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港高才有多少能通过第一次续签考验？他们的到来又给香港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
香港的11月依旧暖意融融，尖沙咀社区会堂举办的香港高才秋季招聘展览更是气氛热烈，会场内人头攒动。这场专为高才举办的招聘会吸引了近3000人报名，他们希望尽快找寻留在香港的机会。
穿着全套西装、打着领带的李悠刚刚从高铁站赶过来，他一手拎着行李箱，一边在不同公司的展位前停留驻足，“跟我专业对口的公司不太多”。李悠从西安交通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在美国读完硕士后回到家乡入职一家国企的半导体产品研发部门。2023年“高才通计划”扩容，将武汉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西安交大纳入后，李悠立即申请了高才通签证，希望有机会来到香港工作。
年过40岁的刘先生更加务实，拥有20年销售工作经验的他告诉面试官，自己每天都在上粤语课。他希望迈过语言关后可以迅速在香港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已经搬到香港，如果在半年内他还没就业，就无法续签高才签证，他的孩子也不能继续留在香港读书。
“高才通计划”全称是“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这是香港特区政府2022年底正式推出的全新人才入境计划，旨在吸引全球范围的高端人才。如果申请人前一年的年薪高于250万港元（约合233万元人民币）、或是五年内本科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又或是本科毕业五年以上且在过去五年内累积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百强大学毕业生，均可申请此类签证，首次入境后可获准在港逗留两年。
这项门槛明确的人才计划一经推出，申请者相当踊跃。截至2024年9月底，特区政府接获超过10万宗高才申请，8.1万宗申请获批，超过九成的申请人来自中国内地。已经获批的高才中有6.6万人已经入境激活签证，与他们一同抵港激活签证的还有7.4万名受养人，合计约14万人来港。受养人是指申请者的配偶及子女，他们来港后可以享受与香港本地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福利。不过，在这6.6万激活签证的高才当中，有多少比例的人才真正留在香港工作或生活，特区政府并未进行统计。
“抢人才”一直是疫后各国及各地政府提振经济的重要议题，如今，高才通计划推出即将满两年，第一批高才开始进入续签周期。通过高才通计划来港的14万人当中有多少可以顺利通过第一次续签考验？他们的到来又给香港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高才通计划诞生于香港特首李家超2022年发表的首份《施政报告》，在当初的表述中该计划试行两年。在今年10月的最新《施政报告》中，高才通进一步扩容，符合资格的全球百强大学名单扩容至198家。
在扩容后的院校名单中，新增了9所中国内地高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此前，“高才通”合资格院校中已有13所内地高校，经过此次扩容，符合资格的内地高校增至22所，这些高校每年的本科毕业生约有9万人，只要从这些高校本科毕业并满足工作经验要求的人士均可申请此类签证。
此外，针对年收入达250万港元的高收入人士的首个签证期也将从两年延长至三年。高才通计划实施至今，特区政府共批出约2.1万宗高收入人士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表示，提高他们的签证期限是因为这类群体是全世界竞相争取的人才，他们有些可以来港创业，有些则是大企业高管，若能早日在港落地，会将部分业务带来香港。
经过两年试行，高才通计划已成为特区政府招揽人才的“王牌”计划，从获批签证的数量来看，远胜此前的优才计划、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今年前10个月内，香港一共批出12万宗人才签证，其中经高才通计划获批的有3.4万宗，另经优才计划及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的来港的人才分别有约9000及2.1万宗。
