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专业是热门还是天坑，背后门道比你想的复杂
高考成绩揭晓，新阶段的人生考卷才刚刚铺开。填报志愿是基于当下的博弈，也是面向未来的豪赌。高校专业向来“有出有进”，某种程度上，其优化与调整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但长远看，无论是一度火爆的英语、土木工程，还是风头正盛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在追逐热门、享受红利的另一面，也要预备好周期更迭的颠簸。“父母的百般筹谋往往是基于当下揣测未来，这或许会通向某种经验主义的坦途，可如果孩子的自主性长期被忽视和淹没，终归是有问题的.”
“学还没上完，专业就停招了”
2023年8月的最后一晚，新学期伊始，秦岭脚下一家农家乐里，思悦正在和同学们庆生。刚掀开锅盖，热腾腾的铁锅炖鸡香味扑鼻，锅边贴一圈玉米饼，肚皮挺得圆鼓鼓的。正当大快朵颐之际，班级群突然蹦出一条消息——他们就读的专业即将停招。饭桌上，气氛瞬间降至冰点。
思悦就读于中西部一所理工类公办本科院校。虽属“双非”，该校的部分特色专业和重点学科在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领域却颇有些名气。思悦的专业不在其列，她是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21级学生。该专业创立于2008年。
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来说，2008年是有标志意义的一年。那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教育部发布的《2008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称，当年“汉语学习热潮持续高涨，汉语国际传播形成规模。2008年全球开设汉语课的大学有3500所，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韩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将汉语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
据深圳《晶报》彼时的报道，“在国内教外国人汉语，每课时的收费大约在50-100元人民币，即使兼职，每月5000-6000元的收入也可轻松获得，而在外国教授中文的收入更是可观。”同年《北京考试报》评论称，对外汉语专业“就业领域宽广”，“即使不做外教，还可以从事对外交流工作、出国继续深造、考研等，也可到外贸机构、新闻出版以及外资、合资企业从事管理和语言文化传播交流等相关工作。”
在此背景下，对外汉语（注：2013年，国家专业目录中正式将对外汉语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成为那些年的热门专业。可十余年过去，境况已然不同。
“即将入学的2023级将是我们专业招收的最后一届本科生了，大家（2021级）要多帮帮学弟学妹啊！”向思悦他们宣布停招消息的正是该专业的创办者。思悦还记得，那晚教授一连发了好几条朋友圈，皆在感慨人生多有不测风云。
“好不容易高考完，大学才读两年，专业就停招了，”思悦同样难以接受，她忐忑地给班主任发去私信。老师只是无奈地解释，这是学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2022年，该校曾入选本省第二轮国家“双一流”培育高校，但最终未能在全国的角逐中脱颖而出，落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据悉，第一批“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为原有的985、211高校，能够入选第二轮名单的新增高校，或许综合排名不靠前，但必须有亮眼的优势学科。公开信息显示，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新增的35个建设学科中的8个就来自7所新增建设高校。某种程度上，“没有新增一流学科，就无法入选双一流。”
“双一流”建设每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不同身份属性的学校在生均经费等指标上差距悬殊。为了实现属性升级，高校需要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调整专业、学科方向和学术布局。在财政拨款预算紧缩的背景下，高校“必须勒紧腰带过日子”，可能会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那些有望冲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的方向。
