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4点，合肥市包河区南淝河路和铜陵路的交叉口已经熙熙攘攘，挤满了找工作的人，这个零工市场自发形成已有些年头，只因附近尚存一些城中村，房租便宜，交通便利。高峰时期，每天凌晨都会有成百上千的日结工从村里的各处出租屋汇向那个交叉路口，等待被选中。他们大多站在路边，在拂晓前等活，天亮之后散去。白天的路口只留下一些生活垃圾，除此之外鲜有痕迹，一般过往市民少有知道他们的存在。

凌晨4点，一名日结工坐在绿化带旁边的栅栏上，吃着鸡蛋糕。

凌晨4点，女工们站在路边等活。受限于因歧视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和男女体力差异等问题，女性日结工通常只能找到“没有什么技术”的杂活。

凌晨时分，一名日结工站在路边，等待工作。

零工市场的很多工人来自同乡。老乡相逢，自然格外亲密。

一名日结工等到工作，被招工者带走。旁边没有找到工作的工人上来围观并继续等待。

凌晨，在张大郢村附近自发形成零工市场，日结工们举起手机，添加招工者的联系方式。

从路口的零工市场沿着南淝河路走500米，就进入了张大郢村。走过村口一段泥泞的道路，忍着旱厕的恶臭，穿过一段小巷子，就到达王明桂的住处。张大郢村是位于合肥南站附近的一座城中村，房屋老旧，道路狭窄，雨天内涝严重，房屋之间的各种电线缠绕得杂乱不堪。王明桂住的出租屋位于顶层，需要摸着黑爬一段阴暗潮湿的楼梯。他在这间不足5平方米的屋子里已经住了两年多。房间里摆下一张木板床，加上锅碗瓢盆和一些工具后，下脚的地方就已十分局促，但胜在租金便宜，每月不足200元，折合每天6元多。

王明桂坐在出租屋中。屋内十分局促，租金每月不足200元，折合每天6元多。

王明桂来自安徽省利辛县，个头中等，脸上布满了皱纹，头发渐白，因为“家里小儿子还没结婚”，他就来到省城打工挣钱。城中村里像他这样的日结工还有很多，具体人数无从统计。白天，有不少人身穿劳保衣、携带安全帽在村里晃悠，下班晚高峰，他们则三五成群，消失在村子深处。

这样的城中村从来不缺故事。譬如一名“黑户”男童在村里流浪了4年，后被媒体关注，刚刚落户成功；又如一名流浪汉，酒后从桥上意外坠落，草草结束了一生；还有一名叫陈火阳的青年，在村里支起大锅，无偿向日结工提供免费午餐。

陈火阳在张大郢村租了一间屋子，充当临时厨房，帮日结工们做免费午餐。

每周六、日中午，陈火阳会在张大郢村附近的零工市场附近提供大锅饭，直到中午还没找到工作的人们会去免费吃饭。

日结工们自发在路边排起长队，等待免费午餐，陈火阳介绍说：“农民工很单纯，会因为省了一顿饭钱而开心一天。

三年疫情期间，许多工人找不到工作，有人甚至只能捡拾垃圾堆中的烂菜叶充饥。短视频创作者陈火阳便萌生了为日结工免费提供午饭，并以此为内容运营自媒体的想法。前不久，他在张大郢村租了一间屋子，充当临时厨房。

“第一次做了一锅速冻饺子，当时来了二三十个人”，后来，陈火阳和朋友们做起了大锅菜，开始固定在周六、日中午提供免费午餐。久而久之，日结工们形成了习惯，每逢周末，便在路口自发排起长队，有序打饭。他们有的蹲在路边，有的坐在绿化带旁，因陋就简地迅速吃完。因为饭菜供应有限，总有一部分人因来晚而错过。提供免费午餐的整个过程，也会被记录下来发到短视频平台上，有网友为工人们捐赠了一些衣服和食物。