“高效率”“门槛明确”是高才通计划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高才签证可在四周内完成审批，而优才计划需要核实资格等，从申请到获批一般需要6—9个月。立法会议员、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创办人尚海龙近日向财新表示，与其他采取“拣选制”的人才计划相比，高才通计划采用的是“门槛制”，设定明确标准后，可以大大提升入境处的审批效率，为香港争取大量人才，“新政策允许申请者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先申请来港，相当于‘先买票后上车’，让市场筛选谁能留在香港”。
让特区政府改变实施已久的“拣选制”，决定不拘一格“抢人才”的背后，是新冠疫情之后香港严峻的“人才荒”。在2020年中至2022年中，香港劳动人口流失约14万人，排除外籍佣工后的本地劳动人口约为343万人，流失人口当中约三分之二属于高技术劳动力，而且青年群体明显减少，25至39岁年龄群组下跌幅度最为明显。但是，随着疫情后香港经济逐步恢复，许多海外人才回流，再加上抢人才政策吸引了许多内地人才来港，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本地劳动人口已经回升至348.9万人。
面对蜂拥而至的高才，特区政府在11月1日开通网上续签平台，同时公布了四种情况下的续签条件。一般来说，需要在港获聘并有稳定收入，薪酬福利条件要达到市场水平，申请人要提交雇佣合约。如果从事的是非雇佣合约形式的工作，例如以佣金为主要收入的保险经纪，入境事务处审批续签时，会考虑过去收入水平、工作带来的效益包括所缴纳的税款以及申请人留港的时间。如果是自己开设公司，则必须证明业务已经在港运作并且带来了经济效益。
在尚海龙看来，高才通计划采用“宽进严续”的策略，是通过合理的标准来衡量人才对香港的贡献。这种贡献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包括但不限于就业、创业、税收以及家庭在香港的居住情况等。孙玉菡表示：“香港物价相当高，如能适应，必然是人才；若引入的人才未能适应，亦可以离开。”
对大部分申请高才通的人士来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才是他们拼香港“身份”的最终目标。但这需要他们至少连续获得两次续签，直到在港逗留期满7年，才能符合申请永居的条件。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在港有稳定的工作或是业务。
目前第一批申请高才的人士刚刚进入续签周期，暂时无法判断有多少人才无法续签。尚海龙预估，大约有两成的申请人可能受他人影响，因申请成本低、程序简便而跟风申请，约六成申请人是带着孩子一同来港的，他们对香港身份认同度高，更着眼于孩子未来的考学出路。
尚海龙强调，无论依照学历，还是年收入的标准，每个人仅有一次申请高才通签证的机会，如果断签后无法再通过该计划重新拿到香港身份，“申请人需要谨慎抉择，考量自身与香港适配程度，这也是特区政府释放善意后与申请人双向选择的机制”。
今年5月，李悠由于长期加班且不喜欢较为压抑的工作氛围，放弃了被家人视作“铁饭碗”的国企工作。他想起之前被视作“出路”的高才通签证，转而开始寻找香港的工作机会，除了在线上投递简历，这是他第二次来香港参加招聘会。
虽然展会上有金融、地产、教育、创科及电讯服务等70多家企业，不乏中华电力、新鸿基地产等本地大公司，但与李悠的行业经验匹配的岗位并不多，“我之前给一家香港的半导体公司投过简历，没有得到回应，可能因为香港的半导体实业较少”。
香港特区政府最新发布的《2023年人力推算报告》显示，到2028年香港人力缺口预计将扩大至18万人，其中建造业、城市运作、医疗保健业、创科产业等十个重点产业预计将各自面临超过1万人的缺口。
但是，许多内地高才来港寻找就业机会时，却遭遇中层岗位不足，医疗、互联网等行业机遇有限的问题，一些曾经的大厂中层不得不转行卖起保险。受产业结构限制，香港的开放岗位集中于金融、保险、法律等传统行业。在香港一家中资公司人事部门工作的李进江透露，香港的中资公司大多为金融企业，而目前金融行业整体环境并不理想，在大量新来港人才输入的情况下，企业较难产生相匹配的新增招聘需求，甚至还出现裁员情况。
在上海医药外企工作10多年的周蓉2023年申请了高才通签证，“疫情之后，身边许多朋友都想‘出来’，朋友们凑一桌吃饭，大家不是优才，就是高才”。没想到，周蓉所在的外企今年业务收缩，开始裁员。她告诉财新，如果把求职范围限定在外资企业且要求工作经验5年以上、年薪50万港元以上的商务拓展经理岗，香港的机会明显比上海多。
