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中国“圣诞仓库”的生意怎么样了?

疫情下,中国“圣诞仓库”的生意怎么样了?

 

中国是世界圣诞用品生产大国,每年有超过半数的圣诞订单在浙江省义乌市生产。由于圣诞用品不是刚需,供货商们往往能通过圣诞用品的销售来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圣诞产品成了海外市场冷暖最直接的“晴雨表”。

 

疫情不仅影响着圣诞用品生产厂家的海外订单,也增加着出口海外的困难和成本。

 

 

 

圣诞节前的旺季

10月21日,义乌市刚下过一整天的雨,天空灰蒙蒙的,任子玉穿着深棕色麂皮夹克、浅蓝色牛仔裤、马丁靴出现在工厂大门口,远看年轻、干练。眼袋和略干燥的皮肤给他增添了几分疲态。

 

任子玉是一家圣诞用品工厂的负责人。地图上,任子玉的工厂定位有个“直白”的名称——圣诞仓库。工厂在义乌市东侧一处工业园区内,周围是生产袜子、化妆品、针织服饰等物品的小工厂,再往东两三公里,就到了接壤的东阳市,交界处同样聚集各类小商品工厂。

 

 

 
 
任子玉(左)的商铺在义乌市福田二区,他向员工了解最近圣诞球的销售状况(刘飞越 摄)

 

 

“我们这个行业里的人,往往会以圣诞用品销售来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任子玉说,圣诞用品是一个季节性产品,过了圣诞节,商品再送上货架就没有意义。另外,圣诞用品不是刚需,供货商们往往能从客户的“态度”里最先感知到问题。

 

 

 

 

 

他举了个例子,2016年,委内瑞拉的客户大幅减少了圣诞用品订单,对方的理由是需要用钱买生活用品。“我们马上就感觉到,委内瑞拉出问题了,紧接着就有客户欠账,付不了尾款,当年就爆发了石油危机。”

 

这种判断,在于义乌市是全球圣诞用品出口“圣地”。每年有超过半数的圣诞订单在义乌市生产,圣诞产品成了海外市场冷暖最直接的“晴雨表”。

 

 

 
 
 
 
 
疫情期间,全球几乎停摆。只有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国际市场(视觉中国供图)

 

 

任子玉的公司全称“傲珊工艺品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傲珊公司”),商品出口至欧洲、俄罗斯、东南亚等地。按照往年的周期,每年5月份前确定完订单,6月到9月生产,10月底前就完成出货。因此在圣诞用品行业,每年最清闲的反而是圣诞节那几天。

 

但是,“今年的订单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再加上海上运力效率低,出货的压力也比往年更大。”任子玉对本刊记者说,最忙的时候,工厂里100多名员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早上5点到晚上9点,有车间24小时不停歇。

 

这样还不够,要招一个月的临时工,员工最多时有将近160名,甚至公司的财务、销售等工作人员也亲自到车间帮忙包装、运送货物。工厂院子里堆满包装后的纸箱子,还在附近租了4个仓库存放现货。

 

如果实在忙不过来,工厂爆单,只能把部分订单交给周围工厂做。这并不是工厂之间第一次互相帮忙,傲珊往年也接过别家工厂做不完的单子,但任子玉觉得,今年这样的情况尤其多。

 

 

 
 
 
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剧照

 

 

这种热潮,与2020年受疫情影响的“冷淡市场”相比更加明显。义乌市圣诞用品行业协会的秘书长蔡勤亮告诉本刊记者,去年疫情之初,国外客户大多持观望态度,不轻易下单,国内市场也比较保守。等到下半年,“即使有订单过来,国内生产周期不足,产能也跟不上”。

 

因此,2020年底,国外出现圣诞用品销售一空,“买不到货”的情况。2021年,国内圣诞品供应商的“订单量相比去年总体上涨了20%~30%”。任子玉的工厂订单额已经接近去年的两倍。


跟随任子玉走进工厂,这是一栋六层建筑,一到四层完成了一颗圣诞球的诞生:吹塑、镀膜、喷漆、彩绘、包装。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塑胶味儿。但最近因为全国范围内限电限产,10月1日起,工厂的用电额度下调了30%~40%,为了节省电力,一层的机器车间提前下班,一摞摞捆好的圣诞球半成品堆放在空处。

 

这些半成品送到四楼,工人手工完成彩绘、包装流程。彩绘车间有十多名员工,都在40岁以上,他们穿着罩衣戴着口罩,用棒签插着圣诞球,快速描绘出图案、撒上金粉,排列好晾在木架上,像一颗颗巨型棒棒糖。在旺季,“员工至少是现在的两倍”。任子玉对本刊记者说。

 

 

 
 
 
 
