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觉得今年冬天格外冷？如果你这么想，那没有错。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近日确认，入冬以来，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0.6度，是2013年以来第二冷的冬天。虽然这很可能只是正常的气候波动，但也有一种观点猜测这与去年的疫情有关：世界航空业起降班次大幅下跌了75%。“世界碳项目”初步估计，在封锁最严厉的时期，全球碳排放量可能减少了17%，这多多少少对温室效应有所影响。
不要小看这点波动，据估计，自1800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也就只上升了0.8度。气候变动是自然界最活跃、最变化无常的一个要素，并牵动动物、植物、河流、湖泊、降雨、干湿等诸多因素都出现相应变化，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历史地理学者蓝勇曾指出，气温下降1度，粮食将减产10%。
如今人们普遍相信，恐龙的灭绝是由于小行星撞击地球引起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引发的爆炸，而是大量烟尘遮蔽天空之后带来类似“核冬天”的效应，使地球从相当温暖的白垩纪急剧变冷，据推测在数百至数千年间，海洋温度下降了4-8度。生态环境剧变，植物大量死亡，恐龙赖以为生的食物急剧匮乏，这才由此灭绝的。
如果遇到那种规模的气候灾变，人类的命运可能也未必比恐龙好到哪里去，就算不至于灭绝，元气大伤恐怕是难免的。正因此，一位英国气候学家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评论说：“我毫不犹豫地把（气候变化）看作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人类也只是“寄生”在地球薄薄的一层地表之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生存环境的制约（在“靠天吃饭”的古代更是如此），也因此，气候波动一再对历史的走向、社会的变迁施加了难以为人察觉的深远影响。
1、人类历史背后的“无形之手”
气候一直是历史的主角之一。如果不是数万年前冰川时代海平面降低，原始人在当时也没办法通过大陆桥进入到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当然，对人类历史影响更大的，是11000年前第四纪冰期的结束，地球再次变得温暖宜人，食物更为丰富，这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并进而发展出最早的农业文明——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在《世界史前史》中说，“人类从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起源，就在于最初抓住了冰期结束之后的那段温暖湿润的好时机。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并不只是影响食物多少、能养活多少人而已，它也会对人类的社会组织施加压力，促使其变革。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一地的位置、地形、地质构造和气候都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历史。”和辻哲郎在《风土》中认为，热带的气候下，物产丰富，“人们只要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即可怡然自得地生存下去”，但在干旱的沙漠地带，“逆来顺受便意味着死”，所以往往催生出战斗般的生活模式，“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始终是一种对抗性的、战斗性的关系”。
在像印度这样的地方，气候变化极富戏剧性，某一年的季风可能带来大量雨水，下一年却极少，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使得当地农民根本无法提前做出判断，这势必会助长一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哲学。相比起来，在气候相对稳定、有规律的温带，人们就比较容易把握自然规律。
因此，黑格尔曾说：“不冷不热的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当然，在气候变化大、资源不稳定的地方，人类也能生存，但为了适应这种生存条件，人类的社会组织也要发生相应变化。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曾指出，全世界游牧文化流行的地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农业资源（水分、温度）不足，不定期的干旱与突如其来的风雪，资源很不稳定，为此，社会群体必须配合以卓越的移动性来躲避灾害，并随时分裂为更小的群体，化整为零，力图生存下去。