免费午餐现场条件有限，一名日结工将三轮车车斗当成餐桌，还有很多工人会蹲在路边迅速吃完。

日结工们因陋就简，蹲在路边绿化带旁吃饭，结束后又会返回零工市场，继续等活。

午饭后，日结工们领取网友捐赠的旧衣服。

“农民工很单纯，会因为省了一顿饭钱而开心一天。”在陈火阳印象中，自2023年下半年起，排队吃饭的人开始增多，最多的时候超百人，几乎都是当天上午没有找到活的日结工，其中“70%都是超龄农民工，55岁以上的”。

近几年，为了强化安全生产，全国多个地区发文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很多施工单位禁止雇佣超过50周岁的女性和年满60周岁的男性。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562亿人，50岁以上农民工约为8632万人，所占比重为29.2%，比2018年高了6.8个百分点。

但是当超龄农民工被“清退”后涌向零工市场，他们大多数能期待的仍然是建筑业相关的工作，他们盯着每一辆过往汽车，遇到稍有减速的，便蜂拥而上把汽车团团围住，里三层外三层地扒着车窗询问车主是否招工，更有甚者直接打开车门，争抢着钻入车内再问详细，毕竟“僧多粥少”，抢先上车占领座位就多了一分胜算。

日结工市场，找活往往靠“抢”。工人们围堵在招工者的车前，等待被选。由于招工人数有限，大部分人只能重回街头，继续等待。

工作难求，先到先得，为了被选中，日结工们有时会拼命挤进车里。

零工市场上，大家对年龄讳莫如深。招人之前，有些招工者会大喊：“超龄的不要！”有些招工者看到工人满头白发，会直接摆手拒绝。为了避免这种一眼出局，一些工人专门染了发。据王明桂说，早年因为户籍登记失误，他的身份证年龄比真实年龄虚高了两岁，提前被建筑工地“清退”，加上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他故意将黄色安全帽戴在头上，把棉服的拉锁拉到脖颈处，再戴上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副装扮让他站在人群里时略显孤单，但包裹得严实不仅可以御寒，更重要的是能遮挡脸上的皱纹和白发，在夜色的掩护下隐藏自己的衰老。过去作为技术工，王明桂负责消防排烟管道和中央空调管道安装，虽然“能看懂图纸，可以带着一帮人干活”，但超龄之后，走常规程序进入工地获得一份长期工作已经几乎不可能。

天蒙蒙亮，王明桂站在路边等活。为了隐藏自己的白发和皱纹，他故意戴着安全帽，把棉服的拉锁拉到脖颈处，再戴上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因为超龄被拒绝后，王明桂继续站在路边等待。

现在，王明桂能找到的多是些力气活，包括搬运高层楼盘的装修垃圾、砸墙或者肩扛重物上楼，即使是这样的活，也并不能稳定接到。据他粗略统计，2023年12月第一周，他大概只有3天接到了活，拿到了七八百元工钱。12月10日，王明桂从凌晨4点开始等活，一直等到下午2点，都没有找到工作，最终悻悻离开。第二天凌晨，他又一次出现在街头，一位招工女子大喊：“要带身份证！”王明桂听罢，再次转身失落离开。走到人群外围，他解释道，如遇到招工者强调要身份证，那一定是去工地做工，自己已经出局，“去了也是白走一遭，还耽误了人家”。

尽管已经习惯了，王明桂有时还是会表达一下自己的不解和无奈： “可以让他（先）做个体检，让签个保证书也可以，有啥问题与你（雇佣者）无关，不就可以了吗？……你不能一刀切，是不是？你这一刀切，人家就没法生活了。”但这样的变通显然不太现实。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在《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 》一文中称：“从地方政府管理的角度，清退超龄农民工，降低建筑工地伤亡事故率，直接关系地方政府利益。地方政府有很强的出台建筑业‘清退令’的动力。”

