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在中国被引率最高的前10%的论文中，超过一半的引用来自本国学者。另一项德国慕尼黑大学（LMU）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且发现在剔除本国偏好因素之后，中国在全球论文被引总量中的排名会降低
本国偏好现象在引文领域相当常见，据《科学》新闻近期报道，今年的两项研究显示，中国在本国偏好方面表现尤其突出。其中一项来自日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在中国被引率最高的的前10%的论文中，超过一半的引用来自本国学者。另一项德国慕尼黑大学（LMU）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且发现在剔除本国偏好因素之后，中国的全球研究排名低于最初看上去的水平。
近年来，中国一跃成为全球论文被引率的第一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近日发布《2024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显示，中国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继续保持世界第一位。该报告提到，2023年共有384种国际科技期刊入选世界各学科代表性科技期刊，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35.25万篇。按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11.85万篇，占世界总量的33.6%，被引用次数为81.89万次，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排在世界第一位。
论文被引率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已发表的文献被其他文献引用的次数，它能够衡量这篇文献的研究成果被其他机构或个人的认可程度，反映论文在所属领域的影响力、科研水平等。
日本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于今年8月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对科睿唯安旗下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超过10亿条引文进行数据挖掘，找出了2020—2022年间来自25个国家的研究者发表的论文中，各自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文章，并根据引文作者所属国家进行引文次数分配，当出现被引用和引用论文的作者来自多个国家的情况时，分析者以分数值进行分配。
结果显示，中国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中，62%的被引用率由中国人贡献，在25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二，为24%，其它发达国家如意大利和加拿大，分别为13%、6%。
分析者给出了中国在论文引用方面表现出较强本国偏好的几个原因。日本广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开发中心副主任黄福涛认为，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工作；此外，许多中国科研机构有计划地调整了战略重点，即在影响力较大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得到了科研工作者们的更多关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教授唐莉则表示，“中国研究人员的数量正在迅速增长”，他们对本国的科研发展趋势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唐莉补充说，中国还存在一种关系文化，即相互支持，“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中国高水平的内部引用。”
还有一些更为隐蔽的操作也促成了中国的论文明显的本国偏好。在一种被称为“引文堆砌”的策略中，科学家引用与其研究几乎毫无关联的工作，以提高同事论文和所属机构的被引数量。引文堆砌的作者希望同事能够回报他们，亦希望从机构提高的声望中获益。
在另一项分析中，来自慕尼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使用了一种新方法来量化中国的本国引用偏好是如何影响其全球排名的。经济学教授克劳迪娅·斯坦温德（Claudia Steinwender ）和两位同事首先使用Clarivate影响因子（基于期刊被引用的次数）确定了461种期刊，这些期刊横跨20个广泛的科学领域，并占据学术出版物的前10%；在这之后，研究者搜索了2000年至2021年间发表于上述期刊的文章，确定了超过2亿对存在引用关系的论文。
在今年5月发表于德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斯坦温德等人指出，中国发表的论文有57%的被引用量来自国内，在所研究的国家中比例最高。美国的国内引用率排名第二，为37%。
斯坦温德认为，较高的国内引用率并不令人惊讶，“大国自然会有很大比例的本国引用，因为有很多潜在的引用研究人员。”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本国倾向也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特点——国家优先消费本国生产的商品，而较大的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斯坦温德的研究团队试图了解中国的规模（以总出版物和总引用量衡量）是如何影响其引用模式的。
在纠正了本国偏好带来的数据影响后，中国在2000—2021年间顶级期刊论文引用总量排名中从第二位下降至第四位，落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学政策学者卡罗琳·瓦格纳（Caroline Wagner）解释，斯坦温德的“去偏”技术只是研究人员试图更准确地识别重要论文和比较各国科学影响的几种方法之一。瓦格纳指出，欺诈、剽窃和低质量的开放获取期刊进一步扭曲了引用计数，并且“真正扭曲了我们几十年来用来评估（研究）产出和影响的措施”。她指出，这些信息不仅仅是用来炫耀，它还会影响科研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吸引合作者和学生的能力以及国家资助的优先次序。瓦格纳认为，准确评估引文“是该领域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