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花钱让人监督自己，有人因此月入四万

 

​​今年暑假，研究生蔡虹支付约300元，请来陌生人监督自己写论文。

 

每天睡前，她会把隔天的学习计划发给监督员。早上按照计划时间进入线上会议室，就此开启被监督的一天。当天晚上，再向监督员汇报论文进展，结束被监督的一天。如此往复。

 

在那间线上会议室，二三十个窗口里的画面大同小异，有人敲打着键盘，也有人翻动着书籍。聚在一起的人们埋头做着自己的事，没有人说话。他们的目标不一定相同，但和蔡虹一样，都购入了监督服务。

 

 

 

在社交平台上，有大量提供监督服务的人，收费从每月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监督规则很简单，利用文字、视频或打卡方式，追踪客户的任务完成情况，并适时提醒、催促。根据客户需求，一些团队还提供不同风格的监督员，如温柔的、严厉的，还可能提供起床叫醒服务，以及更私人化的聊天督促。

 

花钱找监督的年轻人并不罕见。在面对学习、工作、作息、锻炼等需要自律的场合，部分年轻人“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们不再单打独斗，转而选择花钱找人监督自己。

 

 

 

 01

​承载“希望”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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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50分，闹铃在床头震动个不停。李希米困得睁不开眼，却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睡。因为很快，一条会议室邀请链接就会准时躺在聊天框里。

 

发来信息的人，是李希米特意花钱找来监督自己的监督员。比起机械的震动和响声，监督员的消息会透过屏幕，更让她感到真实。

 

这项监督服务带有“惩罚”。若她迟到超过五分钟没进会议室，会被监督员的电话催促，迟到多了，还会被退费“开除”。光是想象这些就让她倍感压力。她从床上弹起来，快速洗漱后，草草吃过早餐，就进入会议室。

 

只有李希米和监督员在会议室里。她打开摄像头，露出手部和学习工具，比如书本、键盘等，同时点击共享屏幕。中途，若屏幕切出学习画面，或打开手机，监督员会发信息询问情况。

 

不知不觉，这样的监督持续了三个月。

 

李希米与监督员的聊天截图 / 受访者供图

 

 

两年前，李希米为了备考第一次付费找监督服务。因为是一对一的视频监督，按每小时5元收费。她回忆，彼时一天大概学习十二个小时，盘算下来，近一个月的线上监督就花费接近两千元。

 

这笔帐算不上便宜，与离她家最近的线下自习室的价格相差无几。足不出户创造的学习氛围，“相当于付费给自己找了一个线上自习室”。不仅省去了通勤时间，还提高了学习效率。

 

李希米曾尝试改变外部环境提高效率。曾有一次，她奔去图书馆学习，最终在学习氛围场浓厚的场所里睡得香甜。旁桌的人忍不住给她塞了包咖啡，让她羞愤不已。

 

如今，25岁的李希米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不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带来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却也进一步削弱了她的工作效率。

 

她自称“拖延症和完美主义的重度患者”。拖延症状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演愈烈，在家坐不住，不是打游戏，就是躺着。创作类的工作性质需要她专注且进行高强度的头脑风暴。但等她磨蹭着坐下准备工作时，精力早已耗尽。

 

 

工作总是积压到最后一刻，赶出来的作品又不尽如人意。她不想看到那些“差劲的作品”，于是迟迟不愿开工。逃避心理将她困在没完没了的负反馈里。时间被日复一日的懒散分解。今年6月，她不得不再次“买监督”把自己拉回桌前。

 

“我需要别人管着我。”蔡虹说。她同样寄希望于外力约束自己。

 

事实上，蔡虹的研究生生活是有计划的。在学校里，她总能按部就班地推进任务。可一旦假期回到家，舒适的环境仿佛一剂催化剂，成倍放大原本微弱的拖延。即使她提前拟定了一份论文写作计划，回到家十来天，却没有完成哪怕一篇。

 

焦虑席卷而来。一旦认为开始行动的时间“晚了”，她就更无法做出行动。结果就是越焦虑越拖延，越拖延越焦虑。她因此付费购入监督服务。

 

 

很多时候，付费者知道监督员并不会实时盯着自己。但藏在“暗处”的监督员总能让他们产生时刻被监督着的心理。

 

每当蔡虹关掉摄像头娱乐时，监督员的提醒总能适时到来，“像是有一双眼睛时不时在盯着”。这种监督并非强硬的压迫，而是轻微的推拉。其中隐含的压力意外地让她的效率变高。

 

被困住的焦虑一点点消散。那两个月里，她每天记录自己的学习时间。量化的数据和挪动的任务进度条，转化为正向反馈，牵引着她行动。她甚至能在被填满的时间表中抽出时间去健身房运动。

 

返校后，蔡虹瘦了几斤。规律作息之外，假期完成的论文多数超过90分。回想起来，她不禁感叹自己度过了一个“很自律、很完美”的暑假。

 

 

 

 02

​参差不齐的监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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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监督过程中获得良好体验。去年至今，网格员崔袅袅陆陆续续找过几位监督搭子和付费监督员，“都是刚开始几天会监督，后面敷衍了事”。

