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牺牲的晚年：环卫工父亲替子还房贷
凌晨两点半，张时玉从床上爬了起来。他关掉手机闹铃，从床头拿起一个两升的太空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白开，试图甩掉困意。
在这个80多平米的出租屋里，所有生活物品都以实用性和必要性存在——客厅，只有几个马扎凳和一张折叠式矮饭桌，两间卧室则满满当当塞进四张上下铺。
63岁的张时玉和7位工友同住，屋里气体浑浊，混杂着汗脚和香烟的味道。害怕吵到别人休息，从上铺下来时他很小心，也不开灯，顺着手机屏幕的光摸到了洗手间，接一捧冷水胡乱在脸上揉了一把。
他所居住的这个小区已有20来年房龄，没有电梯，租金便宜是为数不多的优点：每人每月只要200元，水电费平摊。狭窄楼道里电线杂乱拉扯着，张时玉每下一层楼都咳嗽一声，让声控灯亮起来。
他下楼速度很快，到了一楼单元口，又熟练清点起作业工具。扫把有大有小，手套、毛巾、小铲、镊子、喷壶一样不少。他从左车把上取下一件黄色反光上衣套在身上，蹬起三轮车就往外走。
城市的夜色并不沉闷。一路上，张时玉经过了4个夜市摊。对饮猜拳的中年人、光膀子露纹身的年轻人，乌泱泱的食客挤在摊位喊叫、飙脏话，花生壳、毛豆皮和沾满油污的餐巾纸散落一地。
有醉酒者站在路边枯萎的法国梧桐前撒尿、吐酒，末了，就用尽全力将一口痰液喷吐到路中间。张时玉厌恶这场面，“大家喝的越起劲，我们越辛苦”。
上了年纪，2.8公里的路程他骑了24分钟，终于，在3点30分上班前按时赶到了作业区。早上6点，在清扫车的协助下，他和同事们已打扫完一段1.7公里的主干道、1公里次干道、一座小型广场和一个菜市场门前。
这是张时玉做环卫工的第五年，蓝色一次性口罩遮不住男人脸上的疲惫。这份工作每个月赚回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大多转给儿子还房贷，“很累，可为了给儿子挣钱，有什么办法呢？”
贫穷的乡村与三次未果的恋爱
赚钱，是张时玉维持日常生活秩序最重要的命题。
他的老家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这里之前是国家级贫困县，而他居住的村子曾是最穷的村庄之一。如果不外出打工，村民仅靠种田的年收入很难超过1万元。
村里没有企业，最大的实体店是一间小卖部，货架上商品少得可怜。村子是南北走向，多为丘陵，百余户村民生活在一道山沟里，一些基础生活用品都得去5公里外的乡上买。
山坡上除了零星的柏树外，大多数地方被荆条覆盖。村里少有成片的土地，那些分布在半山腰的口粮田，也是东一块、西一块的，像旧衣服上的补丁。
山脚水库无法引流到山上浇灌，村民几乎是靠天吃饭。经济条件不好，很少有外村女性愿意嫁来这里。本村女孩外嫁出去，也经常被说是“高攀了”。
贫穷困住村民的生活，也困住了张时玉儿子的婚姻。
儿子张伟华出生于1985年，女儿张伟芳小四岁。他宠爱这一双儿女，在奉行棍棒教育的农村，孩子们淘气他也不舍得动手。
村里的孩子，通常有三条谋生之路。最好是读书考出去，学习不好的话早早学个技术也能养活自己，再不济就跟着大人去打工。
张时玉一心想让孩子靠读书出人头地，但他们成绩都不尽人意，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他试图给儿女多找些出路，女儿在被罩厂工作几年后结婚嫁人，儿子的工作则"麻烦不断"。
先是送张伟华去饭店学厨师，因为无聊半途而废了。后来，又出钱让他去考B2货车驾照，跑长途时挣了些钱，但一次疲劳驾驶翻车“留下心理阴影”，张伟华再也不碰货车了，27岁的时候干脆辞掉了货车司机一职。
其实张伟华的外在条件不算差，身高一米八，中等身材，看起来精干，性格外向健谈。村民对他的评价是老实孝顺。同村的年轻人大都想着出去打工，张伟华更喜欢待在家里。
他想着，离父母近些，有事能照顾到。村里有人说他，“人很好，就是懒了点儿。”老家附近的女孩，没有因顾家孝顺的评价高看他，说他窝在家里能有啥出息。
张伟华谈过两个外村的女朋友都没成功，对方都说，“家人给介绍了条件更好的对象”。在张家生活的乡村，男性一旦被贴上“光棍”标签，歧视和流言也随之而来：贫穷，要不就是身体有疾病。
在发小介绍下，张伟华总算找到一份夜店保安的工作。
