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去大理的人，逃回北上广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各地的景区，似乎都逃不过“人从众”模式。
新起之秀淄博凭借“烧烤”和“185帅哥”备受关注，而老牌景区们也不落下风。自《有风的地方》大火后，大理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五一更是“人上加人”，据大理文旅数据，五一前三天，大理游客接待量超过200万人次，同比增长363%。
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舍不得走”和“想留下来”的声音，但已经在大理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却并没有太多不舍。
阿琬说，离开大理，是一件可以“说走就走”的事儿。 2020年，“在家憋坏了”的她只考虑了一天，就决定和爱人带着孩子到大理旅居。离开时，阿琬同样果断，“当时租的院子花了很多心思装修，租期还有几个月，但也无所谓了。和朋友们办了告别party后，我们收拾好东西，叫了一辆货车，就搬回了深圳。” 作为所谓的“避世天堂”，大理似乎意味着松弛、自在与阳光。只是，短暂地休憩后，阿琬还是决定，重新捡起过去的生活。 “在大理接触到很多家长，有些人可能每天泡泡咖啡馆、看看云就会很开心，但我和爱人才30多岁，打算再拼一拼工作和梦想。” 大理从不缺阿琬这样的旅居者，有人选择离开，自然也会有人满怀期待地前来。不过，那些在大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在大理依旧逃不过。
“还不错的选项”
对当下的生活不那么满意时，人们会将理想寄托到一个看似触手可及的别处——大理，听上去是还不错的选项。
早在2010年，还在读大二的小海和几位同学一起去了大理、丽江和泸沽湖，“感觉很不错”。 毕业后，设计专业的他入职了一家广告公司，进入“加班重灾区”。他的工作节奏非常快，最忙的时候，连续工作两个月，一天也不得喘息。 所在城市的天气也不好，经常雾蒙蒙的，夏季更是火上浇油，“炙热，又没有蓝天，就是那种惶惶的热，让人感觉很压抑。”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理想能不能实现？” 疑问涌上小海的心头，但他却想不出答案。一年后，小海在生活的夹缝中等来年假，再次前往“难忘”的大理。
2015年，在苍山桃溪谷远眺大理坝子和洱海景观|受访者供图
彼时，“逃离北上广”是热门话题，黄渤和徐峥主演的《心花路放》在大理取景，利好因素滋养着大理的旅游业。 那年，“民宿”的概念尚未传播开来，人们更常使用的是“客栈”。小海算了笔账，“我们住的那家，房费小300块，10间房住了8间，每天收入两千多，一个月就是6万。老板说年租金只要3万。” 2014年，觉得“工作没劲透了”的小海，产生了在大理开店赚钱的念头。 建筑设计师史伦第一次前往大理，比小海晚了八年。 他自称“游牧民族”，是一名独立建筑师，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工作，也曾环球旅行过。 无论在哪里，史伦都维持着大致相同的生活节奏，“比如在上海，我每天睡到自然醒，下楼到种满梧桐树的马路上跑一大圈，结束运动后回工作室创作。”
从史伦的工作室往外看，是蓝天红瓦|受访者供图
彼时，他租的房子正在装修外立面，从早到晚不间断施工，噪音很大，而创作需要安静的环境。“我当时想先找个地方待着，至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然后集中地写东西，画画。” 曾在上海从事品牌营销工作的星星，时间安排不能像史伦一样自由。 她在上海生活了四年，工作节奏“蛮快的”，“一个项目紧跟一个项目，每天和同事合作处理很多事。工作虽然是早九晚六，下班后依然需要on call（随时待命）”。星星只能“挤时间”丰富生活。 下班后，她抓紧时间喝酒看展，听爵士和脱口秀，训练自由潜……短途出行更是宛如当下火热的“特种兵式旅游”，周五下班出发， 周日就匆匆赶回上海。 星星和大理打过三四次照面，觉得那里“天气好，绿植丰富，有海有山，还有热闹的集市和嬉皮士”。 2022年春天，独居的她度过了“无人对话”的三个月，突然意识到，“现在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想通后，星星到一直向往的新疆旅居了两个月，但又觉得“条件还是太苦”。某一天，她突然想到，大理可能会舒服些。
2022年，星星在新疆旅居|受访者供图
2022年9月，史伦和星星不约而同地决定，前往大理。
“过另一种生活”