 

去年年底，崔袅袅为自考本科而购买了文字监督服务，90元/月，先支付三分之一。按照计划，她会在早上7点醒来，睁眼便能接收到对方提醒起床的消息。同时，对方会在当天提醒她学习并问取任务完成进度。

 

结果只有头两天起床能收到监督员的提醒。对方是一名大学生，以“宿舍不能定闹钟，醒不来”为由推脱。没几天，对方就不再提醒崔袅袅告知任务进度，问到便说自己有事忘了。再到后来，崔袅袅给对方发的消息都不再有回音。

 

监督仅在第一周“有点效果”。崔袅袅自己咬牙坚持了一个月，后因年底工作太忙，学习任务越堆越多，就“不想学了”。考试以失败告终。

 

监督服务的种类 / 受访者供图‍

 

 

可能是知道效果不佳，那位监督员也没找崔袅袅要剩下的费用。虽然没有太大金钱损失，但她仍觉得“心里不好受”。

 

这种现象并不罕见。在社交平台上，不乏“付费买监督是智商税”的观点。也有人花钱找人监督，反倒是自己成了监督方，督促对方来监督自己。

 

谁都可以成为监督员。不少人自行在社交平台接单，随意发布一个帖子，或在有监督需求的帖子下留言，“看对眼”了便能达成监督关系。想要加入监督团队的人，简单文字回复几个问题，也就能成为团队一员。

 

“这个行业门槛太低，导致行业内的很多服务不规范。”30岁的监督员欧雯表示，部分监督员不负责，没几天就消失不见、把人拉黑，“客户没有办法去售后、维护自己的权益，钱、时间、精力都得不到保障”。

 

 

 

8年前，欧雯为考研苦战时，无意发现并购买了监督服务，费用大概在150元/周。对方是一位有着两三年监督经验的学长，负责任、经验丰富，总能巧妙化解她在备考期间的困惑和负面情绪。监督持续了约两个月。

 

后来，欧雯上岸复旦大学。那是她人生的一次“跨越”，从一所“双非”院校到“985”院校。她认为，这背后有自己的努力，也有“监督”带来的改变。大四毕业后，她应聘成为监督员，并在几个月后，自行开了一家网店提供监督服务。

 

她的网店营业至今，并于今年成立了实体公司。起初三五人的团队，招聘过上千名监督员，至今仍活跃着的监督员约有200人。

 

这些监督员需要达到欧雯设置的准入门槛。比如，毫无经验的新手“学历至少在211以上”，监督经验丰富者可以不看学历，提供过往的监督聊天截图。同时，监督员得耐心细致，有责任心、同理心和正常的沟通表达能力。

 

填写自我介绍信息后，欧雯通常会让对方提供证明材料，如证书、毕业证或学生证。她还制定了监督员“工作方法”，并创建了群组，供监督员们分享交流经验。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靠谱”的监督员潜藏其中。曾经，有监督员在监督过程中用言语骚扰客户，被团队发现后开除。据她了解，那人不仅是她店里的监督员，还是某个监督店的老板，“喜欢用（言语）擦边来留住客户”。

 

这些年来，找上门的客户需求各异。有的为了考研、考公，也有上班族为解决拖延或寻求陪伴，还有初中生的父母希望有人能监督孩子完成学业。而这些需求往往也是阶段性的。

 

“作为商家，我肯定不会劝客户自己养成自律习惯，因为他们依赖监督服务我才能赚钱。但也不会说让监督员刻意地去让对方依赖自己。”她强调，团队不提供情感服务，也不鼓励这种行为。

 

 

 

市面上的监督服务店铺层出不穷。“有的店铺可能管理不太规范，单也不多，只要能留住客户，就不会管监督员的行为是否合理、道德。”欧雯说。

 

南风窗记者在某一店铺购买了服务。监督沟通是在含有客服、监督员的三人小群里进行。正式监督开始前，客服私下发来消息提示，“别私加或私自与监督员有财务交易。因为每个监督员的素质和背景参差不齐，随时都可能辞职。”

 

 

 

03

​是责任，也是消耗
 

 

有的监督员宛如“人形闹钟”，到点了喊两句。欧雯认为，监督团队要想长久走下去，这远远不够。

 

在她看来，好的监督员必须敏感，能从客户的语气和行为中判断对方的情绪波动，及时调整监督的方式。最难的并不是提醒客户完成任务，而是如何在监督中敏锐捕捉到对方的情绪，又保持“适度”的距离。

 

监督别人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消耗。有时，客户需要的不仅是行动上的支持，更是情绪上的陪伴。遇上客户吐诉学习上的困难与负面情绪时，监督员往往只能接住。

 

“监督是纯服务业，”欧雯说。“全天都要追踪、关心一个人的动态，这本身就是比较繁重的劳动。”监督员需要将客户的需求置于首位，而忍受自身需求隐身而带来的痛苦。

 

然而，这又是“一份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工作”。

 

监督员是一份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工作 /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据欧雯所知，有人全职做监督工作，包揽监督、运营、获客等事项，“最高一个月能有三四万”。但这是少数。

 

