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2岁女性身上，看到年轻人梦想拥有的生命力

 

“现在我已经老了，我可以想怎么跳怎么跳，爱怎么跳怎么跳。”

 

 

92岁，29岁

 

余金巧不会发“圆”这个音。

 

“wanwan？yenyen？”

 

杨圆圆俯下身，凑到轮椅上的余金巧耳边，一字一字重复：“圆、圆。”

 

“yuan、yuan。”余金巧又尝试了一次，表示放弃，“算了，我还是叫你Luka吧。”余金巧一生中会的中文不多，几个名字，比如Yee Kim Kao（余金巧），几个地名，比如Ate Hoy Jing（荻海镇，她已不存在的故乡名字），还有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类的幼儿水平粤语。

 

绝大多数时候她讲英文，被称为柯比·余（Coby Yee），是1926年出生在俄亥俄州哥伦布的移民二代。柯比的父亲是个“纸生仔”，20世纪初从中国广东到美国俄亥俄州投奔兄弟时，恰逢《排华法案》被永久化，限制中国人入境。但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大火烧毁了移民档案，一些华裔便购买、伪造资料，以当地人子女的身份落脚美国，都是“纸生仔”。

 

柯比出生后，美国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扩大到了所有阶层，乃至所有亚裔。他们不得不与主流社会隔离，仅在唐人街内生活。柯比家开杂货铺、洗衣店，洗衣店后面隐藏着一家小赌场。很小的时候柯比就发现了自己不想一辈子洗衣熨衣，她喜欢跳舞，于是央求父母把她送到舞蹈学校。后来，这个长得娇俏可爱、笑起来会露出两颗兔牙的华人女孩，成了报纸上所说的“最敢跳的中国娃娃”“华人吉普赛玫瑰”。

 

 

她的才华、年轻又黄金的岁月后来都与舞蹈、夜总会连结在一起。她和家人买下唐人街上那家著名的夜总会“紫禁城”，成了它的最后一任老板，一直开到唐人街上所有夜总会余光散尽。这些外人听来像是传奇的事情，柯比自己很少讲起。

 

她一生中只来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探亲，第二次就是碰到杨圆圆之后。2018年，29岁的杨圆圆拿起摄像机，想做20世纪海外演艺界中的华人女性课题研究。

 

杨圆圆出生于北京，在她作为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中，一直对移民感兴趣。直接原因是18岁出国留学时走进的唐人街中餐馆，“既保留了传统民俗和乡愁，也吸收了海外的文化碎片，呈现出一种既不在这儿、也不在那儿的中间状态，很吸引我。”她曾这样说。而更隐含的动机则来自她的成长感受、不断变动的北京，以及工作后在不同城市生活，她说：“这个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流动的时代。我们好像在说上个世纪的移民故事，但其实能映照出这个时代很多人的相似感受。”

 

她在波兰的二手市场淘到一摞乌克兰少女的老照片，从历史出发进入当下，做出了《在克拉科夫的10日》；花两年时间、写三个剧本、搭七幕剧，做了《大连幻景》；以日本遗孤、大连作家以及华人华侨为对象，讨论“何为故乡”。她擅长使用多种媒介，搭建似真似幻的场景。2018年，杨圆圆来到了柯比面前，这次她想拍一部纪录片。

 

从那时候开始，29岁的杨圆圆以导演的身份，拍下了92岁的柯比，以及更多的华裔女舞者。她们大多独身，已经七八十岁，还在花枝招展地满世界巡演。

 

杨圆圆很早就给电影取好了名字，《女人世界》，并终于在2024年11月上映。电影中有关于种族身份、移民记忆、衰老和爱情的诸多面向，在这六年里，镜头内外的人都经历了很多生老病死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互相关心、支持，出于喜爱而聚集在一起，这些与回报无关，甚至与自我成就都没有关系，只是一趟旅程。

 

 

 

废纸堆里的移民历史

 

2018年，杨圆圆刚开始做20世纪海外演艺界中的华人女性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演员黄柳霜。

 