一到大理，史伦就住进了朋友推荐的院子，“挺舒服的”。 院子主人租下这栋月租不到3500元的400平三层小楼，佛系经营，只招待有缘的朋友。此后的两个月，史伦就在这儿“驻扎”。 两个月里，史伦要完成一本为建筑爱好者而写的书。每天，他勤勉地工作，有时候因过于专注错过饭点，干脆就把午饭时间推迟到下午三点。 院子里的邻居们来自天南海北。潮汕人做海鲜锅，贵州妈妈做贵州菜，北方人做炸酱面，史伦能吃到全国各地的口味。 邻居们来来去去，新人搬进来，会带来新的话题、新的事情和新的内容，“永远层出不穷”。
史伦和邻居们在大理旅居的院子中|受访者供图
不忙的时候，史伦会和邻居们一起踢毽子，围着篝火跳舞，看电影。如果忙起来，他就在楼上画画，偶尔起身为楼下跳舞的人鼓掌。“有一对邻居也是设计师，我们经常一起办公，互相买早餐和水果。” 在史伦看来，良好的社群氛围非常难得，他因此感受到了强烈的归属感。邻居们有时候会彻夜长谈，在客厅里聊嗨了，会站到凳子上去。 特定职业的邻居也会为社群提供生活的养分，有心理学背景的室友，能为邻居们提供心理咨询，“有问题直接去问，他会开导我们，包括婚恋观、价值观什么的，我们也会一起探讨”。 人到大理，星星发现，上海一个月的房租，抵得上大理三个月。 前半个月，星星“像个小孩一样，从头学习如何放松”，“去感兴趣的咖啡馆打卡，看哪家更适合办公，和朋友去周边爬山吹风，而不是像游客一样急匆匆地赶行程。和本地人去赶集，见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特产。”
星星在大理和本地人一起赶集|受访者供图
休息够了，星星继续忙起来。在上海工作时，她和朋友运营着一家旅行公司，如今辞去工作，她正好把运营公司变成主业。 当地理位置不再是工作的必要条件，工作时就需要具备很强的执行力和自律性。星星说，不论是在上海醒来，还是在大理醒来，她都很清楚地知道今天要做什么。她也对本地的资源充满探索欲，好让自己的旅行团队有更多与众不同的路线和体验。 在大理，星星的时间分配更加自如。从饱满的睡眠中醒来，她会“非常有活力”地开始工作。星星形容自己有一个“工作开关”，开关打开，马上进入到高密度的工作中，想休息时，就把工作交给交给团队，“自己玩儿去了”。 她会去没有信号的原始森林徒步拍摄，突然去山顶吹风，或者和专业探险队攀爬地下上亿年的溶洞等。 旅居的四个月，增加了她对大理的了解，丰富的天然物产，吸引了很多素食主义者。更多的是数字游民，各种职业的旅居者满足了她的社交需求；少数民族文化则提供了“水瓶座天然需要的、源源不断的新鲜感”。 不同于“体验生活”的史伦与星星，小海对大理有着更高的期待。 “当时洱海客栈的客群非常优质，愿意花每晚600-1500元的价格来过周末，这基本上是城市里五星级酒店的住宿费用。”2014年，小海辞掉了重庆的工作，准备到大理开民宿。
2015年3月，大理社区举办的《天问诗歌艺术节》现场|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安顿下来后，小海到朋友的客栈做义工，不忙的时候，他骑着电动车沿洱海物色适合做客栈的房子。 这是一个“注定无法轻松”的过程，为了找到合适的场地，小海和当地人一轮又一轮地切磋，考虑房租贵不贵、有没有产权、地基稳不稳、装修后汽车是否方便出入。等到敲定好了场地，他已经成了朋友客栈的店长。 彼时，小海被创业浪潮裹挟，想通过做生意来赚钱，“而且时间相对可控”，但故事的走向，和他的计划背道而驰。 2015年，洱海整治已有苗头，小海花了很长时间，准备合法合规开客栈的手续。两年后的3月，客栈还没装修完，他等来了《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的通告》，“洱海100米以内，2000多家客栈全部关停。” 关停之前，旅游业上扬的态势，让大理的物业租金以一个月三分之一的速度上涨。诗人、作家、民谣歌手、明星纷纷来到了大理，在这里举行诗歌节，开画廊，办市集，“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市集是一个多么新鲜、多么前卫的业态。” “非常多元，它们就像一个泡泡一样，吹吹吹，到2017年的时候就破掉了。”小海感慨。 彼时的他，看得到洱海，却看不到自己作为客栈老板的未来。
“没有乌托邦”
尽管迎来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大理，并不是可以永久居住的理想国。 2017年5月，小海决定离开，他不知道洱海的整治要持续多久，“如果客栈永久关停，以后可能就没有缘分回来了”。
2017年，拆除中的海边民宿|受访者供图