监督员的收入通常与任务复杂度、接单数量挂钩。而每一个订单的监督收入不仅要给监督员，还需要分给运营、客服等。

 

欧雯的团队里薪酬最高的监督员大概“月收入两三千”。她说，“如果一周监督一个最普通、最标准的任务的话，一周就那十几二十块，一个月不到100块。”

 

有时，监督员光接单还不够，还得避免客户的投诉和差评。

 

另一提高监督服务的店铺负责人告诉南风窗，订单费用的50%为监督员的薪资。团队根据监督员情况排派单，“若有续再提8%，如果首单续单都有好评，各提5%”。但“如果出现客户差评，或是客户反映监督强度、监督员服务态度问题，前者工资全扣，后者扣30%工资”。

 

 

 

目前，欧雯管理的监督团队中，大学生占80%。10%的人处于考公、考研或找工作的待业阶段，剩下10%是工作时间较为固定的职场人士。大多数人都为兼职，正如欧雯的主业是在体制内的智库。

 

团队壮大后，欧雯的角色从一线监督转变为平台运营。她搭建了一个“监督员信息库”，记录着每位监督员的教育背景和业绩情况。每次接单后，店铺客服会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匹配监督员，如具体的监督内容，需要什么风格、技能的监督员。

 

她希望将监督服务标准化、规模化。她介绍，团队目前正在开发一款监督小程序，后续将会要求应聘的监督员实名制登陆。

 

未来，每位监督员的技能标签会同步显现在平台上。他们可以更个性化的提供监督服务，并针对不同服务自行定价。客户也能在线选择监督员，并进行一对一的视频监督。

 

很多时候，监督员在监督别人的过程中，同样也在监督自己。这也要求监督员有一定的自律能力。在欧雯眼里，“监督员跟被监督者是一种双向奔赴的关系。”

 

 

 

04

​“自救”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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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欧雯发现监督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一天会有四五十号人来咨询。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蔡虹在疫情期间第一次接触监督服务。居家隔离让许多人失去了外界环境的约束，“监督”更成了部分人重新找回秩序的工具。“我觉得自己迫切地需要被一个人监管。似乎不在一个约束力很强的环境下，我就无法约束自己做想做的事情。”她说。

 

从小学到高中，她遵循一套高度规则化的学习模式，时间被外界安排得紧紧有条。一旦脱离这种环境，她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自我管理能力，反倒陷入了“空心”状态。“高压的教育影响之后，发现自己只能基于他律的力量来管理自己。”蔡虹说。

 

“线上自习室也好，这种监督也好，其实是高强度社会竞争下的产物。”李希米说。社会资源的稀缺，导致“大家都在卷，（我）也只能被迫跟着一起卷”。在她看来，监督服务并不能解决系统性问题，但能缓解学习、提升自我这类事项本身带来的压力。

 

 

 

欧雯认为，现代社会中，年轻人面对的竞争不再是简单付出与收获的对等，“而是要竭尽全力参与竞争，才能得到部分想要的收获”。这种高强度竞争与压力渗透到就业、升学及生活多个方面，“驱使着每一个人总是在‘挤’”——挤时间、挤资源、挤机会。长时间的高压生活让人想要夺回生活的自主权，却发现自身力量不足。

 

于是，监督服务成为一种“自救”尝试。“内核不稳定”的年轻人若失去了外力约束，自律系统容易崩塌。而监督服务成为一种“替代性内核”，通过“外化的纪律”，帮助个体屏蔽干扰，重新专注于目标。

 

这种有效的“他律”往往来自陌生人。在蔡虹看来，监督关系之所以成立，取决于监督者比被监督者更有权威性。她“需要在心中构想一个权威的形象，付诸到实体上”。在监督关系中，监督员便是她构想出的权威形象。

 

但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欧雯说，“在监督的过程中，完不成计划、不回消息，答应了但是做不到的人，才是常态。”有时，被监督者会突然退出群聊、不接电话甚至拉黑监督员。

 

 

 

欧雯理解这种情况。“如果本身情绪稳定、内核稳定，行为又很自律的人，为什么要来花这个钱？”对此，她规定了48小时的失联处理方案，包括持续联系、客服跟进、退单流程。

 

即便如此，另一名监督员林源依旧认为，“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都是一时兴起，坚持不了多久。”

 

“网上监督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不合适的，效果极其低下，甚至（可能产生）负面效果。”在他看来，网上监督能做的事少之又少，“许多人对自己没有明确的计划，很多原因是因为事情多，不确定因素多，导致许多时候并不能很好地执行，监督者也不好进行监督。”

 

他表示，网上监督适用于可以接受全程视频监督或突击检查的人，以及独自一人时会偷懒，但在有监督的情况下有行动力，学习态度好，尊重监督员，并能严格执行计划或惩罚的人。

 

 

 

蔡虹知道，“付费监督本质是起一个框架作用。”尽管监督服务确实帮助了她，但“（框架内的）具体内容还是需要自己去填补”。

 

在监督过程中，她要做的，是通过“外部框架”创造、维系内部动力。毕竟监督从来只是一种“辅助”，而非“搀扶”。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文转自于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