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季风区域内，东南季风的强弱直接影响内陆地带降水量，其剧烈波动便不断造成农牧地理带的进退变化——因为农业在降雨量低于400毫米的地带难以稳定扎根。这个过渡地带极为敏感，中国历史上的农牧文明冲突的许多悲欢、兴衰，“都与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过程相对应”。为了守卫这一脆弱的军事边陲，中国人最终建造起万里长城，这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中国文明形成的初期。根据古气象学的研究，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全球都经历了一个逐渐干旱的时期。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结合考古发现后认为，这个难以察觉的气候波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用，促使华北地区人类族群关系发生巨大转变，北方人群为了适应干旱的气候而逐渐转向全面游牧化，不断趋于移动化、武装化，而南方的农业定居人群也强力保护自身的农业资源，于是最终促成了“华夏”认同的形成及强化。
正如中国历史反复表明的，不同族群都难免有自己适宜生存的生态边界：农业文明在长城以北很难维持，而游牧人群一旦越过长城之后，也常常会被同化。尤其在古代，一旦某个族群适应了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生态，要改变起来是极难的。
这个结论乍看似乎不可思议，但其实不无道理。事实上，即便到了近代，有着更强大科技力量武装的欧洲列强，他们在全球扩张时也还是会受到限制：欧洲白人之所以在北美洲、阿根廷这些地方殖民成功，而在非洲却遭遇失败，公认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前者的气候条件、土壤、生态环境跟他们的老家更为接近，而非洲、印度这些热带地方却是“白人的坟场”。
2、气候助推中国王朝盛衰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气候决定论”，认为这低估了人的因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气候曲线图来解释游牧民族扩张规律，但蒙元史学者萧启庆却幽默地说，如果这能成立的话，那么历史学就该成为气象科学的一支了。但确切地说，尽管我们所理解的“历史”通常都是“人类的历史”，但人类却是在深受气候影响的“舞台”上“演出”的。也因此，有学者戏称气候是“一切帝国中的头号帝国”，因为它不动声色地主宰着所有帝国的命运。中国能发展出全世界最庞大的农业文明，就离不开东亚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相当有利于农业文明，能支撑起巨大的农业社区。然而，正如竺可桢指出的，东亚季风带的雨量多寡变迁，远过于欧洲——欧洲各地雨量平均变率为12.5%，而南京为28%，在黄河流域更为剧烈，因此中国历代旱涝频仍。为了应对这样频繁的大幅波动，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较弱的古人，很自然地就会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才能生存下去，这本身就召唤早熟的政治治理能力。
现代研究发现，约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间，黄河流域的气候发生突变，季风雨带北撤，致使雨水增多，由此导致的植被覆盖率降低又会引起土壤抗侵蚀力减弱，增加水沙含量，从而增加黄河决溢的可能性。这个时间点恰好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吻合，这场洪水促使中国先民自我组织起来，在与洪水的长期抗争中提升治水技术、强化社会组织，大禹治水的成功也可能得益于随后气候的好转，这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建立。当气候发生变化时，就会对不同群体的生活造成扰动，引发族群迁移，或召唤新的社会组织变革来应对一连串的挑战。
秦汉时期的中国仍比今天温暖，海平面约高出2米，但因为干燥，从汉代起，沙尘暴发生的范围开始向东扩展，到元明清时期更是遍及几乎整个华北；与这种气候冷暖干湿变化同步的，则是农业开发活动也随之转移，曾经被中原士人视为“暑湿”、“瘅热”的江南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在最近的五千年里，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暖湿度一个比一个低。对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来说，影响无疑是相当大的，很可能是频繁王朝盛衰背后的推手。
中国亚热带北界是1230年之后才稳定下来的，张丕远在《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中据此断言：“1230年以前，朝代更替速度快、群雄并起、多国割据状态的多发与气候情景的无序性，1230年以后各朝代统治稳固时期相对延长、割据状态的减少与气候系统的相对有序，显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对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较寒冷时期，这为南下游牧民族“五胡乱华”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隋唐时期气候转暖，农业大发展，大一统重现，中国社会再次进入繁荣时期。
但这个温暖期并未维持多久，从中唐就短暂变冷，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又是中国少有的气候高敏感地区，旱灾、蝗灾等各类灾害由此频繁爆发，到唐末迁都，长安的辉煌至此再也无法重现。
北宋在温暖期繁盛一时之后，到末期又遭遇全球性变冷，北半球迎来小冰期。公元1111年，文献上首次记载太湖全部结冰，且冰坚实到足以通车；1102年春、1114年春，竟然连越南都罕见地两次记录到“瑞雪降”。