思悦所在的系共有7位老师，虽然老师们都很负责，但平日一些专业课仍需靠英语或中文系的老师兼职教学。从这个角度看，决策者因其“专业教学发展上的能力和资源瓶颈”而丢卒保车也不无道理。只是对局中人来说，能力与资源瓶颈并非全然为“因”，也可能是投入不足等多方因素的“果”。
即便作为学生，思悦也能感受到破局的无奈。“学校科研资源一直是向理工类专业倾斜。我们这些专业，师生到外省比赛的各种费用都是自理，奖学金设置的名额也会少很多。没有必要的资源支持，专业要如何做出亮眼的成绩呢？”
就业：专业生存的核心“KPI”
这两年，思悦所在的专业并非学校唯一舍弃的“卒”。2022年，该校的文化信息管理专业已率先被停招。在思悦看来，影响专业存亡的另一个核心“KPI（关键绩效指标）”是就业率。2022年，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列为“红牌专业”（即失业量较大，就业率、薪资和就业满意度综合较低的专业）。
不过，虽被“标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并非过去几年被撤销最多的专业。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3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高校共有925个专业点被撤销，主要是一些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变化需求和就业率过低的专业。在2017-2022年被撤销的专业点中，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服装与服饰设计等5个专业是撤销数量最多的。其中，1990年代末被正式收录到《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居首，2017到2022年间共有110所大学撤销了该专业。
2022年，苏茜从贵州省一所二本师范类院校毕业，她的专业正是公共事业管理。找工作期间，她深刻地感受到此前同学们互相调侃的“天坑专业”并非只是段子。那几个月，学校举办了多场大型联合招聘会。可仅仅两三次后，苏茜便不再参加。
“贵州这边，好工作就那么几类。要么是学校来招老师，基本都要求师范生；本地酒厂也不错，但多半是招化工与制药、食品科学与工程类；还有一些公司招文员，都是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能看得上的岗位限制专业，我们根本报不了；不限专业的，要么公司名看起来就不大靠谱，要么就是工资太低，或者是销售岗……就很尴尬！”
最终，她所在的班六十多人，通过校招入职的仅有三四个，工资待遇都不太理想。因为待业占比较大，当时学校还提供了一部分科研助理的岗位。2009年，金融危机次年，科技部、教育部等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单位吸纳和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鼓励相关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作为研究助理或辅助人员参与研究工作。
据科技部数据，在苏茜毕业的2022年，科研助理岗位就吸纳17.9万人就业，其中15万人为应届高校毕业生。苏茜就有同学申请了这类岗位，月薪两三千元，工作多是些办公室杂务，合同期限最少半年，最多不超过一年。那位同学申请的初衷本是作为考研或考公前的过渡，可这份工作远不如想象中轻松。那年末，同学考研失败，至今仍在考公。
某社交媒体上一个题为“公管人，毕业后都去哪了”的帖子下，点赞最多的留言给出的建议是在校期间辅修法学或者中文相关双学位，凭第二学位考公。
苏茜没能早点看到这个帖子，但殊途同归。放弃求职后，她开始准备跨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以下简称“马理论”）的研究生。这是老师的建议——近年来许多大专职业院校都在招马理论的老师，岗位相对充裕。但次年春天，苏茜考研落榜，未能如愿。和一些研究生朋友聊完后，她放弃了“二战”的念头。考虑到就业趋势，“早占萝卜坑”才是上策，苏茜果断踏上了考编路。
然而，这个听起来似乎专为培养公务员而打造的专业，实际能报的岗位远不如法学和汉语言文学这类文科“招考大户”。明确招考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岗位寥寥无几，该专业的学生往往只能报考限制为管理或公共管理大类的岗位。大类覆盖的专业面更广，竞争也更为惨烈。
毕业快一年，在经历了近10次企事业单位人才引进考试后，苏茜终于上岸了一家市属国企。虽然报考阶段深受专业限制之苦，入职后她的工作内容却是内务兼子公司出纳。此前，她并没有财务方面的知识储备，但单位里没人在乎。专业会被视作“原罪”，恰恰在于招考的专业壁垒更多针对的是“能不能报”，而非“能不能干”。
