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高收入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所能获得的教育服务有明显分化趋势
“双减”政策落地三年，减负效果如何？最新研究显示，政策实施以来，中小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参与率和家庭支出显著下降，家庭开始转向校内课后服务。不过，高收入家庭正投入更高成本让孩子继续参加课外培训，其子女所在学校往往也能提供更优质的课后服务，与低收入家庭拉开差距。
研究题为《减负政策的短期效果评估：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分析》，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研究比较了“双减”政策实施前后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和校内服务的参与率及支出状况，其基于2017—2023年四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其中2023年最新一轮调查覆盖2.7万户家庭，其中在校生样本总数为1.4万人。
自2021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公布以来，中小学校外教培机构大规模减少。多省市已经交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成绩单，云南、四川、上海等地中小学学科类培训机构均减少九成以上。
研究印证了上述趋势：对比2017年和2023年的数据，中小学生的校外学科类培训参与率显著下降，从36.1%降至13.5%；同时，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家庭支出在“双减”之后回落，从1777元下降到1350元，而体育、艺术等校外非学科类培训的支出整体略有增长，从633元增加到914元。
不过，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所受影响大有不同。研究发现，从校外学科类培训来看，“双减”主要作用的是中等偏上的收入群体：数据显示，对于收入水平60%—80%区间的家庭，政策使其在校外培训参与率和家庭支出上显著降低；而对收入最高的20%家庭，政策没有显著影响。
该研究认为，尽管校外培训的供给在短期之内大幅下降，但高收入家庭仍旧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获得需要的培训服务。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此前数据，收入最高的5%家庭中有60%为子女购买了校外培训服务，校外培训支出占子女教育支出超过50%。
另据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余晖研究，大批校外培训机构关停和转型的同时，仍有近九成受访家长表示不会放弃子女的校外学科类补习，其中近四成愿意接受一对一家教作为替代。尽管供给端遭到严格封堵，校外培训的需求仍然旺盛。
供不应求，培训需求部分转向地下。北京海淀区某重点初中家长告诉财新记者，孩子每周有两节家教课，费用为每小时一千元。7月底，孩子将赴香港参加为期一周的“名校研学营”，花费过万。通过“一对一家教”“住家老师”等高收费的隐形补习，高收入家庭正在继续巩固子女学业优势，而中等收入家庭难堪其负。
在大幅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同时，教育部正积极推进校内课后服务，要求中小学每周五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两小时，提供答疑辅导、文艺、体育等多元活动，解决家长接送难和托管的经济负担。研究亦显示，校内课后服务从2019年的25.0%增至2023年的30.8%。
但在校内课后服务上，家庭收入的“分水岭”效应同样浮现。
该研究发现，政策之后校内课后服务参与率和支出显著增加的是收入最高的20%家庭，而校外学科类培训显著下降的中上收入家庭则没有显著增加校内课后服务的参与和支出。同样，中低收入家庭也没有明显增加。
研究认为，“双减”后家庭开始转向选择校内课后服务作为校外培训的替代品，但校内课后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收入较高的家庭不仅更有能力购买校外培训服务，其子女所在学校也能提供更多基础性和拓展性的课后服务。
这是否会带来新的分化？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付卫东研究亦提出，城乡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差距明显，或将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与城市学校相比，农村学校获得的地方政府经费支持不足，音乐体育等非学科教师匮乏，场地和设备配备不足。经费、办学条件、人力皆为劣势的情况下，农村学校的课后服务质量在短时间内难以提高。
“建议在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完善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政策、明确学校可以组织开展课后活动范围的基础上，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以及公共财政支持公立学校提供服务的方式，精准地向贫困生提供补助，从而弥合收入不平等带来的教育资源的差距。”由该论文作者魏易、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特任副研究员康乐合作发表的《“双减”政策短期效果评估：基于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的分析》同样提及政策对不同收入群体影响的差异，并作政策呼吁。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