可是在求职过程中，周蓉发现，香港的许多职位要求候选人具备粤语工作能力，对大多数来自非粤语区的求职者而言，语言关的短板让他们在面试中处于劣势。周蓉主要做的是商务拓展，但她熟悉的是内地市场，对香港本地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了解不足。周蓉坦言：“从行业角度看，香港的医疗行业根基尚浅，未来发展方向不明确，如果选择留在香港，可能会错失内地行业发展的机会。”
不过，近几年随着大量内地人才涌入，香港也出现了许多适合他们的岗位。新鸿基地产助理市场经理谢棓欣告诉财新，新鸿基不同业务部门都有针对内地人才的岗位，以住宅板块为例，近年来客户群体出现变化，有些岗位需要有针对内地消费者的洞察，或者根据客户需求研发一些产品，有内地背景的求职者更具有优势。
学而思香港的招聘人员亦向财新表示，该机构有不少老师是内地高校毕业，约四成教师持高才签证，来自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内地一流高校。他称，学而思的授课语言包括粤语、英语、普通话，老师入职前也不要求教学经验，机构会提供完善的培训。李悠也表示，如果暂时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他也会尝试去学而思等培训机构应聘。
更多高才在申请签证后，在“既要又要”的驱动下并未放弃内地工作，因此入职门槛较低、工作时间弹性的保险行业成为他们的就业选择。高才们大多拥有不错的经济条件，依靠内地的人脉关系，可以签下一定数量的保单。保险公司与这些高才签约时，也会约定他们两年内要达到一定的保单额，公司才会提供资料帮助他们完成签证续签。
余晓东是第一批申请香港高才的人士，但他一家如今定居在新西兰，主要工作是在香港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带领着一个十多人的高才保险团队。余晓东透露，所在的保险公司要求代理的业绩达到首年保费26万港元，才能维持合约。
余晓东表示，团队的十多名成员或许只有一半能达到续签标准，“现在竞争极其激烈，客户手头也不那么宽裕了，毕竟经济大环境变差，我们团队有个潜在客户最近刚刚被裁员，原本谈好的保险单也没法谈下去了”。
对于这类兼职做保险的高才，入境处助理处长（签证及政策）翁荣桢表示，能否续签要考虑整体因素，“如果有人想当香港是跳板，并不是想来港发展，那就不会获得续签”。换而言之，那些留在内地工作、在港兼职保险代理并且业务不多的申请者，恐怕难获续签。
考虑到高才签证较低的申请门槛和费用，如李悠、周蓉这样激活签证但并未真正移居香港的高才可能不在少数。根据特区政府2023年11月的调查数据，来港半年以上的高才中，有54%找到了工作，月薪中位数约5万港元，10万港元以上的占20%，20万港元以上的占10%，特区政府据此推算，高才通计划可为香港带来每年约340亿港元的直接经济贡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据推算是基于有限的样本量，特区政府向5000位高才发出调查问卷，其中约2000人回复，约1000多人找到工作。
智库机构大湾区香港中心研究总监王缉宪向财新表示，香港老龄化进程加快，叠加疫情期间部分港人移居海外，香港需要更多的生力军。低门槛的高才通计划的确可以吸引很多优秀人才，但他们的专长是否与香港的需求适配，仍需要更长的时间观察。他认为，现在内地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中介散布假消息，谎称只要做出工作证明、地址证明就可以拿到香港身份，“实际上申请人长期在内地工作，根本没有为香港做出贡献，这种案例一旦被发现，必须要严查，才能维护香港的城市口碑”。
找工作难，不少高才把目光转向创业。
从佐敦地铁站出来不到50米有一家新开业的平价餐厅，早上10点多，餐厅的门半开着，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在门口帮忙搬运供应商送来的新鲜食材。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这位长相斯文、亲力亲为的年轻人正是店主——高才杜鑫。
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毕业之后，杜鑫在深圳一家公司负责物联网的供应链管理，包括采购、找代工厂、成品检测等业务。2023年，杜鑫和太太离职后希望一起在外贸领域创业，为此两人在欧洲旅居了一个多月，虽未找到合适机会，但意外发现海外华人对中餐的需求十分旺盛。回国后，杜鑫申请了高才通签证，在考察香港的就业环境后，两人决定先从开餐馆创业做起。