虽然已经有了国企编制，苏茜并未停止继续考编的努力。不久前，她一位长辈工作的国企倒闭。对方临近退休，处境尴尬。面对宏观的不确定性，苏茜希望能上一个更大更稳的“岸”。她的新目标是省直事业单位，而专业的镣铐依然如影随形。
专业停招之初，思悦最大的忧虑在于，变故是否会影响考研和就业，会不会因此受到歧视？如今一年过去，大四近在眼前。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最对口的就业方向是语言合作中心或孔子学院的志愿者（教师），任期通常为1-3年。浙江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办公室副教授徐丽华等曾在《孔子学院师资供给：现状、困境与变革》中指出，虽然国内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院校很多，但其中只有部分在国外设立了孔子学院。这种错位导致大批本硕毕业生没有顺畅的途径进入汉语国际教育的职业之路。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的土壤受到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影响，孔子学院的转型也正处于从理念到实践的适应期。思悦所在的大学2012年在欧洲设立的一所孔院，已于新冠疫情期间关停。思悦要申请外校的志愿者项目，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即便如愿，任期结束回国后，失去应届生身份的她仍将面临重新找工作的挑战。
因为2024届毕业生就业情况并不好，老师时常提醒他们早做规划。智联招聘5月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截至4月中旬，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47.8%已获得录用，比2023年同期的50.4%略有下降。据思悦了解，学姐学长们有的去了留学机构做宣讲，有的去了教辅机构，再者就是销售或文员，至今仍未落实工作的，则继续汇入新一轮考研或考公大军。
思悦的保底选择是回老家西安找一份语文老师的工作。她了解到，西安市内比较好的初高中普遍只招收硕士及以上学历，本科毕业的她只能瞄准一些位置较偏或成立不久急需扩充师资的学校。她也做好了可能要以“非在编”身份进校的打算，即便这意味着可能随时被裁或外派。与身边大多数同学一样，对于找工作，思悦的心态放得很低，“只要能找份工作就好。”
保系的尝试
思悦曾问过一位相熟的老师，送走最后两届学生，他们将何去何从。老师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可能会被调往学院其他专业，比如英语或汉语言文学，但那些专业的岗位也接近饱和，如果安顿不下，就只能转行政岗或图书管理员。”
面对专业被停招或裁撤，有编制的老师们也同样无措。一位东南省份的高校老师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专业停招或减招不至于让老师直接失业，但会影响切身利益：比如编制数与学生数是挂钩的，职称晋升名额又与编制数挂钩；除非是坐等退休的老教师，否则硕士点停招，则没有学生辅助科研；本科点停招则影响课时收入；公共课资源有限的专业，可能上课都得靠抢。工资低、没发展，就是在变相逼人走。
会议室里，谢林如坐针毡，几日来费力准备的“转型保系”方案竟全无用武之地。从日本博士毕业回国，谢林进入一所“双非”高校任日语系讲师，一心只想静心做学问。可仅仅10年后，他的职业生涯便已岌岌可危。
2023年底，学院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讨论日语专业调整方案。其实，从那年夏天首次收到日语系可能被关停的风声后，“转型保系”的讨论已经在老师们内部进行过多次。
与苏茜、思悦所在的专业类似，日语专业毕业生的就业也不乐观。此前，“双减”政策重击教培行业，企业大幅减员。受国内工资成本上涨、环境法规收紧、美国对华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以及疫情后日本推动供应链回迁战略等因素影响，与日企相关的就业机会在收窄。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在驱动实时语音翻译技术日新月异。
知乎上，一个名为“语言专业真的像网上说的那么没前景吗？”的问题下，一位答主写道：“语言类专业的劝退回答，主要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所学的一身本领没有用武之地的徒劳无功感。”黄杰对此心有戚戚，她是谢林的学生。考虑到就业环境，刚进入大四，黄杰便放弃了找工作，为跨系考研做准备。