日结工中，女性不在少数。安徽调查总队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安徽全省农民工1981.3万人中，女性农民工为681.56万人，占比34.4%。54岁的郭春丽自2012年起开始做日结工，2017年回家将孙子孙女带大后，2023年又回到零工市场。但是时过境迁，“之前的老板们都不见了”，直觉告诉她市场变化太大，活越来越难找，“我来俩月了，没干上半个月的活”，经常连续几日找不到工作。从凌晨一直到下午2点，她一直站在路边，饿了就从包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干粮对付一口。如果赶上周末，她会去路边排队，吃陈火阳提供的免费大锅饭。

郭春丽站在路边等活。她觉得近几年零工市场变化太大，找不到工作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零工市场“抢活”需要眼疾手快，一名女工因率先跳上招工者的三轮车而被选中，露出灿烂的笑容。

中午，郭春丽和工友仍旧没有找到工作，打算离开零工市场。

据财新在合肥日结工市场现场走访，女性大多将养老院的护理工作当作理想工作，又困于年满50岁，无法找到保洁、快递、物流分拣等工作。受限于因歧视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和男女体力差异等问题，女性日结工通常只能找到“没有什么技术”的杂活，有时候即使工作繁重，工资也普遍低于男性。

这段时间，郭春丽装卸过垃圾、做过保洁、搬运过货物，工地也去过几次，“都是人家带着，让你上哪你就上哪”，工资从150元到300元不等，“300元的很少，偶尔”。打工多年，郭春丽总结出一套规律：酷暑季节，干活的人少，女性的工作相对好找；临近春节，散活会变多，女性主要做一些工地保洁工作；秋冬季节，由于农闲，农村很多人进城务工，那时候“活儿少、人多，竞争自然就大了”。

找活靠“抢”，这是日结工市场的生态之一。招工现场，招工者的三轮车还没停稳，眼疾手快的女工便率先扒上车斗，其他人也顺势挤上去，整个过程只用几秒钟。“谁能挤上去谁干，我挤不上去，”郭春丽无奈地说，“我不会黏糊（亲近），人家会黏糊，抢了，就是活多一点。”

早上7点，50岁左右的李芳也没等到活，她包裹严实，站在电线杆旁，拿出了两个馒头。旁边一位身着暗红色棉衣的中年妇女，也从包里拿出一根硬邦邦的油条，“（这是）今天的干粮”。

李芳说，夏天的时候她会帮人装大柴（多为建筑工程内废弃的木材）。这份工作需要工人站在车厢上，将木材垒到大约4米高，因为工作时间长、任务繁重，很多男工不太愿意干。李芳自己也觉得“耗体力，太狠”，但是一天可以挣到300元—400元钱，她已经断断续续做了两年多时间，这个工作也被她定义为挣钱最多的活。

早8点，大部分工人都已散去，李芳则站在路边继续等活，“再等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找到？”

李芳包里装着被塑料袋包裹的馒头，作为打工时的干粮。

冬天，没有装大柴的活，李芳就来到零工市场，一开始 “脸皮薄得很”，现在已经锻炼出来了，“脸皮厚的才更容易找到工作”。挑人是女性日结工时常面对的情况，寒冬或者伏天，干活的男性少，那个时候招工者不挑人，李芳无奈地说：“女人很可怜，咱们想干活，干不着是不是？”

李芳早年远嫁哈尔滨，近年丈夫因病去世，17岁的儿子在上海打工，她选择返回安徽老家打工，“他爸走了，我得替他爸爸弥补，也得让孩子能结婚，对不对？”说完，李芳眼睛淌起了泪花，“要等到儿子结婚！”

早上8点，没等到活的工人们开始散去，工友劝李芳一起回家，但她仍站在路边继续等待。“再等一会儿，看看能不能找到？”她说：“我不挑活，一天100元的活，我也去。”她接着补充：“生活逼的。”