工作内容倒不难，只是日夜颠倒。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开着从朋友手里买的二手大众帕萨特去40公里外的市区上班。穿着黑西装白衬衫，手拿对讲机寻巡场，如果有人打架就上前拉开，他要识别出故意砸场子的人并将其带出店外，直至凌晨3点下班回家。
原本，张伟华对月薪3000元的生活挺满足。但当第三个女朋友提出“在市里买房就结婚”的要求时，他知道这段感情也要结束了，“如果不是买彩票中奖，在市里买房都不敢想。”
“借钱也会买的！”
张伟华29岁时，已经有过十几次的相亲经验——三段恋爱告吹后，父亲张时玉不再允许他自己谈对象，而是通过长辈眼里更靠谱的媒婆介绍。
一开始，他觉得自己有年龄优势，对女方的要求颇高：“年龄不能太大”、“二婚的不行”、“不要求在县城买房，市里就更不用说了”。
按这个标准找，没有一个女孩想和他相亲。
后来媒婆看不下去了，劝张伟华父母：“条件再降降，咱就是村里一个没上过学的人，就别挑了。”张伟华松了口，“大10岁也可以”、“离婚带娃也不嫌弃”、“除了倒插门什么都能谈”。
这次，媒婆找到了好几位符合条件的女性。对方无一例外都提出一个问题：“在市里买房了吗？”
“都没稳定工作，为什么去城里当‘房奴’呢？”张伟华好几次直勾勾地回话，他的“诚实”没给自己加分，倒是被贴上了抠门标签，更没女孩想和他接触了。
当时，算上张伟华在内，村里有四五个年轻人没成家，大家的情况都是市里没房。早些年，张时玉靠着打工和种地攒了20来万，在村里给儿子盖了新房。他没想到，这种房子放到后来的乡村婚恋市场上价值得不到承认。
眼看市里的房子已成为儿子相亲结婚成功与否的重要砝码，张家向媒婆打下保票：“借钱也会买的！”
确认了买房意愿后，张伟华的相亲之路变顺了些。
30岁时，媒婆给他介绍了乡上另一个村的王艳。两家相隔只有6公里，王艳离异，有个4岁的女儿。和其他相亲对象一样，她唯一的要求就在市里买房。
张家全部存款只有10万元，张时玉犯了愁。
他跑到亲戚们家里东拼西借，硬是凑满了25万元首付款。2015年的夏天，张伟华和王艳领证，又借了3万多元在老家办完婚礼。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婚礼之前，王艳让张家把25万元以彩礼形式先给到自己，等婚后拿这笔钱去买房。她的想法直接明了：必须得有个东西去约束（婚姻），房子是最好的选择。
“毕竟，他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事之前，总得考虑下成本问题。”她并非村里第一个这么做的女性，在当地的婚恋市场，这被视为待嫁女性对自己未来婚姻相对普遍且直接的“自保手段”。
等不了的房价，还不起的月供
婚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到市区买房成了张家小两口的头等大事。
第一次走进售楼部的时候，王艳觉得“自己像是城里人了“。穿西装的男销售给他们端来了咖啡、薄荷糖，张口就是”哥”“嫂子”“咱家”“您”，听者倍感愉悦。
在硕大的沙盘上，销售对着一堆楼房模型凭空讲解。张伟华夫妇看的那个小区刚刚才打好地基，一上来销售员就面露难色，不好意思，20层以下卖完了。紧接着，又领小两口到建筑工地外围，对着半空比划，呐，就那个位置，采光好、很通风。
这一切，都让张伟华觉得，“怎么像是搞诈骗的”。
也是从第一次看房起，两人知道了什么期房，什么是现房。后来，夫妻俩又转悠了好几个项目，只有少数盖起了主体。
2015年11月，市里房子均价大约6400元。张伟华夫妇手里的25万能买100平米的房子，首付30%也才19.2万，可挑选地段很多，而且都在市里较好的区域。
之后的一个多月里，两人越看越多，挑花了眼，还是没下定决心出手。
买房的事儿拖到了2016年初，他俩最初看上的那套三室一厅，已经涨到每平米8500元，光是首付金额就已经超过手里全部的钱。
房市行情大好，售楼部人员的耐心讲解消失了，咖啡也不给了，只甩下一句，春节一过就涨价，谁也没办法。
接下来的一年里，张伟华受到的冲击更大了。广告页所有房子均价都涨了两三千元，几乎一天一个价，等到2016年年底，那套原本每平米单价6千多元的房子已经飙升到1.5万元。他们彻底买不起了。
市里好地段的房子落了空，两人只能退到郊区去看。
距市中心32公里外的一个县级市，几年前升级成了区。位置相对偏远，但这片儿的房子也被裹挟在上涨的行情中，从5600元一路跑到8000元。
张伟华上班的地方距该区30多公里，离老家也才40来公里，路程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夫妻俩也想过，要不在老家县城买一套算了，每平米才3600元。但王艳最后还是坚持，“那个区再落后也是市区，我们这再方便也是县城农村。”