杜鑫此前并没有餐饮行业经验，甚至在家都很少做饭。为此他还特意在深圳参加了两个月的厨师培训班，“一开始是真正的夫妻店，店里菜单上只有四五个菜，全是我自己做，我太太当服务员，一天的营业额大概两三千块”。开业三个多月，这家主打平价的中式小炒餐厅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大约20万至30万港元，雇佣了5个本地员工，扣去月租6万港元以及其他成本，盈利能覆盖夫妻二人在港的日常开销，但他们带来的100万元人民币启动创业资金亦已花得七七八八。
尚海龙表示，香港的“工种”与内地存在显著差异，除了金融业，其他行业如房地产等也面临困难，缺乏能够持续吸纳人才的蓬勃行业，“我们不能仅依赖存量，而是需要通过增量来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新来港人才的创业驱动”。
更多高才结合自己在内地的事业轨迹开拓香港市场。从零开始启动香港商业装修业务，到实现盈亏平衡，张景鸿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来自内地的服务理念和效率优势对香港本地的装修行业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客户上午提出装修意向，我们下午就可以量房、出免费的设计方案、报价，香港的同行走完这套流程可能需要一周时间，设计也需要额外收费”。
今年38岁的张景鸿毕业于南京大学化学专业，是香港开放高才通计划后的第一批申请者。到香港之前，张景鸿在广州拥有一家实验室技术公司，为生物医药实验室提供设计、施工、调试等服务，业务发展稳定。但出于对子女教育和成长环境的考量，张景鸿决定放下内地安稳、富足的生活，“人到中年，想换个活法，到海外拼一把。香港离内地更近，方便照顾老人，文化、语言上也没有障碍，是比英美等地更理想的移居地”。
2023年3月，香港全面恢复与内地的通关后，张景鸿只身一人每周往返香港4—5次，探索如何在香港立足。香港的生物医药行业不如内地发达，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有实验室建造和维护的需求，他感受到更换赛道的必要性。随后，张景鸿想到从实验室建造跨界到商业设计装修，“虽然标准和要求完全不同，但商业装修与实验室建造的流程类似，都是先找到客户、出设计图、找施工队完成建设、后期维护”。
张景鸿从承接中资企业的办公室装修业务起步，整体业务逐步走上正轨。如今，张景鸿的公司在内地和香港共有约10名员工，公司今年的营收相较2023年已增长了3—4倍。
“在国外走了一圈，我明白哪里才是适合自己的。”在电子科技产品行业深耕多年的楼翔林曾经长期在欧洲工作，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一个月，他从乌克兰回国探亲，之后便留在了国内休整，在海内外考察行业机遇。
楼翔林有不少早年“出海”东南亚的朋友已经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定居。“我们考察了周边地区，还是觉得香港从气候、交通、教育、事业发展与内地的联系等方面更胜一筹。”楼翔林说道。他最终选择通过高才计划全家定居在香港。
2023年上半年，楼翔林重新创业，拿下大疆在香港、澳门地区的总代理，目前香港尖沙咀店和澳门店的销售都已经步入稳定期，铜锣湾的新店也即将开业，“过往拓展欧洲市场时，前三至五年都是亏损投入期，涉足大疆业务时，我预计首年保本、次年盈利回息，现今仅第一年便已实现盈利回息，今年的销售业绩也远超我的预期”。
“香港对中小企业扶持比内地做得更好，比如有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EMF）、专项基金（BUD）等资助，可以帮助我们做市场推广、提升科技水平。”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方儒质从事高分子材料行业14年，在浙江有一家工业塑料原材料及功能助剂的生产工厂。2023年拿到高才签证之后，他就在香港成立公司开办业务，“目前这边主要负责市场开发、进出口贸易及技术咨询服务。”方儒质表示，香港资金自由进出，尤其适合做外贸业务，最近他正在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洽谈项目，可能会共同开发特殊的改性高分子塑料和功能助剂材料，未来或将在香港科学园建立公司的研发实验室。