在黄杰看来，部分高校取消语言专业算是适应时代选择，仅靠语言吃饭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要想提高职场竞争力，往往需要搭配一些其他的专业技能。转型保系似乎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可该如何转型呢？
谢林的同事们大多主张借鉴主流的“1+X”转型策略，即将语言与本校优势理工专业做加法，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升专业含金量。同事们讨论热烈，谢林的思路却常常跳脱，“语言是人类思考世界的方式，一旦人们只是把语言作为完成某些任务的工具，便只会考量其效率的高低。”可在专业的生死存亡之际，这种思考是奢侈的。
不过，这种“+”真的能力挽狂澜么？谢林持观望态度。如果是将日语和计算机结合，对口出路是赴日从事IT行业。为缓解少子化、老龄化趋势加剧带来的“用工荒”，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将具有“特定技能”的外籍劳动者人数的上限提高至80万人。然而，随着日元贬值、日本工资增长乏力，国内人才赴日工作的热情已大不如前。“对于一个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去日本工作，生活水平很可能还会下降。”
只是对于谢林来说，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已是多余，该校日语系的命运已被写定。如果说2023年底学院层面召开的会议还在争取调整，而非暂停招生，接下来跟校领导的直接沟通则彻底断了老师们的念想。
2023年4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明确到 2025优化调整高校 20% 学科专业布点。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解读称，此次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主要有服务国家战略、瞄准区域需求、强化交叉融合、突出就业导向四大特点。相较过去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一般每十年修订一次，基本专业每五年调整一次，目前专业调整已呈现“数量更多、力度更大、频率更高”的趋势。
学校领导的发言很直白。临近评估，考虑到日语系在专业第一志愿入学率、专四合格率、学生竞赛获奖情况、就业率等各项指标上都处于相对劣势，校方决定停招。停招后，日语老师们的工作将从只培养专业学生变成培养全校学生。
早在2022年，学校已开始面向非日专学生开设日语课程。谢林曾做过关于“为什么选修日语相关课程”的随堂调查。回答大多是“学分规定”，很少是“因为喜欢语言本身或日本文化”。谢林并不意外，但多少有些无奈。从大环境看，据2023年底中日两国联合实施的舆论调查，两国间的民间好感度均在下降。
也有老师会乐观地期待，评估完成后，日语专业还有机会重开。鉴于“幸存者”英语系2024年春招并不理想的现状，谢林觉得已然出局的日语专业能翻盘的希望渺茫。专业停招五年内，如果不能恢复招生，就将正式取消。
同一专业的不同命数
10年前，谢林来到这所理工类大学执教时，他所在城市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推行“师资博后制度”。知乎作者“柳鲱”曾这样解释其来历：“高校想招新老师但暂时没有编制名额，只能暂用博后指标将博士招进来，承担与专任教师相同的工作。”师资博士后既要讲课又要承担科研任务，考核期内达标者方能被聘为讲师。
谢林曾在外校做在职博士后。其间，他每年仍需在本校完成至少300个课时的工作量。这些年的春节，他都是在修改国家社科项目申请书中度过的。可无奈日语专业在本校属于边缘学院的边缘学科，青年教师从学院和学校层面得到的各项支持非常有限。包括他在内的日专教师一直挣扎在平台低、发不出论文、拿不到项目—学术产出低—不被院校重视的恶性循环中。
平时或许还是温水煮青蛙，当变故横生，这种消耗立刻显出其致命性。如今谢林已年近四十，在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却没能“卷”出足以跳槽的资本。
“边缘学院的边缘专业”属于学科调整的重灾区。卢新曾在一所985高校任广告学专业讲师。2019年，该专业停招。在他看来，专业调整确有来自大学层面的“指标任务”，但铡刀落在谁头上，决定因素是多元的，比如“边缘”可能不一定是数据表现边缘，也有复杂的人事关系使然。
卢新先前任教的那所传播学院，每年最多只能拿到一两项新闻传播学类的国家社科项目。这意味着全院十几人申请，只有一两人能中，有时甚至一个名额也没有。申不上国家社科项目，在既有的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与考核制度下，中青年学者的职业地位和发展空间会极为受限。
