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个村庄的生意：一家农村小额信贷巨头的普惠与高息
“我知道中信，知道农行，中和农信是干啥的？”近日在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询问，一名银行职员扭头问向旁边的同事。他们对这家同样在县里放贷的公司感到陌生，即便对方已在这里深耕十年。
中和农信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和农信）成立于2008年，正在冲刺港股IPO。外界开始发现，这个陌生的名字背后竟藏着一个农村信贷巨头。
公司的核心业务是向农民发放小额贷款，近三年来这项业务贡献的收入占其总营收的70%左右。
招股书披露，中和农信的在贷余额达151.6亿元，在面向中国农村市场的普惠信贷公司中排名第一。目前已累计向280万农民发放1387亿元小额贷款，业务覆盖全国21个省份的近500个县域、超十万个村庄。
《财富》（中文版）称其为中国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农村小额信贷平台。
给农民放贷似乎并不是一门好生意，但中和农信披露的业绩显示，公司2021年、2022年及2023年前三季度，经调整净利润分别达5.1亿元、4.7亿元、4.5亿元，经调整纯利率维持在20%左右。
一个外界对其争论不休的地方是，中和农信放贷的年化利率接近18%，但在招股书中称自己提供的是“农村普惠贷款”。较高利息与普惠能否共存？中和农信是如何从农村做大的？又面临着哪些风险？
中和农信最早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小额信贷扶贫项目。
1996年6月，世界银行成立扶贫协商小组，推动小额信贷在国际范围内发展。一部分资源投入到了中国秦巴山区，即陕西省安康市和四川省阆中市，该项目由国务院扶贫办设立的中国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下称西部人力资源中心）承接。
当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社科院等都在国内开展小额信贷扶贫，高峰期全国有三百多个县在试点。
很多项目都与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有渊源。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家”，致力于提供无抵押小额贷款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
联合国将2005年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小额信贷宣传活动。次年，尤努斯凭借格莱珉银行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小额贷款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热潮。
但国内不少项目的进展并不顺利。包括格莱珉银行在中国开设的分支，均在试点结束后关闭，留存下来的也没有做大规模。
世界银行与秦巴山区项目的合作期只有6年，在合作到期前的2000年，项目转由同属扶贫办管理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现更名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接手。
2006年国家开发银行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试点项目授信1亿元，是首次专门用于小额信贷的批发贷款。但对于大部分小额信贷组织来说，这样的机会无疑十分稀少。
扶贫社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小额信贷扶贫项目，1990年代由杜晓山和同事们发起成立。当时四十多岁的他在社科院农发所做研究员，率先向国内引进尤努斯模式，因此被称为“中国小额信贷之父”。
杜晓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扶贫社先后在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的7个贫困县试点，与县扶贫办合作，其他工作人员从当地招聘，定期向位于北京的扶贫社总部汇报工作。2013年，因项目管理混乱、难以为继，杜晓山决定将河北涞水县、河南南召县两家扶贫社交给中和农信管理。
此时，第一批小额信贷项目普遍凭借官方背景在农村扎下根，同期一些依托个人力量开展的小额信贷扶贫实践则步履维艰。
2003年，还在《时代周报》做编辑的高战，在苏北老家陆口村成立了窑湾镇农村发展协会，开展小额信贷扶贫实验。高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终他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一套房产，自掏腰包投入三百多万元。路口村的项目至今没有做大。高战现任格莱珉（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尤努斯基金会秘书长。
2000年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接手后，小额信贷项目先是拓展到10个，接着又缩减到4个，过半项目出现运营问题被迫关闭。
中和农信的公司传记《服务农村最后一百米》记述了这段曲折历程，将原因归结为没有钱、没有权。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公益慈善机构，资金来源主要是爱心募捐，世界银行等资金支持结束后，难以独自承担小额贷款的持续资金需求。
杜晓山曾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统计过，四十多个成员组织的初始资金71.7%源于国际援助，政府投入占19.6%，社会捐赠占6.5%，商业资金只占2.2%。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提升，2000年之后，国际援助资金逐渐减少，加剧了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经营困难。”杜晓山说，目前全国仍在运营的机构数量大幅减少，并且规模都不大。
