些关键核心领域博士生数量严重不足;就类型结构而言,中国博士生以学术型为主,应用型专业学位博士生占比低,不能满足产业发展升级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究其原因,这是我国博士生教育先有学术学位、后有专业学位的发展顺序以及我国对博士生教育的定位由满足师资需求到满足对专业精英需求的变化造成的。”王战军写道。

  王顶明分析,目前中国硕士阶段的构成为60%专业硕士、40%学术硕士,未来可能会调整到80%专硕、20%学硕。学术博士的理想状态是硕博连读、贯通培养;而随着专硕体量加大,这一部分人向上的通道也需要打开,由此指向专业博士方向。

  然而,当前中国“专博”的招生规模显著偏低,在总量中占比不到10%。王顶明称,这一比例将来可能要增长至20%—30%。与国外对比,美国一年培养的博士总量是18万,其中学术博士基本稳定在7—8万,另外接近12万均为专业博士,包括教育博士、工程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等各类应用型、实践型博士。

  除数量不足之外,更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提高专业博士的“含金量”。王顶明表示,由于高校的“学术传统”,专业博士培养容易简单套用学术博士培养的理念、思路和措施;此外,专博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凸显。

  其解释,一方面,博士生培养过程理论实践结合不足,接触不到行业中的关键问题,无法提供企业真正需要的实践型创新人才;另一方面,培养主体看似多元化实则仍旧单一,例如一些博士生虽然有名义上的副导师、双导师,但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联”而不“合”。

强调校企联合培养

  如何改革博士教育培养模式?《意见》指出,要探索实行高等学校和行业企业联合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有效机制,推动行业企业与高等学校共同设计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过程。

  “简单来讲,就是要让听得见‘炮声’的行业企业,真正拥有博士生教育改革的话语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世奎在接受中国教育电视台采访时如此表示。

  校企联培、产教融合对于应用型、实践性人才培养尤为重要。在王顶明看来,目前扩大“大工科”的约束因素在于,许多学校自身不具备培养工科博士的能力,但“很多学校都是关门办学,没有跟企业合作的基础”。

  而从企业角度,他分析,1999年院校调整虽然解决了部属高校“各自为政”问题,但也抹去了“行业办学”的土壤。“人才培养的责任归到教育部或者地方,行业没有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只有用人需求,用人不满意就说高校不行。”王顶明说,正因如此,即便如今倡导产教融合,仍然常面“校热企冷”的困局。

  为此,中国自2010年开始推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引导一批高校设置工程师学院,引导科技企业、领军企业深度参与工程技术人才培养。前两批试点分别有61所和133所高校参与。

  王传毅认为,从目前《意见》公布内容看,未来可能更加将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和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改革推广到其他博士生培养单位。

  除此之外,《意见》指出,要加快推广实施“申请-考核”招生选拔机制,强化导师岗位属性,将师德作为首要要求,完善导师遴选和动态调整机制,完善导师引进机制,拓展导师来源渠道,支持优秀青年教师担任导师,吸引海外优秀人才进入导师队伍。

  据北京理工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文辉等人统计,截至2020年7月,全国364所高校博士生招生单位中,247所高校(67.86%)明确说明采纳了“申请-考核”制。其中,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已经全部采纳该制度,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有88所(89.80%)、其他高校有117所(52.23%)采纳。

  此次《意见》还表示,要深化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优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布局,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设立跨境博士研究生教育机构、海外校区合作研究中心,加强与全球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重点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举办理工农医类学科专业国际夏令营,探索建设国际化人才培养试验区,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品牌建设。

  王战军在前述文中提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目前国际化程度显著偏低。2017年至2021年,中国在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占比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与美国、英国等还存在较大的差距。2020年,中国在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占比仅为9%和11%,较美国的12%和26%、英国的40%和41%、韩国的11%和17%等相差仍远。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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