 
傲珊公司员工在工厂车间加工圣诞球,彩绘后撒上金粉(刘飞越 摄)

 

 

同样的生产旺季也出现在中国另一个圣诞用品生产重地广东。广东盈浩工艺制品有限公司(下文简称“盈浩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圣诞球生产商,圣诞球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年出口额达5000万美元。盈浩公司的副总经理李新儿告诉本刊记者,公司圣诞产品的采购商基本是欧美大型连锁超市。今年,公司的圣诞用品订单量增加了20%~30%。但生产线上的火热带来的并不全是好消息

 

海运运力危机

“利润降低”,是几乎每个圣诞用品商家的共识。在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一区和福田二区是圣诞用品商铺的两处聚集地,本刊记者走访了数十家商铺,他们大多是圣诞品供应商,面向中、低端市场。

 

几乎每一个商家都提到今年的订单额比去年增多,但成本不断上升,提前谈好的定价很难再改动,为了留住客户,大多数商家会以极低的利润率完成订单。甚至有海外客户因为海运运费的飙升,希望供应商降价。


“最大原因是海上物流带来的不确定性。”李新儿告诉本刊记者,圣诞用品不同于其他外贸商品,它们占地面积大、附加值低,因此最佳物流方式是海运,走集装箱。除非遇到紧急出货情况,才会选择昂贵、运输量更小的铁路和空运。

 

 

 
 

 

 

盈浩公司最早感受到海上物流紧张,是去年国庆节后。当时海外疫情严重,目的港人工紧缺。“最开始是英国的港口塞港,目的港拥堵,卸货慢,船回来得就慢。”李新儿说,“为了提升运力,有些船卸货后空船回国,集装箱运回来的也少了,慢慢地整个物流供应链的问题就凸显了。”

 

近一年来,海运运力低,盈浩公司无论是跨境电商平台还是传统线下贸易,出货日期与海上行程都有延迟。正常情况下,从出港到卸货最长需要一个半月,但今年普遍额外延迟半个月到一个月。

 

她记得有一个欧洲的客户从四、五月就开始排舱位,两个多月后才排到,“那时候货物基本上都快出完了”。海上效率也影响公司的工作节奏,李新儿说:“在过去,一批订单可能一次性出货20个集装箱,今年可能要分成20批才出得去。这就至少需要双倍的人手处理被分散的订单。”

 

 

 

 

 

运力低的另一方面,是海运运费高涨,就像是一个死循环,海运效率越低,箱子、舱位越是供不应求,海运运费越高。根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统计,2020年末到今年国庆前,海运价格持续走高。李新儿负责盈浩公司所有产品的物流,她估算过,今年海运的价格高峰是往年高峰时期的五六倍,个别情况下,甚至是过往的10倍。

 

“六七月份非常凸显,我们发现走Fob(Free on board,海上运费由买方承担)的客户订不到舱位,我们就去起运港询问其他模式的运价,结果运价已经超过了整个集装箱的货值。”

 

“抢到”集装箱和舱位,成为供货商们的新任务。李新儿记得很清楚,今年7月中下旬,盈浩公司的圣诞货物只出了10%,“福建生产基地就有五六百个集装箱的货物积压在仓库”,按照往年的节奏,应该已经出货一大半。

 

“我们愁得不得了。一是跟客人沟通,把海运预算提上去,重新找舱位。另外,我们花大价钱找了国内的货运公司,开拖车去码头找集装箱,一旦有空箱子了马上就提出来存在外面的堆场,提前准备。这个成本就有几百万元。”最终,9月初,公司订单出货率90%以上,总体完成了目标。

 

 

 

 

 

但也有一些物流造成的损失是无力挽回的。盈浩公司的跨境电商平台集中在亚马逊,亚马逊有专门的物流服务,一般流程是货物到港后放入亚马逊仓库,海外客人下单后再进行末端派送。


今年4月4日是西方的复活节,盈浩有一批商品3月就送进亚马逊的仓库,却因为仓库缺工人分拣、派送到户,软件上显示如果客户3月底下单,超过一个月才能配送到家。

 

对这种节日性的商品来说,过季即失去价值,最终这批货物无人下单,复活节过后滞销在亚马逊仓库,除了成本损失,盈浩公司还要承担商品在海外的弃置费。

 

不断上涨的成本

 

大型贸易商在意海运运力危机带来的附加成本,中小型供应商和企业主则更在意生产层面的成本上升。

 

10月中下旬,义乌市国际商贸城一区的圣诞用品区,两三百家商铺集中在四楼。商铺相当于展示厅,面积很少超过100平方米。每一间商铺内的陈设都相似,圣诞用品放在几排货架上,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后是一两名员工。一家商铺的店主坐在办公桌前,正一个人沉默地包装成摞的圣诞灯。

 