最终，他们购入一套两室两厅的毛坯现房，安家城里。
房子带来了一连串的密集数字：89平米，在第19层，每平米单价8800元，总房款接近80万，首付23.4万余元，其余全部贷款，贷款30年，月供2700多元。
首付的钱，是从张伟华妻子卡上打过去的，房贷在张伟华名下，房产本上落下夫妻两人的名字。但这套城里的房子并未给他们带来理想中的城市生活，反而很快成为全家人的心病。
2017年3月21日房本办下来，独立还贷两个月之后，张伟华负担不起了。
每月3000元的工资，他要支付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开支。需要装修时，他手里甚至连1万元都拿不出来。
这套举全家之力购买的“市里的房子”没有花里胡哨的装饰，墙面是白色，地板也是白色，唯一有设计感的地方，就是电视墙上手绘的一幅“荷塘月色”。
父母还欠着十几万元的债。为了能让家里好过一点，张时玉只好频频在乡里和县里的工地上找活儿干，张伟华的母亲则在家里多养了几头猪。
搬进新居后，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地涌来。
张伟华发现，需要花钱的地方远超预想。和村里的生活相比，这里的水、天然气、物业费用全都是额外开支。
更意外的是，在村里平房撒欢习惯了的两个孩子，搬进了钢筋水泥的高层楼房，也经历了艰难的适应期。
这里没有熟悉要好的小伙伴，出门谁也不认识，在小区里玩耍时，有好事的小孩私下叫他们“土鳖”。王艳不敢上前辩驳，她担心自己“连普通话都说不好，一张嘴不是更土鳖吗？”
“终归说起来还是没钱，在那边生活压力太大了。”两人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等孩子们上初中前，再把全家户口迁到市区生活。
于是，在城里崭新、现代化、梦想中的新家只待了短短两个月，张伟华一家还是搬回了村庄。
父与子
儿子又失业了。
2018年7月初，张伟华上班的夜店被查封。他手上没有过硬的技术，又不想去干体力活，很难找到相对挣钱的工作。
兜兜转转半个月后，他应聘到市里一家保安公司，分到一个中档小区做夜班保安，每天晚上8点上班，次日早晨8点下班，月工资3800元，扣完社保，只能剩下3100多元。
新工作的待遇，依然只能勉强糊口。他转而求助父亲张时玉，偶尔也从妹妹那儿借一些。
看着儿子的生活一团糟，张时玉把他叫来，做了一个影响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决定。
“以后你负责养老婆孩子，我想办法挣钱还房贷。”张时玉说。
前半生躬身泥土的父亲，一头扎入城市街道出卖劳力，张伟华心里是有过自责的，他怪自己没本事。他对成功的构想混沌又复杂，总觉得拼搏之路是独木桥，是赌博，是不能出一次错误的残酷游戏。而他自己不是不想拼搏，只是家里没背景没钱，试错成本太高。
刚开始，收到父亲转来的钱，张伟华会不好意思，没多久又接受了。从事实层面来看，有了父亲帮助，张伟华的日子才没那么拮据。
有时张伟华觉得这套市里的房，让全家人的生活变得鸡犬不宁。每月固定的房贷，就像一条无形但沉重的绳索，拉拽着所有人的命运。
母亲李桂芳，是那种最普通的乡下女人，不善言谈，一辈子兢兢业业做农活，对家里任何大事不做决定。她知道家里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我们家原本在村里不算穷，只是买了房后，生活确实差了很多。”
但在李桂芳眼里，丈夫替孩子还房贷，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甚至没有埋怨过和丈夫数以年计的分离，总觉得两人心还是在一处，全都是为了孩子。
张时玉打工赚的钱，除了留下每月房租200元，吃饭300元，其他都给儿子了。这是她眼里丈夫最大的优点。
家里两个男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赌博。这么多年，老张也没和她红过脸，更不用说动手了。李桂芳说自己很满足了。
可环卫工作，却彻底将张时玉绑住了。他没有任何假期，不仅“五一”“十一”休不了，连中秋春节也不能歇。近五年的时间里，他只回去了两三次参加葬礼，其余时间都在城里扫大街。