他没有退掉在大理租的房间，床上还铺着被子，窗外是一片稻田，仿佛下周就要回来一样。 小海去了北京工作。带着大理留下的“伤疤”，他深深感到，“效率是很珍贵的东西。”他开始“尽可能接着地气去做一些事情，而不像从前那般理想主义，对要做的事情投入太多感情”。 阿琬同样对效率二字感受颇深。 她此前在深圳生活，更习惯快速确认工作需求，“工作做完了，我们再聊天交朋友”。而大理的人们，保持着缓慢且松弛的节奏。 她印象最深的是，筹备亲子营活动时，去和农场主人谈合作。阿琬刚落座，对方就热情地邀请她来杯手冲咖啡，“从磨豆子开始，二十分钟过去了，我们还没切入正题”。 阿琬很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手头有事要忙的时候，难免觉得效率有点低。2021年春天，她和爱人到惠州筹备农场，重新找回了“工作”的效率感。 史伦离开大理，同样是因为工作。 他接下香港的建筑设计项目，带着业主的设计需求借道伦敦，逛画廊，看设计展，汲取创作灵感。
史伦在旅居的院子里和小狗玩耍|受访者供图
尽管很喜欢大理的氛围，但史伦觉得，没有什么是大理特供，“世界给我们的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内心。” 在他看来，生活在别处要面对的问题，在大理依旧逃不过。一日三餐和日常开销，依旧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而且很多朋友的工作强度，不比北上广的上班族们低，熬夜也很常见，只是相对更随性一些。” “这几年，有些媒体报道和艺术作品，过度地理想化了大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城市而已。”史伦补充，“所谓的乌托邦根本不存在。” 去年年底，星星结束了四个月的大理旅居，回家过春节。今年，工作重心转移到昆明，她顺势在昆明落脚。 “很多旅居认识的朋友说，旅居一段时间后，会没有安全感，因为社交圈在流动，住所也不固定，很难有归属感和长期的情感关系。在大理，你不走，但朋友和恋人可能会离开，时间一长，很多人受不了，就会选择回家。”
星星在大理，让人想起电影《勇敢的心》中的呐喊：“Freedom！”|受访者供图
如今，星星安全感的来源就是自己，自己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当她拥有了极其稳定的核心，什么样的“风”，都吹不倒她。 关于离开，小海有更仔细的观察。 他分析，一部分年轻人迁居到大理，但到了孩子学龄阶段，会发现当地的教育资源不够优质，而上了年纪的旅居者，则有可能因为医疗问题，选择回到大城市。 原计划“住到孩子上小学”的阿琬坦言，儿子小小星的教育问题，是一家人提前离开的原因之一。 彼时，小小星喜欢的几位老师，半年内相继离职。阿琬和爱人觉得，学校待遇不好，自然留不住人，提出给老师涨薪，但却没能得到社区伙伴们的支持，“大家觉得老师有爱就好了，但我们认为，经济基础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原定两周一次的户外课，两个月只上了一次。学校活动准备得也很仓促，和我想象中有不小的差距”。 加之看了几个月云和海，阿琬对大理不再好奇，她想，或许是时候离开了。
阿琬的小红书账号，记录了一家人的足迹|截图
在大理扎扎实实住了两年后，小海同样对风花雪月的生活祛魅。他的语气冷静，“大理看起来好玩，有很多人，其实圈子非常小，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无趣。” 在他看来，三四十岁的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虚无。 “一两年还好，你真的能顶住三五年吗？而且大理赚钱的机会不多，开店也不赚钱，最后发现，可能还是大城市好点。” 更重要的是，“人需要社会的认可，如果这里提供不了成就感，也会产生问题。” 换言之，人们为了逃避在大城市需要面对的问题来到大理，但大理最终也会为他们提出新的问题。 他那“命运多舛”的民宿，在两年多的停业整顿后，于2019年10月重新开业，却又在12月陷入另一场集体的命运。 好在，进入2023年，“报复性出游”热叠加《去有风的地方》爆火，民宿终于迎来新一批游客和旅居者。今年一月一直到五一假期，大理的客流都比较饱和。
2022年7月，大理居民在洱海边的草地放松休闲|受访者供图
而小海习惯了人来人往： “经历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人类的诉求基本没怎么变过，大家的成长和思考路径也都很类似。吃饱穿暖之后想拥有生活，但经历过去三年，发现生活受到了限制，可能又想踏踏实实过日子。来大理的年轻人，也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可能是来处，也可能是下一个远方。”
本文转自于 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