从空中看，张大郢村的远景，便是合肥近年来拔地而起的林立高楼。前些年房地产业高歌猛进的时候，合肥市成为二线城市中的“房价四小龙”之一，房价涨幅曾多次位列全国第一。2016 年，合肥新房均价跨进万元时代，当年合肥总共卖地 134 宗，成交面积达到 11055.43 亩，收入1148亿元，占该年合肥市全年GDP的18%。房价持续走高，“地王”层出不穷，建筑日结工们也因此受益。在王明桂印象中，整个城市到处都在开工建设，楼盘多了、工价上涨了、物价也上涨了。他回忆道，疫情之前，行情好的时候，“小工（技术含量不高的工种）和女工收入每天能达到200元，大工（专业性较强的工种）在260元—280元”。

从空中俯瞰张大郢村，破旧的房子密密麻麻，远处高楼林立。村子即将迎来拆迁，一部分工人已经搬离，附近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可能也不会持续太久。

张大郢村房屋老旧，卫生条件很差，房屋之间的各种电线缠绕得杂乱不堪。

但是随着近两年房地产市场疲软，建筑行业用工减少，日结工的行市也随之下行。有工人表示“（2023年）整个冬天，清理建筑垃圾的活比之前少很多了”。 “工价下降了，活还很难找”， 王明桂介绍，女工日薪降到150元左右，男工普遍在220元左右，他觉得“活多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024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1.0913万亿元，比上年下降9.6%，住宅投资8.382万亿元，下降9.3%。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8.9884亿平方米，下降7.7%，住宅新开工面积6.9286亿平方米，下降20.9%。

承载千万农民工生计的建筑业发展滞缓，工人们也因此另谋出路。《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增加了311万人至2.96亿人，即将冲破3亿人大关，但从事建筑业的工人却减少了325万人，是近五年来减少数量最多的一年。

零工市场，有工人骑着三轮车出行，并在车身上面贴满了广告，写着自己具备的技能。

站塘路附近的零工市场，人们趴在车窗前，询问招工事宜。

50岁的徐刚也深感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房子卖得很火（的时候），工价比较高能挣到钱，可能一天都舍不得休息，”徐刚回忆，“以前都是老板雇车来拉人，一下拉五六车人”，现在这种场景在零工市场很难再看到，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从凌晨站到白天，偶尔遇到招工的汽车后蜂拥而上，却往往败兴而归。

年轻时，徐刚曾辗转于西藏、新疆、上海、江苏等地方打工，现在年纪大了才回到省内。他的情况并非个例，据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布，2022年安徽省内农民工1278.9万人，比上年增加109.7万人；省外农民工717.7万人，比上年减少94.4万人。越来越多的人返回安徽省内工作，农民工总数中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务工规模达195.75万人。

一名住小区的日结工准备寻找合租室友，分担高昂的房租。

站塘路附近的零工市场，工人们围住招工者，希望被选中。

合肥冬季天气阴冷，几名日结工站在路边，等待招工者的到来。

回到合肥后，徐刚靠早年打工的积蓄在合肥瑶海区站塘路附近买了个房。这里曾经号称合肥最大的零工市场，如今因附近城中村拆迁，加之工作机会变少，大批工人流失，规模已不如从前。在可见的未来，张大郢村附近的零工市场也不会持续太久，“张大郢城中村改造范围示范图”的牌子已经贴在村口，挖掘机也已经开到村外围。据合肥人民政府网站信息，2023年至2025年，全市将确保现有104个城中村改造基本完成，张大郢村已被纳入拆迁改造的范围中，旁边的李大郢村刚刚全部搬迁，逐渐沦为废墟。

春节过后，王明桂终于传来了好消息。在熟人的介绍下，他暂离合肥市区，在庐江县找到了一份相对长期的工作，从事消防管道的安装。但大部分日结工没有这样的好运，仍只能回到张大郢村，在熟悉的零工市场，坚持日复一日的等待。

（文中李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