作为20世纪早期好莱坞难得一见的华人面孔，表演一方面使黄柳霜在被歧视的日常生活中寻得一处幽静的庇护所，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在电影中扮演女奴、情人或者必然走向死亡的小角色。她后来出走欧洲，反对好莱坞的种族歧视，并试图改善她的祖国形象，一直处于夹缝中，直到去世后几十年才重新被视作先锋又勇敢的女性形象。

 

杨圆圆想，肯定不止一个“黄柳霜”。

 

接着她果然又发现了导演伍锦霞，并疯狂地迷恋上了她。穿男装、拍电影的伍锦霞与黄柳霜生活在同一时期，在西方，她被称为“好莱坞唯一的华裔女导演”。但她拍过的11部电影只留下了两部，其余全部遗失。如果不是另一位电影人偶然在旧金山机场附近的垃圾回收点发现了她的六百余张照片和剧照，导演伍锦霞也差点遗失，“连最勤奋的女性主义史学家和中国通的雷达”都无法侦测到她。

 

在伍锦霞那些遗失的电影中，包括世界上第一部全部由女性出演的电影，讲述了36位女性共同居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的故事，电影名为《女人世界》。

 

杨圆圆一度想重构《女人世界》，以她擅长的档案、影像、装置结合的方式，半虚构半真实地做一场展览。于是她沿着伍锦霞的轨迹，在唐人街走访粤剧戏台、电影片场和夜总会。其中盛极一时的夜总会和风情舞者让她又想到了黄柳霜，她们都会被称为“龙女”“蝴蝶夫人”，都会被作为奇观或者白人的消遣物，而且，都长时间地未曾被看见。

 

她继续推进唐人街夜总会的研究，但资料少得可怜。最为详尽的，一个是1989年上映的以口述为主的纪录片《紫禁城，美利坚》，另一个是2009年出版的由美国漫画家特丽娜·罗宾斯（Trina Robbins）编纂的口述史《紫禁城：华人夜总会的黄金时代》。

 

后来杨圆圆才知道，作为紫禁城夜总会的明星舞者和老板娘，本来柯比·余是可能出现在《紫禁城，美利坚》的，但她拒绝了出镜，很长时间里她都不愿意谈论自己的风情舞生涯。“柯比一直觉得这有什么好聊的，当时无非是一些辛苦的差事，一帮人跑来看华人女孩跳舞，因为他们从没见过。她对这个事其实心有反感。但是另一方面，对柯比来说，她确实是爱跳舞，那是她当时唯一的选择。”

 

 

起初，十多岁的柯比只跳踢踏舞，作为华人餐厅的助兴节目。那些餐厅往往有着东方风情的名字，上海俱乐部、成吉思汗、大观天台、皇宫酒家、紫禁城。柯比叔叔在华盛顿唐人街的餐馆就叫“皇宫酒家”。在那里跳舞的时候，她被一位经纪人看中，并邀请她去夜总会跳舞，当然不再是踢踏舞，而是风情舞。为了迎合游览者的趣味，她们要露出肩膀、大腿，扭动身体。

 

柯比说，不行，那样我会感冒的。所有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好女孩该做的事，女孩及她们的父母会因此被指责。但由于一周1000美金的巨额薪酬，柯比去了。沉默的父亲为她做了便携衣架，擅长缝纫的母亲为她设计了第一套改良演出服——最外面是中式夹克，然后是摩洛哥式长袍，最里面是一条可以秀出大腿的桑巴裙。

 

这后来成了柯比最重要的方式，如果一定要脱掉几件衣服的话，干脆把衣服当作舞蹈的一部分，把自己的表演当作一场时装秀。而她设计的衣服，除了永远有一个中式立领——这是她努力保留的传统——其他则杂糅了各地风情，多元又先锋，她的舞蹈亦是。

 

杨圆圆拍到的柯比，大多数时候都像只快乐的小鸟，跳舞、缝纫、玩单机的蜘蛛纸牌。只有两处流露出了不同神色。一次是翻看家里的老相册和剪报，她念了几句新闻内容，然后合上泛黄的相册，说，这些大概都是我想忘记的事情吧。另一次则是讲到1960年代末白人脱衣舞兴起，唐人街上的夜总会失去竞争力，相继关张，画外音有人问，华人为什么不跳脱衣舞？柯比忽然正色道——no，继而沉默。