这里的店主很少关心国际海运,对他们来说,那不是几十人的小工厂够得着的事。但和大企业相似,这些小企业主也面临着利润降低的困境。最直接的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招工难,以及不断上涨的房租、新出台的限电限产……

 

一位商铺店主告诉本刊记者,圣诞用品原材料的范围很广,比如塑料粒子、包装需要的PVC透明软盒、PVC塑料袋,这些材料与石油相关,今年初以来就没停止涨价。一些电子芯片、布艺原料甚至纸箱子也短暂涨价过。今年订单大增的一个后果是,有些原材料商因为供应不足,也会涨价。

 

这是一种难以通过协商、沟通能降低的成本。能够应对的只有加大订单量,薄利多销。另外,“可以调整产品的一些设计,去掉产品某些比较复杂但是客户又感受不到的价值。”任子玉说。

 

招工难的时间跨度更长,去年疫情复工后,就有工人流失。有店主把原因总结为“年轻人不能吃苦,更愿意直播、送外卖,也不愿在工厂里做又脏又累的活儿”。一些店主告诉本刊记者,工厂员工普遍老龄化,50岁左右的工人更多,普遍是来自外地的夫妻,工厂能提供的就是包吃住。

 

 

 
 
 
纪录片《圣诞快乐,义乌》剧照

 

 

任子玉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他工厂的员工大多来自贵州、云南、河南,他一直在招工,基础工资4000多,“还是招不到”。他的想法是,只有提高工厂的效益,才能增加员工福利。比如提高员工的吃住水平,住宿标准,“总的来说,就是提升幸福感”。

 

在工厂里,任子玉把这些未来的图景说给员工听,希望能通过员工继续招工。每每跟员工交谈工作业务,结束时他都不忘加上一句,“介绍老家的人明年来工厂啊!”

 

如果明年还是招不来足够的工人,他能想到的另一种解决方式,就是尽量减少人工,实现全自动化。但这又是对能耗的考验。限电限产会持续多久、会对未来产生多大的影响,他无法估计。

 

现在他的办公室附近有一个展示厅,包装好的圣诞球礼盒展示在白色木架上,强烈、温暖的灯光打下来,营造出节日氛围。这可能是整个厂房灯光最亮的区域,在其他车间,工人们“能少开灯就少开”。

 

跨境电商的希望

 

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任子玉形容自己是“汤喝饱了,没吃到肉”,意思是“忙活了很久,订单利润率不高”。

 

但他谈起疫情给行业尤其是给自己公司带来的改变时,还是音调加大,双臂伸开,仿佛看见了某种未来。最大的收获是,他发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潜力,致力于把国内外电商平台的卖家当成主要客户,“成为跨境电商平台的完美供应商”。

 

 

 
 
 
 
 
疫情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很大变化

 

 

任子玉第一次听说跨境电商是2016年,“当时有朋友研究这一块,让我注意一下”。他找了亚马逊平台上的卖家,做了几单生意,但因为对方采购量太小,并没有吸引他。


之后,他在阿里旗下的国内批发商软件1688上开了家店铺,但也不勤于打理,偶尔有一两个客户。后来他发现,这些客户会去跨境电商平台找货,于是他模仿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商品设计,把产品图片放到1688上,“结果找我们的客户就多了,几乎全部都是跨境电商卖家”。

 

2020年,义乌市有几家供应商在亚马逊开店,货品被抢购一空,于是任子玉开始重视为跨境电商平台供货,并注意产品设计。今年,跨境电商平台出口的货品,已经占据工厂订单的两成,他预计明年还会更多。

 

 

 
 
 
 
 
 
疫情之后,可能要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中国制造业和它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张雷 摄)

 

 

盈浩公司更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sunny是盈浩公司跨境电商部的负责人,他领导的团队成立于2016年,当时“我们公司感觉,如果还是继续专注在传统外贸领域的话,整个企业的发展可能会有瓶颈。正好注意到跨境电商,就准备转型,成立了一个11人的团队,现在已经扩大到30人”。

 

圣诞用品的季节性太强,这意味着企业的销售机会受到很大局限,而员工的工作时间也集中在第四季度,对人力的考验也更大。他们希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能帮助公司摆脱这种“季节性”。

 

sunny告诉本刊记者,部门自成立以来,盈浩公司每年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量都比上一年增长约50%,目前跨境电商平台与传统外贸的订单额比例达到4∶6。产品线也从圣诞用品拓展到了家居产品。

 

虽然相对眼下的困境,跨境电商平台带来的订单量增长,并无法解决目前面临的海运和成本危机,但对一个被疫情增加了更多不确定性的世界来说,能有更多渠道的订单,仍然是生意能持续下去的信心保障。

 

本文转自于  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 | 李晓洁

编辑 | 陈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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