按照当时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不能在各地设立直属分支机构，只能注册独立机构。这意味着，实际运营小额信贷项目的机构和中国扶贫基金会没有隶属关系，其归口在当地县里面，受当地政府领导。
《服务农村最后一百米》中记述，基金会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基金会关心贷款的可持续性，县政府更在意完成扶贫任务，钱发出去是第一位，收不回来也能接受。
有的县为了推广扶贫项目，让基金会的小贷机构把长毛兔折换成贷款发给农户，农户经营失败拒不还款，小贷机构亏了一大笔钱。
转折出现在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允许基金会设立直属分支机构。次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便将原本在各地独立运营的小额信贷机构收归，由小额信贷部统一管理，解决了“没权”的问题。
中和农信董事长、时年31岁的刘冬文担任小额信贷部负责人，此前他曾在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工作5年。
2008年5月，原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成立商业小贷公司。中国扶贫基金会再次抓住机会，将小额信贷部改制为独立核算、独立经营的商业化公司。
这意味着中和农信能够以小贷公司的身份进行市场融资，解决“没钱”的问题。招股书显示，中和农信的资金来源包括股东出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计息借款、资产证券化等。
推动中和农信完成改制的人是何道峰，也是他创立了西部人力资源中心，并将秦巴山区小额扶贫信贷项目带入中国扶贫基金会。
何道峰1980年代曾在中央农研室工作，1990年代下海经商，1999年加入中国扶贫基金会，历任秘书长、副会长、执行会长。他也推动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改革，将其改造成社会化的NGO组织。
招股书披露，中和农信2008年成立时，注册资本5000万元，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全资持股。2009年和2011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又先后以4500万元、5537.5万元的价格认购中和农信新增注册资本。
何道峰曾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采访中透露，公司成立后引入世界银行旗下国际金融公司（IFC）和红衫资本作为股东，推动银行融资与信贷资产证券化，加上P2P撮合交易融资平台的助力迅速做大。
此后，中国扶贫基金会退出，先后将所持股份转让给蚂蚁集团和中金公司（601995.SH）。其中7970.6万元注册资本权益转让给蚂蚁集团，对价2.3亿元。转让给中金公司的部分未披露价格。
中国扶贫基金为什么要转让，并由上述股东接手，招股书中没有披露。南方周末记者联系了何道峰及中和农信，对方均以上市静默期为由，婉拒了采访。
中和农信目前由11位股东持有，还包括德太资本（持股28.66%，占比最高）、安大略教师基金会、淡马锡等全球知名资本。
招股书显示，中和农信拥有一支超6400人的销售及营销团队，覆盖10万多个村庄。
李明华从2000年开始就在南召县扶贫社做信贷员，扶贫社收归中和农信后，他又成了中和农信的信贷员。他所在的南召县现在有十七八名信贷员，都是本县人，邻县人想加入也只能应聘所在县的岗位。
“中和农信发放的贷款无需抵押，贷款客户的信用显得尤为重要。”李明华说，在以往大数据不普及时，不少农村人征信记录不完善，在村里的口碑是判断其信誉的重要依据，这要求信贷员对当地非常熟悉。
从扶贫社时期开始，李明华就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跑业务。遇到贷款不还的，他就上门去要，街坊四邻见到他就知道谁家没还钱，这在农村熟人社会里是不小的道德压力。
“面子上过不去。”李明华说，在村里放款这么多年，他很少遇到恶意拖欠贷款的情况，“有一点能力都会把钱还上。”
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中和农信”，能看到数十条关于催收的投诉，包括晚上上门、七八个人催收、一天打好几个电话等。
招股书显示，中和农信30天以上及90天以上违约率分别为1.83%及1.38%，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扶贫社由中和农信接管后，也出现了变化。
李明华说，首先是团队人员进行了精简。原来南召县有4个扶贫社分支，每个分支单独设立主任、会计、出纳，中和农信接手后合并管理，一部分人被劝退，团队主要保留信贷员。每个信贷员负责的范围由以往四五个村变为一个乡镇，下辖十几个村。
信贷员的工资开始和绩效挂钩，按贷款金额提成，上不封顶。李明华每月工资在4500元左右，还缴纳五险一金，县里的公务员工资才三千多，这让他想要一直留在这里工作直到退休。
风险控制也主要依赖这些信贷员。《服务农村最后一百米》写道，如果贷款收不回来，信贷员承担40%损失，直到罚款触及封顶额度。100笔贷款中有3笔违约，信贷员就会失去放贷资格，直到比例降到3%以下。
“单笔15000元以上的贷款，信贷员最高要扣罚5000元。“李明华说。
招股书显示，中和农信的放贷对象中，小农户占比90.2%，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70.3%，女性占比69.1%。
女性占比较高受到格莱珉银行的影响，尤努斯认为女性更有家庭责任感、不易说谎，贷款给女性更能帮助一个家庭脱贫。李明华回忆，南召县扶贫社最初也要求贷款人必须为女性，中和农信接手后取消了这一硬性限制，但公司客户仍以女性居多。