广告专业停招后，包括他在内的专业教师除了继续服务最后几届学生直到毕业，也会转去给全校学生教授相关的微专业课程。不愿就此蹉跎下去，卢新毅然离开了这所985高校。幸运的是，母校向他投来橄榄枝，他顺利加入一所211高校，该校的专业氛围和发展态势都更好。平台变了，际遇也被改写。在前一所高校，他申请了两年项目都没中，到了新学校立马就拿到一个。“本质上差别能有多大？”卢新反问道。
在他看来，很多985高校办不好应用性文科专业，问题主要出在考评机制上。这类学科的研究更偏应用领域，在985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整个发表体系中并不吃香。然而，受困于“非升即走”（注：如果在规定时间内申请不到足够的项目和基金，青年教师就无法留任），后者只能将精力倾注于项目和论文，没有动力去精进教学、密切与业界的互动，更没心思去做专业计划调整。
“如此一来，上课成了各凭良心。只要期末学生对这门课的评价不至于跌至末位，对评职称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据卢新所知，有些高校广告学的专业课十年来变化很小，内容已经严重老化；有的老师给学生布置的期中作业就单纯是翻译外国文献。“大多数学生是要直面就业市场的，紧贴业界才算是摸到根上，否则就是自娱自乐。顶着985的光环又怎样，用人单位发现不好用，一样毕业即失业。”
2021年，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提到自己曾向中国一所顶尖高校校长指出，虽然该校新生课程要比斯坦福、伯克利、康奈尔大学的难度高，毕业生水平却远不及后者，问题就出在本科教学质量上。霍普克罗夫特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在中国教授过千余名学生，一直在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积极建言。
在2023年的一场论坛上，他再次强调，中国高校非常注重提升国际声望，但衡量国际声望的重要指标应当是本科生的教育质量，而非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数量。在他看来，大学评估体系应分别评估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两个使命，解除教师筹集研究经费和发表论文的压力，让投身人才培养使命的教师能专注于教学和基础研究，可依据教学水平及由同领域国际学者给出学术评价等方式来评估。
近年来，不少高校都开始摸索“教学型教授”的评定路径，逐步提升教学成绩在职称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但“教学型教授评定的机制、规则，依然没有研究型教授那么明晰、刚性”，更普遍的观念是，“大学教学过程具有创新性、实践性、科研性。缺乏科研意识、做不好研究、带不好实践的教师，是教不好大学生的。”
面对变化的行业，评价的“指挥棒”决定着大家应对危机的姿态。“各种会议都在讨论如何进行学科转型，如何重构学术体系……大家都说得头头是道。但说归说，又有多少学院顺利开出了新课、新专业落了地？就算做出来了，又有多少是真的沉下心在做，而非只是更个名，实则换汤不换药，为了踩热点、好招生、拿项目，没有条件也强行开呢？”卢新说。
卢新明显感受到，当高校的评估体系更多元和合理，老师与业界的互动更密切，知识在校园和企业间双向流动，学生才能得到充分锻炼，掌握至少一门核心技术，入职后能立马上手，继而探索更多潜能。基于这一正向循环，高校的专业发展才可能越做越强。
转型的门槛
不过，传统学科想要真正突围，更合理的“指挥棒”只是前提之一。
谢林也构想过，即便落地“日语+计算机”这类复合培养方案，让日语专业得以保留，要打通的难点也很多。比如高校老师需要达到最低课时要求，日语专业的老师原本工作量就不算饱和，很难将课时再出让给其他学院。可转型后，计算机相关的融合课程也不能让日语老师现学现教。一切似乎仍旧无解。
一番推演后，谢林陷入一个沮丧的疑问——纯文科类专业未来能否存续？
“文科其实是相对奢侈的专业，应用性文科因为明确指向某个产业稍好，非应用性文科的直接就业面确实很窄。整体上看，文科在经济上行周期更易得到发展，因为这个阶段企业有相对充足的资源和财力，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中，去吸纳各式人才。相反，越是经济下行，文科就越会被拉出来，作为一种无用的学科而被批判。”卢新表示。
2023年《纽约客》一篇名为“消失的英语专业”的报道论及类似的主题。作者指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人文学科学生的平均占比大约维持在15%，在经济繁荣期上升，在萧条期下降。然而近10年来，这一规律被打破。经济好转时，人文学科的入学人数仍在下降；待市场波动时，下降幅度更为剧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医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大学学位占比的大幅上升。