 

在杨圆圆看来，在1970年关掉紫禁城夜总会，对柯比来说也许是一次解脱。她可以继续设计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脱掉它们，她可以继续跳舞，并且获得了某种自由，“现在我已经老了，我可以想怎么跳怎么跳，爱怎么跳怎么跳。”

 

柯比出现在了特丽娜·罗宾斯的书里。特丽娜也是个爱跳舞的老太太，她是参加了一个华裔舞者的踢踏舞班，跟着柯比跳了五六年，才知道她曾是风靡旧金山唐人街夜总会的舞者，为她着迷。

 

在那本书的最后一章，还介绍了“都板街舞团”，创始人方美仙（Cynthia Yee）和周笑月（Patricia Chin）年轻时同样在唐人街夜总会跳风情舞。方美仙敢想敢做，2004年，为了鼓励丧偶的好友周笑月，她们成立舞团，团里尽是些七八十岁的人，有些人甚至从没跳过舞，步入老年却跳起了风情舞。最令杨圆圆振奋的是，都板街舞团至今还活跃着。

 

在赶去拉斯维加斯参加朋友婚礼时，杨圆圆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方美仙，给她发消息，说想采访她们。方美仙说，可是她们不在旧金山，舞团马上要去拉斯维加斯表演，也许要等两天。“我说我正在等一班去拉斯维加斯的飞机，于是我们直接在拉斯维加斯见面了。”在那里，杨圆圆第一次见到了柯比。

 

 

 

 

消失又出现的时间

 

“她的衣服是粤剧式、韩式、墨西哥式，还有拉丁美洲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杨圆圆说，她看着彩排舞台上的柯比，脑海里一下子出现了金敏的《千年女优》。方美仙告诉杨圆圆，柯比已经92岁了。

 

但她的双腿很细，身材不错，在台上不停地转着圈，像只蝴蝶。

 

见完第一面后，杨圆圆也迷上了柯比。她跟在柯比后面问个不停，又约了第二次见面，在柯比家所在的社区接待室，聊了好几个小时。第三次，她按着柯比发给她的充满错误的大小写的邮件找到了柯比家，一个满是照片、衣服、剪贴画的色彩奇异又琳琅满目的家。

 

柯比的女儿余素明说母亲一向注重隐私，为什么在92岁忽然向陌生人敞开心扉，她无法解释。柯比则说，她是被杨圆圆的真挚和勇气打动了。第二次见面的时候，聊到后来，柯比拿起自己的手机开始拍杨圆圆：“轮到我来采访你了，讲讲你在拍的这部电影吧，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跟柯比相处时，杨圆圆常常会感到时间模糊，“年轻人忘了老人是老人，老人忘了年轻人是年轻人。”柯比在讲述过往时会脱口而出“圆圆你还记得吗”，然后若无其事地开始讲几十年前的故事，好像那是她们一同经历过的。

 

不过没多久，她们真的一起出发去“巡演”了。

 

起因是方美仙知道杨圆圆去过古巴，在古巴的哈瓦那唐人街见到过两位八十多岁的粤剧演员。哈瓦那曾经很繁华，她们曾经红遍唐人街。方美仙不假思索地问，能不能带她们去看看。杨圆圆也不假思索：“认真的吗？可以啊。”

 

杨圆圆带着16个老人浩浩荡荡到了古巴，并为此策划了一场名为“交错剧场”的演出，在已经改为武术学校的破败舞台上开演。一切都很不顺利，签证资料出问题、演出当天突然下大雨，但让远隔千里的旧金山风情舞舞者与古巴粤剧演员见了面，讲上几句母语，杨圆圆意识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在当今加速分裂的世界版图之上，我希望可以建立一座跨越国境、代际与文化边界的桥梁。”2019年，受外滩美术馆的邀请，“交错剧场”来到上海，于是一行人又浩浩荡荡来了中国，一连演出三场。

