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定去一个更能找到同类的地方。在社交媒体上，他发现大理“生活着很多自由职业者，应该蛮适合数字游民的”。

彼时，数字游民的概念还鲜为人知，类似社区在大理一个也没有。Daniel过来后，决定在大理搞一个。“因为自己有这个需求，那别的自由职业者、数字游民也会有类似需求，很值得去做。”他说，“在公司，你需要和领导、设计师、产品经理打交道。作为独立开发者，你只有和自己打交道。在这个意义上讲，独立开发者非常孤独，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渴望社区的存在。”此前，他在吉隆坡，泰国涛岛、清迈，都曾体验过数字游民空间，那是他缓解孤独、结交朋友的场所。

2021年5月，Daniel 在贵州兴义的咖啡厅工作。他是较早一批来到大理的数字游民，一边旅行一边办公是他的常态。图：受访者提供

2020年11月，Daniel创办了大理第一个数字游民社区Dali Hub，时常组织分享会、工作坊。那是大理数字游民气氛变得浓厚的开始。此后，Daniel看着“数字游民”这一概念在国内慢慢变得火热，“有更多人想去了解它，去体验这样一种生活”。

2022年夏天，一场web3行业共创大会吸引了更多数字游民来到大理，并在当地留了下来。Jay便是因为那场大会过来，并因为大理环境气候很好，留了下来。Jay曾在阿里、小米工作，当过产品经理，也做过比特大陆的首席运营官。他潜心研究股市5年，通过股票投资赚到“足够生活”的钱后，便不再打工，以投资和运营社区为工作重心。

如今，Jay在大理租下了一个院子和旁边一块地，取名“面包树花园”，成为大理的数字游民社区之一。三层楼的院子，六七个房间，用来接待数字游民，月租金1500元到3000元左右。院子租了20年，装修投了七八十万元，Jay没指望收回成本。

“面包树花园”数字游民社区（下同）旁边的田地也被Jay租下来，种植日常食用的蔬菜。他想构建新生活方式的样本，在大理，“人会更舒展”。

Jay投资装修的“面包树花园”社区是许多数字游民来大理的打卡地。院子租了20年，装修投了七八十万元，Jay没指望收回成本。

社区会议室的白板上写着面包的制作方法。Jay介绍，卖面包、咖啡，出租房间有些小钱，通过线上进行的股市投资，是主要收入来源。

10月7日，社区正在举行一个绘画工作坊。做不同类型的工作坊，是Jay构想的社区精神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想构建新生活方式的样本。”Jay认为在大城市生活方式只有一种——上班赚钱买房还房贷，但在大理，“人会更舒展”。平日里，Jay和团队成员种地、做面包咖啡、组织工作坊。“像我们这边，卖面包、咖啡，以及房间出租是短期现金流，有些小钱。”他介绍，通过线上进行的股市投资，是主要收入来源，“赶上牛市周期，可以赚到大钱。还有文化艺术活动，构成精神世界的一部分”。

大松在大理是稀少的存在。实际上，他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哲学系研究生。本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念经济学的他，从大一开始，便利用所学知识踏足股市和虚拟货币行业，赚了些钱。此后成立私募基金，在一级和二级市场进行投资和交易。

本科毕业保研后，大松选择了“科学哲学”这一专业。“因为金融带给我的边际效用已经递减了，我用它来赚钱就行了。”他说，而用哲学视角探索自我和世界更加有趣。本该今年毕业的他，因为社区的事务申请了延期毕业，尽管学分早就修完了。

尝试自己动手修理各种物品，是大松从线上社区“退休”后重返生活的一部分。

大松的收入十分之九来自投资，十分之一来自他在线上虚拟社区的运营工作，而他花在两件事情上的时间却正好相反。今年10月，他从线上社区的运营职位上“退休”，开始“拥抱生活”：带家人在大理旅行、拍照、修图、看书、看社区旁三月街马场的马。至于明年要不要毕业，“可能要算一卦塔罗”。

比起Daniel、Jay和大松这样的成熟游民，对大曹和周莫来说，来大理后的数字游民生活才刚刚开始探索。

大曹，前大厂员工，当过领导，带过团队，每一次都奔着想做的事情主动转型，但一路找下来，还是没有找到想要的方向。放眼望去，大曹看到身边条件更好的同事，比如常春藤毕业，也做着很“螺丝钉”的工作。虽然工作体面，收入也挺高，但这一切都让她怀疑工作的意义：“人生难道就这样吗？上班、领工资、掏空自己和家里的积蓄去买房，再搭几十年进去？”她环视四周，很多人眼睛一闭，也就这样过了。

大曹终究过不下去，去年夏天裸辞了。随后来了大理旅行，意外撞上那场共创大会，“打开了思路”。如今，她发挥了自己在大厂锻炼出来的做项目、做品牌的所长，和合伙人创办了数字游民社区NCC。

大曹是前大厂员工，当过领导，带过团队，去年夏天裸辞，来大理后的数字游民生活才刚刚开始探索。

“95后”周莫，曾在北京和上海做品牌市场工作，去年夏天辞职来到大理。她给了自己几个月时间探索，“我来大理前算了一下存款和成本，可以花两三年。在大理的前四个月，我都没有正向现金流，但一直在做尝试，看自己适合什么、我的能力能不能脱离大城市和平台后也能生存，所以没有纯躺平”。

经过四个多月的探索后，周莫有了“大理全能项目经理”的称号，在随性成风的大理成了“做事有条不紊、件件有交代、句句有回应”的人，“很多项目也不是市面上能找到的，而是在做事情过程中，别人觉得你能力OK，人很靠谱，推荐你去的”。