适者生存，市场在变，专业如何能不变？关键是有没有机会变，又能不能调动和整合资源，促成适应性的改变。如果不能，岗位需求和学生的能力与期望之间长期错配，淘汰便是一种必然。
如今，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已成为推动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认为，这些改革举措呈现出本科教育理念的巨大转变，即由传统的重在培养精通特定学科或技能的“专才”的模式，向以跨学科、跨专业教育培养具备复合知识的“通才”模式转变。
“过去，我们主要培养的是广告策略人才。现在，我们还需要增加培养广告系统设计和搭建方面的人才。后者是既有人才培养计划未能覆盖的。这就迫切要求学院重新搭建专业架构，在广告学下新开一个方向。”中国传媒大学（以下简称“中传”）广告学院副教授吴殿义介绍道。他也是该校计算广告专业建设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2021年，该校广告学院、数据科学与智能媒体学院联合建设的广告学（计算广告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正式启动招生。
开一门新课尚且有挑战，开一个新专业，要攻克的难题更多。
首先是新增专业的可行性论证。这一进程伴随着对专业的定位、来源和目标的不断追问。
“有人问，你们的学生出来是要做什么岗位？如果我们瞄准的是投放优化师这样的具体岗位，开一门课就够了，无法撑起一个四年的培养方案。所以我们也明确了，新体系要求学生将来能理解广告生态、设计广告系统、掌握广告算法及主流广告产品的使用策略。”
“又有人提出，计算广告要围绕‘计算’开课，但又不是要把一个新文科专业变成新工科专业，那边界在哪里？这决定了课程体系应如何展开，案例该如何引入，教材当如何编写……”
针对这些或宏观或琐碎的问题，不同院校的学科基础、特色、方向定位和资源配置不同，答案也各异。对于计算广告这样毕业后可以同时拿到文学和工学学位的专业来说，跨院的教师团队如何组织、资源如何衔接和配合、日常学生管理如何归属等等，都需要在摸索中优化。
“很多文科院系都希望与我们合作成立联合培养的双学位班，但因为我们院的师资并不充裕，目前尚未推进。”魏哲巍介绍说。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教授，负责本科生培养方案的制定。该院教师招募标准对标斯坦福，成立五年来教师人数达到24人，已是人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
“在两个学科方向都已经非常成体系的背景下，开设双学位班意味着两方要共同参与进来，反复推敲和打磨培养方案该如何制定，哪些课是必修课，又应该如何开展，非常耗心力。再者，人工智能本身也是一门变化很快的交叉学科，我们倾向于先把自己的学科做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瓴人工智能学院会面向部分有意向的学院开设一些相关课程，有的学院也会根据自身需要招募一些有人工智能学科背景的老师。
此外，交叉研究的展开也需要磨合。“许多人文社科专业的年轻老师热衷引入新技术，但一个典型问题是两边各说各话，不仅互相听不懂，需求也常常对不上。比如有的学科的需求其实是工程化的，更适合找外部公司来解决，不该由高校老师来做。而我们认为有研究价值的方向，对方也不一定感兴趣。成果分配也是一个问题。”在魏哲巍看来，另一底层矛盾则在于，“很多人文社科学者觉得人工智能技术是在为他们的专业能力做‘+1’，但其实这项技术表现出的更多是‘颠覆’。”
吴殿义本科是计算机专业，硕博修读广告学专业，还有互联网企业工作经历。交叉学科背景让他更易理解跨学科沟通的现实情况，“老师们遇到的共性问题是对相交叉学科的陌生感。不仅文科老师理解工科知识有门槛，工科老师在理解广告场景方面也是如此。” 此外，对于其他想要推进新闻传播领域新文科建设的院校，如果没有专门的计算机相关专业基础，也会有一些现实难题。
除内部的跨院沟通和协同外，一个新专业做不做得起来、能做成什么样，也与院校可获得的外部资源紧密相关。
以计算广告专业为例，要让学生掌握在智能媒体、计算广告中的主流算法，一种方案是让学生实际体验主流广告的运营工具（包括投放平台、业务数据分析系统等）。这种方案的优势在于场景真实。虽然中传与品牌、媒体平台、服务机构等均有持续的项目合作，但这类体验建立在商业流量上，成本较高，难以深入工具底层，且受品牌合规风险影响。为此，中传团队自建了基于虚拟仿真理念的计算广告实践平台，目前已为全国数十所广告院校提供课程支持。
“北京广告产业发达，我们都会困于这些矛盾，许多地方高校距离头部媒体和品牌所在地较远，交流和实践都更为不便。困难大家都有，只是部分学校会更突出。”吴殿义说。
新专业第一届毕业生：
元老，还是小白鼠？
