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保安在工作期间劝阻同事争吵被杀，算不算工伤？3月21日，北京市司法局首次发布行政复议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十大典型案例，“某公司不服某开发区管委会认定工伤决定书案”入选。
“保安之死”工伤认定引争议
闫某、陈某均系某公司保安。2019年6月12日，陈某在值班时因劝阻闫某与保安队长争吵，被闫某持刀伤害致死。
经陈某之父申请，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陈某所受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属于工伤。
陈某所在的某公司则认为，陈某系因采用推搡、羞辱闫某的方式才导致受到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无关，不应被认定为工伤。
此案争议焦点在于陈某是否系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暴力伤害致死。因等待刑事案件结果，涉案工伤认定结果作出时，距陈某死亡已三年之久，且其家境贫寒，家属希望早日获得工伤补偿款，但某公司并未为陈某购买工伤保险，陈某家属还需通过诉讼程序索要补偿款，耗时费力。为实质化解矛盾，防止争议久拖不决，承办人多次与双方沟通，释法说理。最终，某公司与陈某家属签订和解协议，陈某家属获得补偿，某公司亦认可行政复议决定，各方均未提起诉讼。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认定为工伤。本案中，陈某被伤害时正值值班期间，发生在值班室内，符合“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两要素。陈某作为门卫保安员，负有维持公司门口正常秩序的职责，其在闫某与他人在公司门口发生纠纷时进行劝阻、维持秩序，属于“履行工作职责”。陈某受伤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有因果关系。闫某系因不满陈某维持秩序的行为，对陈某进行暴力伤害，闫某自述与陈某并无其他矛盾。陈某虽有推搡、辱骂等不当行为，但不能阻却其所受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行政复议决定维持《认定工伤决定书》。
承办人用好调解手段，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此案承办人、北京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一处干部于广英，在2022年接手审理此案。
工伤认定是一种常见的案件类型，按照通常程序，如果确认工伤认定决定正确即可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不过于广英了解案情后发现，直接作出复议决定也许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陈某死亡时19岁，家境贫寒，父母无稳定工作且身患疾病，陈某是支撑家庭的主要力量。陈某去世后，他的家庭几近崩溃，陈某家人迫切需要拿到工伤补偿款。
与此同时，由于用人单位并未为陈某购买工伤保险，因此工伤补偿款需要用人单位给付；而用人单位对工伤认定结果的正确性持怀疑态度，也无力承担大额的工伤补偿款。于广英认为，如果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可能需要历经行政诉讼一审、二审至少一年多的时间，煎熬中的陈某家人等不起。于是，于广英发挥调解手段的作用，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她通过与当事人沟通，一方面依法审查，透彻说理，使当事人在充分预判复议结果的前提下自愿协调化解；另一方面，理顺救济路径，释明法律风险，使当事人结合自身情况确定可接受、可实现的补偿金额。
最终，经过不到两个月的审理，此案最终在2022年9月22日维持了工伤认定决定。用人单位信服了工伤认定结果，第一时间与陈某家人签订了和解协议，既减少了工伤补偿压力，又压减了时间成本；陈某家属也在最短时间内获得了补偿款，解决了生计难题，各方均未提起诉讼。
■点评
发挥能动复议独特优势，实现胜败皆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鎏认为，工伤认定关乎民生，依法、正确、妥善处理此类争议，对维护劳动者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稳定的用工关系至关重要。
“因履行工作职责”强调因果关系要件，即履行工作职责与所受伤害之间要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实践中只要所受伤害是在履职期间发生且因履职需要导致，均可认定存在法定关联性。至于履行工作职责方式是否适当，并不直接影响因果关系能否成立，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职工所受伤害系因本人故意或者严重过失导致，才有可能构成阻却事由。
本案中，被申请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精神，立足于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从有利于劳动者角度对认定工伤进行理解与适用，依法认定工伤，应予以支持。
行政复议要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需要“取信于民”“便民为民”，着眼于争议涉及的法律诉求和真实诉求，善于探寻化解争议、定分止争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本案承办人全面调查案件事实，充分考量各方需求，依法确定化解方案，确保行政复议调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最终，双方达成和解，真正发挥了通过能动复议的独特优势，实现胜败皆服、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让每一个老百姓在行政复议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良好效果。
本文转自于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