 

 

 

杨圆圆后来半开玩笑地说自己的片子是“歌舞公路片”，她14岁的时候喜欢上摇滚乐，“那个核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就是生命力和反叛，我跟奶奶们开玩笑，说你们是rock stars on the road（摇滚巨星在路上），然后王小绿（杨圆圆做乐队主唱时认识的朋友，也是《女人世界》制片人之一）就，摇滚不死。”她笑起来。

 

不过时间是必然存在的，以沉重的呼吸声，或者以轮椅的方式。2018年的那趟中国之旅，柯比开始不太能走楼梯。在进故宫游览之前，柯比因为疲累而不得不坐轮椅，这在杨圆圆的印象中很少见。也是在那里，杨圆圆俯身教柯比念了自己的名字，圆、圆。

 

杨圆圆说她永远记得一个场景。有一天，他们在酒店大堂，柯比的伴侣斯蒂芬兴奋地拿着DV到处拍，把柯比一人丢在了原地。为了安抚柯比，杨圆圆过去搂了搂她的肩膀。

 

“她的皮肤是很松很软的，非常fragile（脆弱）的，不是心灵的脆弱，而是一个东西的脆弱，怕不小心一碰就把它碰碎了。”杨圆圆说，“她跳舞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不忍心，我就觉得，咱别跳了。柯比说，不行，I do it.而且要做就要做到完美，工作狂，天蝎座，多可怕啊。但你知道吗，她快乐，我觉得这更重要。”

 

在古巴的时候，杨圆圆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但柯比总说，我们出去感受一下音乐吧。斯蒂芬跟腔：我要跳舞，圆圆，一起出去跳舞吧。于是杨圆圆又拉上摄影师卡洛，四个人在夜晚的古巴穿行。

 

他们去过年轻人聚集的迪厅，也去过更复古的俱乐部。“他们俩走到哪儿大家都喜欢他们。”杨圆圆听斯蒂芬讲过他和柯比坐游轮的经历，每晚舞池中最闪亮的时刻就是他们穿着情侣装登场，尽情跳舞，“在古巴我们还去过那个最有名的Tropicana Club（热带赌场），我们是买票看秀的，最后人家说台下观众有谁愿意上台，柯比第一个举手，然后她就成了台上明星。”

 

2020年8月，拉斯维加斯艳舞大会要给93岁的柯比颁发终身成就奖。她没去成，但为了这次获奖，她和斯蒂芬在家门前的狭窄空地上跳了一段舞，穿着红色的情侣服。过了一周，杨圆圆接到斯蒂芬的电话，他说柯比晕倒了，事情可能有点严重。两天后，柯比去世。

 

又过了一周，杨圆圆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余素明时，余素明的回答意味深长，就像她把一向注重隐私的母亲对杨圆圆敞开心扉看作缘分，这一次她看作轮回。她说，圆圆，你的女儿可能一出生就会跳舞吧。

 

 

 

观看的方式

 

杨圆圆时常庆幸自己拍的是柯比、方美仙、周笑月这样能使人获得能量的舞者，尤其是在生病期间。去年，在等待公映许可证、后期制作的漫长冬天里，她被检查出来有淋巴癌，肿瘤长在胸口和心肺之间。

 

第一次化疗结束后，制片人徐筱收到了杨圆圆发来的一张照片，浴室的地上全是她的头发。化疗三次后，徐筱有好几天没收到杨圆圆的信息，才知道她因为副作用导致大面积脱皮，吃饭时捏不住碗筷，手机也无法使用。今年4月份，杨圆圆终于结束最后一次化疗，在一次非常小型的观影中，她出现在现场，戴着帽子，画了眉毛，身体因为激素发胖了20斤。

 

“但她经常会问我，有没有会？几点开会？我开始会觉得她应该好好休息，不去想其他的。后来我发现，原来开会是抓住她的一个方法，让她因为生病身心下坠的时候，不至于坠得那么失重。”徐筱说，杨圆圆是她们病房最忙的人，进去前，还在做混音、调色，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所有工作人员付钱。当对面的合作者同时又是病人时，徐筱把握着微妙的分寸，除了每天告知工作外，还有了一句口头禅，“快睡。”