那另一端的学生又如何看待如春笋般涌现的新专业呢？
2021年9月，方可大一入学不久，在与班里的北京同乡聊天时，意外得知其中一位同学的高考成绩比自己低了八十来分。
方可在华北地区一所医科大学就读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公开资料显示，智能医学工程是以现代医学与生物学理论为基础，融合脑认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工程技术的新兴交叉学科，于2017年获批建立。2021年，包括方可学校在内的23所高校首次启动该专业的高考直招。
方可还记得，填报志愿时，招生专业目录中该校的条目下还未收录进这个新开的专业，她是在学校官网查到的信息。因为爱好生物和医药方向，方可对这个专业名一见倾心。没有往年的分数线可参考，她试过拨打学院的电话咨询。彼时咨询量巨大，电话很难拨通。好不容易成功了，“以官网发布内容为准”的答复对她也毫无助益。
北京高招本科志愿填报采用院校专业组方式，本科普通批可填30个志愿。因为信息并不对称，方可以为这个“听上去就挺高大上”的专业分数线会很高，填报时特地将其排位靠前，想冲一冲。结果，一下就被录取了。
与她同被录取到该校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新生有110多人，不少是调剂过来的。开学后不久，因为对新专业了解有限，尤其是对其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有十几名同学申请转到临床医学或者法医等专业。
方可没想过转专业。累是她对这个专业最直观的感受。她对比过一些同层次院校为该专业设立的培养计划，“我们是医科类学校，专业开设的医学基础课程会比那些没有医学部的综合类大学多。此外，计算机软件类课程，也是人有我有，人无我还有。大一大二我们每周的课时数都接近40个小时。现在大三了，期末还要考七八科。”
交叉学科的培养方案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或许是从学生那里得到的反馈太集中，2023届起,该专业的培养方案明显压缩了学时要求，只是调整并不覆盖方可她们这届“元老”。
相比累，方可觉得“元老”们更亟待提振的是对新专业的信心。
因为学校在本地拥有众多直属医院，方可专业的医学基础课程都是由一线临床医师执教。这些医师大都超过40岁，普遍对“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充满困惑。每学期伊始，新任老师首堂课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三年过去，同学们已经被问得麻木了。
“广而不精”是另一类常见质疑。据方可介绍，同样是学习影像学，医学影像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学习超过100个学时，而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只要求约一半的数量。差异体现在学习深度上，“面上都了解，再深入一些就不懂了。”
这一定指向竞争劣势吗？方可不以为然。“比如纯计算机背景的人想从事AI智能医疗行业，需要另外学习医学知识，过程会被拉长。而我们这样具备跨学科积累的人，至少能在不同领域起到桥梁作用，这当然是必要的。”
然而理论上的必要是否能转化为当下的市场需求？对此，方可也缺乏信心。
据她了解，目前班上选择考研的同学，大多会向生物医学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信管等方向跨考。“这并不意味着将过去的辛劳归零。如果跨考成功，本科的交叉背景就会成为研究生阶段的加分项。无论是发论文还是做项目，没人会拒绝知识结构更丰富的人。当然，前提是你能拼得过那些本专业的考生，顺利上岸。”
即将升入大四，方可的计划是考回北京或天津，未来就业能离家更近。只是这样一来，选择有限且竞争激烈。作为一个成立才数年的新专业，有硕士点的院校并不多。方可虽然看好这个方向，但她明白本科毕业很难谋到一个好去处。“要在交叉领域有独树一帜的创新，要求你知识储备足够广和深。学历不够，是很难胜任这种工作的。如此一来，你就只能去基层，而基层当前明确招收交叉专业的岗位还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并无明显势头。”
类似的挑战也摆在吴殿义和他的学生面前。2024年9月起，计算广告专业的首届学生也将直面就业大考。专业建设团队能预计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行业尚未出现对融合性人才的广泛需求，岗位构成并未出现明显改变；或者招聘方对于这一新专业的理解和院校对其的定位存在错位；比如毕业生求职时还是习惯性地选择一些传统岗位，却发现不能完全体现交叉人才的能力和优势；又比如因为招聘方对于新专业的了解不足，导致简历筛选环节就因专业不对口而被刷掉……