周莫在尝试的过程也知道了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她发现自己完全不想离开大理，便找了一份远程工作，开始了数字游民之路。如今，她做着两份远程工作，同时还操作一些短期项目。拿着跟一线城市差不多的收入在大理生活，“情形远好过我离开上海时的打算和想象。”她说。

NCC社区的女生四人间，两名数字游民正在远程办公。通过互联网在线工作，而不用待在某个固定的地点甚至固定的公司，是数字游民最为明显的特点。

大松展示他手机上所在的虚拟社区的线上讨论。

NCC天台，晾晒衣物的空间，远处便是苍山。

不过，大理从来不是世外桃源，数字游民的生活也并非适合所有人。尝试过数字游民后，离开大理、回归常规工作生活状态的人也不在少数。

FeFe便是其中之一。去年夏天，FeFe来到大理，此后在数字游民空间SeeShore做主理人。半年后，FeFe离开大理去了深圳，如今在一家“出海”贸易公司工作。她自述看不到在大理做web3相关领域的前景，“那半年，我看到许多web3项目在讨论，但最后没有一个落地，变成商业项目”。在她看来，一个项目要得到用户和市场的认可，才可能走向可持续的商业化。而大理离钱太远了。

这一点得到了大松和Jay的认可。从现实层面分析，“商业项目需要丰富的资源、发达的人脉、密集的人口、便捷的交通网络。这些大理都不具备”。大松说，从一线城市来大理，不管任何途径，都要付出不菲的交通费和至少四小时的时间成本，“对注重效益的商业人士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商业必须考虑利润。哪怕是互联网、虚拟空间，很多连接也需要发生在产业集群的地方。你想在大理搞商业，免不了要频繁往返北上广。线上聊，胜算也许只有一半。线下聊，‘都在酒里了’，事情就搞定了”。

Jay对大理的状况有类似的判断。“从产业角度讲，大理的主要产业是旅游业、农业、新教育，这些项目很好落地。其他的，比如互联网、AI、web3项目，基本上是九死一生，绝大部分都会死。”他说，“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办法有效组织。公司是强制把人摁在那里，组织能力会强一点，社区还没有一个好的组织方式让大家很好地生产，我也正在探索。”

这从侧面印证了大曹去年夏天参加共创大会时的感受，“怎么这么简单随性？”招商怎么做、方案怎么写、舞台如何搭建、厂商和设计怎么对接？作为“老甲方”的她发现这些工作的进展和效率都成问题，但她还是“被大家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激情所感染，觉得这边的年轻人怎么这么有活力，跟我在一线城市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大理风景优美，物价比一线城市低，吸引了许多数字游民来此生活。但丰富的资源、发达的人脉、密集的人口、便捷的交通网络，这些大理都不具备。

大曹正在和商业伙伴聊项目。她参加过去年的一场共创大会，发现在大理工作，进展和效率都成问题，但还是“被这种完全去中心化的激情所感染”。

在大松看来，大理本就不是一个适合搞商业的地方，“大理本应是思想孕育之地，而非商业化的温床。这里的闲暇和自由，搭配上人们的好奇心，能够孕育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思想和哲学。在我看来，大理应该追求的是‘自由而无用’之用，而非商业化”。

大理的此种土壤，也决定了来此做数字游民的条件：要么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不用操心收入；要么所处行业能够超越地域，完全虚拟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收入；要么有充足的工作经验与资源，能够从一、二线城市换取收入。对大量刚毕业或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人，他们往往来大理尝试和体验了一段时间数字游民生活后，便因收入的不可持续、无法支撑生活，不得不回城市找工作上班。

曾在新媒体工作的“95后”小羊，今年5月辞掉工作来了大理。住在洱海边的旅舍，每天上午去古城的咖啡馆工作——在社交媒体上连载纪实故事，下午四处闲逛，那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一个月后，她收到银行到账短信提醒时被惊醒：这一个月，靠写故事的收入只有2000元。无法支撑大理房租和生活费的她，不得不立刻飞回北京，重新开始找工作。两个多月后，她入职了另一家新媒体，每个月固定工资到账，重新让她感到心安。

小羊的情况并非孤例，一位远程工作两年的理财博主，因为社交平台对理财内容的严格管控导致流量减少，收入下降，今年7月不得不回到杭州的公司上班。还有美妆博主回到了互联网厂做直播管理，私人定制旅行博主去了机票酒店预订平台上班，自由撰稿人成了大公司文案……

大松在大理的数字游民社区见过许多这样的案例，“我看到更多的人是在迷茫期，要么是裸辞想成为数字游民，但找不到数字游民的工作；要么找到数字游民的工作，但平衡不了生活和工作，想要找回生活的惯性。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混乱的状态”。在大松看来，国内想成为数字游民的人在增多，但能够提供远程办公的工作机会却在减少。一方面，经济环境不好，工作岗位没有那么多；另一方面，疫情结束后，很多原本可以远程办公的公司，也要求员工回到岗位，不再提供远程工作。

大曹和商业伙伴在大理变压工厂考察场地，一起规划原定于11月在大理举行的数字游民大会。

大曹从大理变压工厂离开。据了解，此次数字游民大会最终未能在大理落地。

对已经稳定的数字游民来说，也不是没有忧虑。大松认为，“社会福利缺失是一个大问题，没有人给你交五险一金了。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至关重要，是在不确定性时的确定性，他们可能因此放弃成为一个数字游民。”

对数字游民来说，没有一成不变、旱涝保收的稳定，风险总是存在。大松在投资历史中经历过爆仓，亏掉的钱得自己去填补；做独立开发的Daniel，月收入高时可以达到2万美元，低时则是四五千美元，他的工作需要面临互联网产品“增长—衰退”的周期问题，以及产品所依附的大厂政策变动。但“这就是追求自由所必然面临的代价”，而数字游民，“可能天生就对自由的需求比别人高吧。”大松说。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