在特区政府看来，香港的人才定位应当比照国际大都市。孙玉菡直言：“纽约和伦敦从来不会提供任何福利或优惠，因为它们给予的是机遇，香港也应如此。”
尽管方儒质一家从杭州的一线江景大平层搬到80多平方米的海景房，他并未觉得生活水平大打折扣，“虽然面积小了，但小区的会所就有网球场、羽毛球场、户外游泳池，这些设施不输于内地豪宅”。在食品安全和饮食多样性方面，方儒质也颇为满意。尽管粤语环境让他偶尔感到有些不便，但他认为近几年随着内地人才涌入，港人对普通话的接受度已经大大提升。
不过，在杜鑫看来，香港并不是一个适合普通打工人移民的城市，“如果你想移居香港，必须拥有一定的资金量”。杜鑫认为，香港在现金使用、语言沟通等方面的便利程度不及内地，饮食、房租等生活成本也明显高于内地，“店里维修电路、搭设架子之类的活儿，我都是自己动手，因为香港的人工太贵了，光是请人上门检查就至少收费500港元”。
让子女逃离“内卷”，是不少高才选择来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的计划中，孩子拿到香港永居之后，“进”可前往英美高校留学，“退”可回到内地参加港澳台联考，更容易考入内地名校。根据特区政府的人才政策，高才的受养人可以以香港本地学生的身份入读附近的公立学校，大部分携家带口的高才都选择让孩子就近入学。
“小朋友的适应能力是最快的，我大女儿基本上三个月就完全融入学校的圈子。”方儒质的两个女儿现在分别在香港读小学和幼儿园。”
张景鸿则为孩子们规划了更加明确的教育路线，目前他的大女儿已经进入香港本地不错的“一条龙”学校就读，“之后还会继续尝试插班，目标是香港百年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张景鸿还为两个女儿在临近香港的珠海报名了马术和绘画兴趣班，他每周末都会带着家人回内地休闲娱乐。
像张景鸿这样有着名校目标的高才家长不在少数，家长们都希望能插班到一流的学校，有些香港学校的等待名单长达数千人。
然而，由于高才大量涌入，政策还引发了不少本地家长对于“考试移居”的担忧和不满，最近一度成为香港热门话题，甚至家长还成立“本地学生大学学额关注组”。关注组表示，有部分“人才”并无意愿来港定居，但他们利用高才通签证首次批准的两年逗留期，让高二、高三年级的子女以受养人的身份成为香港本地学生，之后在内地参加中学文凭试（DSE）考试的培训班，再以自修生的身份参加DSE考试，最后以“本地学生”的身份申请香港高校，直接与香港学子争夺进入大学的名额。
关注组批评称这些考生纯属“考试移居”，与“本地学生”的概念完全不符，要求政府尽快填补政策漏洞。尚海龙表示，据他了解，2024年DSE考试中只有1400名以自修生身份报考的学生，比疫情前的1600多人还要少，“考试移居”并不普遍。
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向财新表示，高才通计划2023年初才开始落地，但2024年的DSE考试需要在2023年7月报名，当时“考试移居”的规模不大，但今年在中介的大规模宣传之下，可预见的考生规模与之前明显不同。
张欣宇认为，高才通计划是希望人才真正来港发展，基于人才家庭团聚的需要，特区政府向他们的子女发出受养人签证，获得等同本地学生的待遇，但如果这些高才以及子女并没有真的来港生活、就读，那么他们也不应该获得本地学生待遇。教育局对此回应称，会考虑重新检视高校在录取学生时所采用的“本地学生”定义。
以政策漏洞挤占本地资源只是一方面，把内地有争议的文化引入香港也引发本地业界反弹。近期，有香港猎头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在协助内地某知名手机品牌在香港做招聘时，发现他们不看年龄35岁以上的求职者，而且仅签两年短期合同，并非香港职场中惯用的永久合同。
在王缉宪看来，14万高才及其家人来到香港，相当于全港2%的人口，他们的到来填补了香港的人才空缺，亦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不过，这些高才融入本地的同时，也可能将一些在内地司空见惯的风气带来香港，“比如，在学术圈里，评项目出现打招呼、走后门的现象，还有求职者主动提出低薪入职、接受全天候待命和加班，银行办业务时给职员送红包”。
法治和自由是香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王缉宪认为，无论是对求职者的年龄歧视，还是无视法治的不良风气，如果由内地人才带到香港，可能会对香港原有的务实高效、诚信透明的行政与商业文化传统造成冲击。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