今年，张伟华想去学做卤味，准备在市里小区附近开个卤味店。儿子想找到在社会谋生的方式，张时玉心里是赞成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环卫公司今年出了新规定，年龄最多不能超过65岁——也就是说，他还能替儿子还两年房贷。
至于以后怎么办，他没想过，他觉得自己尽力了，也认命了。
他几乎没有责怪过张伟华，只是偶尔话锋一转，倒出几句内心更深的想法，“养儿防老呀，我们现在不管，人家以后不管我们怎么办。有钱了，才是爹。”
每天清扫一个标准的足球场
正式成为环卫工人的2018年，张时玉已经58岁。
他通过熟人介绍，以劳务公司三方派遣方式去了市里某区的环卫大队。公司在招聘环卫工时，年龄要求在18周岁到60周岁。
尽管张时玉当时没超龄，但公司不再给他缴纳社保。负责人没有解释太多，只说：“入职时，男的40周岁以下，女的35周岁，才给缴社保。”
他被分到的大队共有一千多名环卫工。这些工友大多和张时玉差不多年纪，每天除了清扫街道垃圾，还要收集和清运数百吨的生活垃圾，以及几十个垃圾转运站和公厕的保洁工作，维持着一座城市的干净和体面。
队里分清扫股、清运股、清掏股、机扫股等部门，张时玉在清扫股。大家都是三班倒，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还得不定时上凌晨班，凌晨班从3:30分到6点，6人一组。
以前在家里干农活时，张时玉觉得挺累，可做环卫工后，他发现这份工作的劳动强度，一点不比农活清闲。即便有清扫车加入，张时玉和同事每天的作业面积至少得六、七千平方米，相当于每天要清扫出一个标准的足球场（7140平方米）。
按照相关部委对环卫工人的劳动定额，每个环卫工人每天清扫面积是4000平米左右。但包括张时玉在内，很少有环卫工知道劳动定额的事。他们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靠体力挣钱。
刚入职时，张时玉每月底薪是1650元，加上早餐补贴和奖金等，能挣到2300元左右。
但这奖金不好拿，要想拿，就得做到“以克论净”。具体就是，环卫工作清扫完毕后，会有检测人员或检测车，对作业道路随机划出一平方米区域，然后将区域内尘土进行收集称重，每平米灰尘不能超过10克。
如果每次抽查都合格，员工每月能多500元奖金，超过规定克数的话，每次罚100元。
为了不被罚款，张时玉需要特别仔细，不敢有一丝卫生死角。他被处罚过两三次，其余时候都能拿到奖金。
在城里的生活固定重复，和他身上的外套一样单调，基本只穿橙色的环卫服。早餐有补助，会吃的好一点。午餐和晚餐，几乎都是最便宜的馒头、大饼和白菜豆腐。
他遇到的一次最揪心的事，是差点被裁员。
按照公司规定，超过60岁就不符合工作规定了，但用人单位卡死这个年龄的话，无法维持正常运营。公司的管理者想出的办法是“顶岗”，让超龄环卫工顶替未超龄的环卫工干活。
张时玉过了60岁，开始顶着一位50来岁环卫工的位置干活。那人已经在公司十几年，以前也兢兢业业扫大街，自从家里拆迁后，就回家歇着收房租了。每月工资发下来，他会转给张时玉，只为给自己留个社保。
在顶岗的位置上，张时玉经常怕彻底失业，处处表现卖力。疫情期间，他主动要求加任务，不仅扫大街，还负责辖区内果皮箱、公厕、垃圾转运站的消杀。他还去方舱和隔离医院搞消杀，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消毒液到处穿梭，累得直不起腰。
他用身体的苦累去换钱。最多的一个挣了6000多元，这才让儿子未在疫情期间发生断供情况。这是他最开心的事。
“呼啦呼啦”扫了两个半小时后，张时玉和同事终于完成了工作。回程时，天很亮了，路上行人还不多。
当他正留心有无卫生死角时，一个醉酒的中年人又开始在路边狂吐。短短十几秒，秽物便淌在干净的马路边，仿佛一张皱巴巴的地图被丢到地上。
“真他娘的！”张时玉飙出了脏话。
再次清理完毕，张时玉骑车回到小区。他在门口早餐摊前买了两根油条、一碗加了白糖的豆腐脑，只用了两三分钟快速吃完。
这一次，他从桌子上抽了一沓餐巾纸，对着脑门和嘴巴擦了擦，然后直接丢在地上。起身离开时，几团纸沾在鞋底，他使劲把一只脚在地上摩擦，碎纸屑留在了地面。
这会儿，他不再顾忌什么卫生死角，径直上了楼。
早上6点50分，其他工友还没起床，此起彼伏的呼噜声铺满整个房间。他爬上了床，小声嘟囔了一句：“真想回家睡一觉，可现在还不沾（行）呀！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本文转自于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