2023年7月，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谈及大学生就业问题时曾表示，劳动力市场和大学生的人才供给，要实现有效匹配、又要有效超前。在吴殿义看来，从过去的“相对滞后”到现在的“有效超前”，意味着院校和老师们需要围绕就业展开诸多前置性工作。“我们需要与行业机构更频繁、深入地交流，需要在日常教学、暑期实践、毕设、实习等各阶段调动各种资源帮助学生进入行业，也让行业了解他们……做好这些细碎、具体的工作，促进头几届学生更好就业，待专业与市场的适配度逐步提升，才能建立起良性循环。”
只是身处必然的过渡期，作为学生，会有“小白鼠”的感觉吗？
方可并不否认。不过性格使然，她热衷挑战，“传统方向虽然前路明朗，但也竞争激烈，投入90%，或许只能收获10%；而混沌也意味着蓝海。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影像、制药、医疗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都非常有前景，虽然门槛较高，但风浪越大，鱼越贵。投入10%，却有可能收获90%。”相比忧虑“生不逢时”，她更期待专业崛起后成为元老的未来，“前期可能收益不太好或者会失败，但那又怎么样？只要肯干，就饿不死。”
选择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届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相较二十多年前增加了超10倍。二十多年间，中国高等教育跳过了大众化阶段，直接由精英教育跨越到普及化阶段。
教育部原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介绍，高等教育系统在短期内迅速扩张的现象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较为普遍。作为高等教育的后来者，快速扩张有利于增加技能型人才储备，提高国际竞争力。但长期看，就业问题会逐渐凸显。
在高等教育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增速放缓、教育成本不断上涨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及工资溢价停滞甚至倒退等背景下，对于学生及其家庭来说，“工具理性”至上的价值观正在主导专业的价值排序，教育作为一种投资的“性价比”被愈发看重。同时，由于高校本科招生复杂度的提升，各类信息差的存在使得越来越多家长不惜斥巨资购买志愿填报服务，只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分数，尽可能地“避坑”，求一张可以通往“好就业”、“稳定”、“有钱途”等“理想之境”的门票。
魏哲巍曾听本院参与招生的老师反馈，在招生咨询现场，孩子即便同去，也几乎没有多少话语权，常常是家长在问、家长在听、家长在填，而家长最怕的就是浪费了分数。“比如许多上海考生会报考综合评价（注：综合评价是上海特有的招生批次，有数据显示，复旦、交大等本地名校在沪综评批次招生数占招生总数的80%），如果综评成绩好，家长就不愿意浪费这个分数来北京的高校；有些则优先考虑清华北大，即便这可能意味着孩子会被录取到不那么合适的专业。”
魏哲巍是2004年参加的高考。那代人，填报高考志愿更多是自身兴趣驱动。他的妻子本科专业是药学。父母也曾反对，认为药学毕业后只能去发药、制药，社会地位不如医生，要求其改报临床医学。经过激烈的争执后，父母妥协了。如今，魏哲巍的妻子在一家知名券商担任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
魏哲巍会选择信息数学系，同样源于他对数学和计算机的热爱。“兴趣驱动是全然不同的，即便这个专业暂时不火，你也能沉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要知道当年人工智能‘三巨头’一度连学生都招不到，也是历经蹉跎。美国能在这个领域取得如今的突破，就是因为有一群理想主义者不计代价地为之持续努力。父母的百般筹谋往往是基于当下揣测未来，这或许会通向某种经验主义的坦途，可如果孩子的自主性长期被无视和淹没，终归是有问题的。”
“如果再回到填志愿时，你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么？”采访尾声，这个问题被抛向了黄杰。
她没有犹豫，“高考结束的那个时点，谁又能预料到大学四年会发生什么呢？谁能想到半年后，就暴发了疫情，然后一切都变了。当时的我满怀希望，告诉自己，选择了日语，进入大学就要好好努力。可时代的变化如此迅速，有人赶上了时代的红利，会相对顺利，有人错过了，则走向另一个方向。可孰对孰错，价值评价体系并非只有一种，谁又能对未来的走向足够确信呢？”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