 

等到电影上映那天，杨圆圆的头发已经重新长出来，见到她的时候能感觉到她的坦率、热情和对许多事物的爱意。

 

比如不厌其烦地提到片尾的一大串众筹名单，比如在致谢里加入了刚出生的女儿的名字，比如采访时从卫衣里拿出一串蝴蝶项链，无比珍惜又有些骄傲地说，这是昨晚余素明刚送给她的柯比戴过的项链。

 

当我问杨圆圆在电影的最后，为什么拍了一段柯比的手与肩膀的特写，她则以毫不掩饰的快乐语气说：“美不美？”然后说道：“她的关节变形，皮肤衰老，她有很美的美甲，戴着她的首饰，我就是特别喜欢那个镜头。”

 

因此在她的《女人世界》里，风情舞并不是一种被凝视的奇物，它更像是女性对于自我生命的探知，衰老也不是噩梦，仍然充满生机。

 

“我有时候在想‘凝视’这个词，其实是由我们的观看方式决定的。”徐筱说，杨圆圆对她的拍摄对象的一大情感是欣赏。“欣赏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看见。”

 

《女人世界》上映前，在十几个城市进行了提前放映，映后常常有舞团自发表演。在杭州，是四个跳摇摆舞的女孩，其中一个女孩一边哭一边讲：“我曾经也很多次想过，我跳舞会跳多久。在舞蹈当中我确实可以释放很多负面的情绪，但是它的确还是会占用我的其他时间，所以我自己的情绪状态一直在‘我要跳舞’和‘我要减少跳舞的时间’这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但当音乐一响，四个女孩在并不大的舞台上尽情跳起摇摆舞来。

 

而在北京的首映礼上，方美仙、周笑月和都板街舞团的舞者出现在了舞台上，她们盛装打扮，跳了一段舞，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我感觉到衰老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郭柯宇说，她担任这部电影的监制，第一次看片时，不自觉地流了很多眼泪，“影片传递的更多是一种生命力，我们知道它存在。”后来录制完片尾曲，她提出再去看一遍《女人世界》。那天她问了杨圆圆一个问题，一个只有她喜欢的人她才会问的问题：你对死亡这件事情怎么看？

 

杨圆圆愣住了，“我虽然经历了这件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她说，“因为我觉得我们能想的是，生的部分怎么办？我想这也是柯比带给我的一种力量，她会不断地把自己的舞当作最后一舞，但她依然会特别坚韧地跳下去。”

 

余素明跟着舞团一起来了中国，在各个城市放电影的时候，她几乎每场都看，看了不下十遍。在其中一场放映之后，一位观众问余素明，你觉得柯比最后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余素明想了想说，应该没有吧，我妈妈是一个什么事都在行动中的人，她只有一件还没做完的衣服。

 

“我不断地想着缝纫机上留着一件没完成的衣服的事儿，你知道吗，她缝那些小亮片的时候，是完全忘记我们的存在的。我和摄影师两个特别大个的人站在屋里，特别明显，但她真的完全忘了，进入她的心流时刻。”杨圆圆说，她总是提醒柯比该睡觉了，但只要衣服没做完，柯比就会说，不睡。

 

柯比去世后，她那间琳琅满目的屋子被逐渐清空，一些东西由余素明带走，一些被寄给杨圆圆，还有一些被陈列起来。在采访中，杨圆圆嘱咐我说：“你可以写一下，如果有人去旧金山旅游，欢迎去旧金山的Showgirl Magic Museum（歌舞女郎的奇妙博物馆）。”

 

那是唐人街一间地下音乐教室里的一角，大约十多平米。柯比的几套经典演出服与方美仙、更多舞者的衣服摆在了一起，展示着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唐人街夜总会的黄金年代。而柯比更多的衣服，最后通过一场义卖，流向了世界各地。

 

 

 

本文转自于   南风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