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富规模还不够大、经济增速快的时候，增量增长是存量积累扩张的主要途径，增量管理尤为重要；但在“家底渐厚”、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存量分析的重要性凸显
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国家财富。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内需不足、地方债务淤积等结构性风险，如何让过去积累的财富更好发挥作用？
2024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一书，多位专家共同探讨了如何通过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让中国经济摆脱负循环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主要是围绕GDP等增量指标进行增量资源配置与管理。张晓晶解释道，“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存量（资产和负债）规模非常小，（GDP）流量是非常快的，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尽快‘上一个台阶’，肯定要看GDP的增长。”
“今天的情况已经变了，存量很多，此时更需要宏观经济治理思维的转变，从过去更多的流量管理转向今天更多的存量管理。”张晓晶直言，“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把精力放到存量上，包括盘活存量、利用存量来解决增量的问题，很难应对当下的发展。”
随着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存量规模越来越大，宏观政策对于存量部分与增量部分的不同政策效果也应引起关注。“以降息为例，有些观点可能认为降息对于刺激消费好像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尽管对增量部分影响没那么大，对存量的影响可能正相反。”例如：减少利息负担、保证债务可持续性等。张晓晶解释道，据历史数据估算，中国每年利息支付占增量GDP的比重最高时可达400%，较低时约为100%至200%。
同时，也有一些政策对于增量有较大冲击，但如果考虑到存量因素，可以不必紧张。例如，尽管增发国债会带来赤字率的提升，但考虑到中央政府的债务存量占GDP比重较低，赤字率高一点可能并无大碍。
对于地方存量债务的压力，一同参加研讨会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还指出，尽管当前中国的总体资产确实超过总体债务，但应当注意目前存在的两个瓶颈。
一是资产盘活变现的障碍。白重恩举例解释道，比如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建设了新厂，后期经营不善，但仍在不断投入生产。“如果按市值计算，这是一笔资产，但是退出却有很大的障碍。”白重恩指出，“没有这种退出机制，投资就不一定没有坏处。现在市场最多讲零回报，其实还可能是负回报。”
另一个瓶颈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问题。白重恩解释道，对于中央直接“代偿”地方债务，确实应当注意这背后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不过也应当对不同类型的债务加以区分，“希望政策制定者考虑到，不同的债务来源不同，它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程度也不同。”
“有些债务是发债之后，地方政府可能乱花钱，这是道德风险，但有的钱不是乱花的，是不得不花的，比如说抗击疫情期间的一些必要开支，是根据中央政府的要求使用的，没有自主权的这部分应该没有道德风险。”白重恩指出。
2024年7月，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探索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的提法，引起市场关注。其实这并非一个新提法。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战略任务。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工作方案》。2018年起，国家统计局连续编制年度全国资产负债表，但目前并未对外发布。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介绍，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历史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目前全部G20国家都已经开展了相关编制工作，发达经济体都对外公布国民账户体系下的资产负债表和资金增量表，且大部分按照季度公布。中国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统计核算年度资金流量表，曾试编过1998年和1999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发达经济体在运用资产负债表进行宏观管理方面也有较多探索，主要有三大方面。首先，央行资产负债表管理在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作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维持金融稳定性、管理市场预期、跨境资本流动调控等方面。其次，在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中，发达经济体更重视政府或公共债务管理以及债务可持续性分析。而对于私人部门，则关注宏观政策、经济波动对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及时预警和应对杠杆风险和负面冲击。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