不过，该书也记述了项目中的不少问题。贵州晴隆县是中国扶贫基金会最早成立的几个小额信贷项目之一。该项目的主任和会计曾利用手工报账的漏洞，勾结起来做假账，挪用了资金。直到2003年这名主任溺水身亡才被发现，该项目最终关闭。
在小额信贷发展历史上，这也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痼疾。如何管理好基层放贷，减少坏账发生，始终是一个挑战。
有声音认为，中和农信接近18%的放贷利率，高于同期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突破了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有高利贷之嫌。
中国小微信贷机构业务创新合作联盟创始人嵇少峰曾在央行、银监会从事金融监管工作十余年，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和农信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贷公司，并不适用于民间借贷标准，此类机构的贷款利率上限为24%。
“不是利率低才叫普惠金融，普惠指的是可获得性。”嵇少峰曾与中和农信管理层交流过，他认为，农村贷款小而分散，管理成本和风险成本都较高，金融机构需要与之匹配的利率才能持续运营，保证农民获得金融服务。
经济学家薛兆丰在其书中写道，对利率进行价格管制，还有一些事与愿违的后果。如果为了扶贫向农民而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资金可能被贪污截留，穷人反而拿不到。
但利率定多少才合适？杜晓山介绍，尤努斯测算的标准是资金成本上浮10个百分点为合理区间，10-15个点属于较高范围，超过20个点则有剥削农民之嫌。
这一标准考虑的是实现贷款机构可持续运营，并不追求高利润，更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中和农信披露的实际借款年利率为3%-6.5%，18%的贷款利率较这一成本上浮10-15个百分点，属于较高区间。
一旦贷款逾期，中和农信还会按照更高的利息进行追讨。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多份判决中，逾期客户都被中和农信要求以24%的顶格利率缴纳逾期利息，多数法院予以支持。
在南召县，中和农信的贷款利率普遍比当地其他银行高一倍。为什么利率更高，农民还愿意贷？
李明华说，早期农村融资渠道少，基本只有农村信用社。但农村信用社通常愿意发放大额贷款。“（小额贷款）可能看不到眼里，太小了，又分散”。
中和农信发放的小额贷款，金额普遍在四五万元，最低一万元也行。因为金额小，并且采用分期还款，即便出现坏账损失也较少。
贷款条件也更宽松。南方周末记者在南召县多家银行进行咨询，农户贷款普遍要求有营业执照，中和农信对7万元以下的贷款不要求营业执照，只要有稳定收入来源、由一人担保即可。
放款速度也更快。南召县农业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贷款要送到南阳市总行审批，通常要花一个月。李明华表示，中和农信的贷款申请后两三天就能放款。
曾向中和农信贷款的数位南召县农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愿意接受高利息主要是因为方便快捷。这些农民从事药材种植、木材加工、地毯编织等不同生意，贷款大多是为了周转。
“它这个不敢用的长，得赶紧还。”其中一位种植药材的农民反复强调，他在县里农商银行的贷款尚未还清，暂时无法续贷。能从银行贷款时，他还是优先选择利息更低的银行资金。
虽然放贷利率较高，但与许多小贷公司相比，中和农信的盈利能力并不算强。A股上市小贷公司近三年资产回报率（ROA）普遍在6%以上，不少公司能超过10%，中和农信维持在4%左右。
刘冬文201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和农信利率比银行高是因为资金成本、运营成本更高，实际上公司运营只是“保本、微利、可持续”。
“我们不想有太高的回报，太高的回报会给中和农信带来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扶贫基金会的领导以前提过一个要求——保证别亏就行了，股东们也是这么要求的。”刘冬文说。
可一旦上市，投资者首先考虑的必然是商业回报。
作为小贷公司，中和农信不能像格莱珉银行一样吸纳公众存款，始终面临资金压力。
招股书中称，中和农信将农村普惠信贷服务的部分贷款以资产支持证券（ABS）的形式销售，而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受到不断发展的监管制度约束，可能限制投资者投资资产支持证券的能力或制约市场规模，并因此影响公司进入市场的能力。
2021年-2023年三季度，中和农信已发行ABS规模出现大幅下滑，由42.12亿元骤减至18.41亿元。
中和农信还与银行合作，联合为信贷产品拨款。对于联合贷款，中和农信过去出资不超过本金的5%，但自2022年1月起，受互联网贷款业务政策影响，出资比例提高至不少于30%。进一步增加了中和农信的出资压力。
同时，资金成本压力也逐步增大，招股书显示，在多次降准的背景下，该公司的实际借款（年）利率范围在逐步走高，从2021年的3%-6.36%，抬升至2023年三季度末的3.0%-6.5%。
而随着网贷的发展和各大银行向农村的下沉，中和农信的竞争力面临挑战。李明华近两年经手的贷款额有所下滑，公司开始开展农资销售、保险销售等多元业务，“现在客户想要贷款，必须同时购买保险，一份保险一年收取数百元保费。”
财报显示，截至2023年三季度，中和农信非信贷业务收入占比增至35%。
为了拓展多元化业务，除了正式员工，中和农信还发展出11.8万名村级合作伙伴，他们被要求必须跟客户居住在同一个行政村，以实现“客户在身边”的服务，并由此获取佣金。
中和农信在招股书中解释，村级合作伙伴是区别于公司运营团队的“第三方”，通常在当地有广泛关系网和社会影响力，帮助公司推介客户、推广产品及服务，比如辅助其电商平台销售农机具等。
这种模式下，中和农信的人力成本居高不下。财报显示，中和农信的第一大成本是销售及营销开支，其中员工成本占该项开支的80%。
（应受访者要求，李明华为化名）
本文转自于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