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记载，1115年“这年冬季霜雪交加，气候如此严寒，以至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没有人记得有过比这更寒冷的冬季”——正是在这一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这个兴起于苦寒地带的帝国在十年内先是灭辽，后又灭亡了北宋王朝。
美国历史学者欧阳泰（Tonio Andrad）相信，明朝的瓦解至少部分可归结为气候变迁带来的一场全球危机。17世纪中叶，世界各地同时发生许多国家崩溃的个案，数目之多，空前绝后。当时气温也“只是”下降了1-2度而已，但“光是这样就足以撼动世界各地的社会”了。在明代晚期的中国，这是1370年以来气温最低、也最干旱的时期，1640年甚至是华北在此前五百年间最干旱的一年。
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最终造成全国人口减少5千万之巨，所受灾害之惨重，在全球首屈一指。
3、“天变”面前，如何选择？
这样说来，可能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人类只能被动地应对气候灾变带来的挑战。的确，布罗代尔曾说过：“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是气候、植物、动物种类、农作物以及整个慢慢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的囚徒。”但确切地说，虽然人们的应对受限于整个环境的制约，但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都有着自己的因应之道，并不仅仅只是被气候所决定的提线木偶。
在东亚季风带，长城南北的人群都面临类似的气候变动，只是能建立定居农业的文明毕竟有积累、变动也没那么极端，这使得中原族群最终采取的方式不是分散化规避风险，而是抱团共度时艰。
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半岛，纬度相当，都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形类型，也同样有着出人意外的多变而严酷的气候，但它们最终的历史道路却迥然不同。
可以说，越是到晚近的时代，气候就越显得像是对人类社会造成冲击的外部因素，具体如何应对，完全可以有种种不一的做法——就像世界各国对新冠疫情也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1815年4月10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坦博拉火山爆发，这是人类有文献记载以来最大、最致命的一次喷发，遮天蔽日的火山灰笼罩整个印尼群岛长达三天，造成11万当地人死亡，之后更引发全球气候突变，即便远在欧洲和北美，1816年也成为“没有夏天的一年”。
现代气候学家在利用历史气候资料和树木年轮等各种方法后，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这次突变具有全球一致性，造成北半球普遍降温，突变后约15年气候不稳定，一直到1830年气候才处于较稳定的冷湿状态，最冷期为1870-1880年，其冬季温度较20世纪低约20摄氏度。
对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清王朝来说，这是一大打击。本来，在1690年代初（康熙中期）之后，气温逐渐变暖，特别是1740-1790年间（乾隆时期）是一个温暖期，年均温比现在高约0.6 ℃，这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相当有利，“康乾盛世”的出现并非偶然。
但1815年后明显降温，这不仅是变冷变湿，还因降雨过多，到1823年经济中心江南出现大水，1823-1834年间的气候剧变沉重打击了粮食生产、棉纺织等经济支柱产业，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加速了清朝的衰亡。
然而在欧洲，这次气候突变却并未造成多大冲击。欧美人当然也感受到了降温，但工业革命并未受影响，不仅如此，1815年正是拿破仑战争结束的一年，在此之后直至1914年，欧洲几乎享受了长达一百年的繁荣富强。
虽然欧洲也面临粮食减产，但却可以通过海外贸易调集粮食输入，整个社会所受影响并不大。可以说，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对中国而言是处在最为不利的力量对比时期。为什么双方的命运如此不同？其间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于，农业生产可能是受气候影响最明显的一项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清王朝受这次气候灾变的打击要比英国这样的工业文明沉重得多了。
但另一个因素在于：随着此前累积起来的生态压力，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英国人要脆弱得多。特别是当时的北方，水旱灾害变得比以前更为频繁，由于社会本身已接近环境所能承载的能力，短期的气候变化这才变成了一种关系到存亡的重要因素。
如今，地球人口已逼近80亿，生态环境越发脆弱，我们的处境或许更接近两百年前的中国人。《洪水、饥馑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一书中说：“无论人口过多、全球变暖、或是气候迅速变迁，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摧毁我们的文明；但加起来就可以。”这正是为什么气候灾变如此备受世人瞩目。不过，这一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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