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泽辉去世前工作的地方，是浙江宁波海曙区横街镇的中通快递分拨中心。作为海曙区第二大镇，横街镇紧邻宁波绕城高速，经济活跃，到处都是计量仪表、文教文具、汽车配件、卫浴制品和服装服饰的厂家。经济发达，快递业也发达，在横街镇，光中通快递，就有不同层级的站点，除了村级营业部还有镇级分部。

王天林（化名）在横街镇旁边的古林镇做劳务中介，主要服务对象就包括本地中通分拨中心。根据他的了解，孙泽辉所在的分拨中心，属于镇一级站点，分拣部门员工在五六十人左右，算中等规模，当地还有三四百人规模的更大的分拣中心。而无论什么样的分拣中心，员工的年龄，绝大部分都在四五十岁左右，超过60岁的很少，可能只有个位数。

海曙区另一个分拨中心的劳务中介则告诉本刊，当地分拣工工资计算则分两种，一种计时，一小时17-22块钱左右；一种是计件，分大小件，一件在一到两毛之间。无论计时还是计件，分拣工的月工资都在6000元左右，每天的工作时间则在11小时-13小时之间，要么是早八晚八的黑白班轮替，要么是8:00-13:30和20:00到次日 13:30的两段式轮班，熬夜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今年24岁的高飞在高三毕业的暑假，曾去一家物流中心做过半个月分拣工和半个月装卸工。他记得，那时做的就是早八晚八班，其中夜班一般是会早上五六点结束，货量大时，则会持续到8点交班时。

分拣工是在流水线上工作，快递车拉来货，装卸工先卸货，然后扫描工扫描，并用马克笔简单标注目的地省份，然后将快递放到流水线上，由分拣工再分拣到不同位置。高飞说，他当时工作的园区，有时候一个人需要同时做扫描、分拣甚至装卸， “做分拣时，货量多，眼睛都会看花。小件还好，碰到冰箱、摩托车这样的大件，也很难搬。” 他感觉比进厂还辛苦。

高飞当时工作的地方，夜班比白班工资高约30元。为了多挣钱，高飞跟很多人一样，主动选择上夜班。但夜班也伤身体，高飞当时有个同学，跟他一起干了一晚夜班，病了一周。高飞说，上夜班时，凌晨三四点一般是最困，身体最熬不住的时候，往往过了这个点，困意能好点。事实上，孙泽辉倒下的时间正是凌晨3点50分，他没能熬过那一天最困的时候。

而对高飞来说，如今回忆起当时熬夜的打工生活，最大的感觉是，“累，下班后能直接睡倒。”他是夏天去工作的，除了累，还感觉热，因为夏天的仓库像一个蒸笼，巨大的工业电扇嗡嗡转动，也毫无作用，连身上的汗都吹不干，下班后回到宿舍，衣服天天一层盐分。干了一个月，他实在受不了，辞职了。

正因为工资不高，需要熬夜，脏，负责古林镇中通快递招聘的王天林告诉本刊，分拣工起码8成的人坚持不到半年，因为大多会在严寒酷暑的季节辞职。也因此，当地各个站点的分拣工，一般都是临时工，而那些许诺可以做正式工的，一般也要工作满了半年，才有五险一金。天眼查显示，2016-2020年涉事公司参保人数均为0，2016、2018年，还曾因工伤保险待遇、劳动关系确认等原因，进行劳动仲裁。

也正是因为担心熬夜带来的健康风险，更大的江北中通分拨中心的劳务中介告诉本刊，现在一般的大仓库，对分拣工年龄要求都在50岁以下，只有一些小仓库实在招不到人时，可能会放宽限制到50岁，甚至55岁以上。

王天林和高飞都推测，孙泽辉过了60岁还在分拨中心工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为老员工，因工作出色留下的；一种是通过劳务中介，应聘过来做临时工。而在孙泽辉的老家，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的一个小村庄里，直到他去世，村里人才知道他在宁波做快递。

在村里，像孙泽辉这个年纪的，有手艺的基本就是做木匠，没手艺就做建筑工人，年轻一代，则主要去了电子厂。等到年纪再大点，过了70岁，则会选择看门这种更轻便的活儿。相比之下，快递听起来是个有些“新”的行业，没有人带，村里做的人不多。

一个40多岁的村民告诉本刊，孙泽辉已经在外打工多年了。他爸爸以前是在村里做烧饼的，后来子承父业，孙泽辉也接着做了段时间烧饼。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孙泽辉的面食点早在1984年就开了，虽然根据登记信息，这家面食店2017年才注销，但村民说，实际上店铺可能已经关了一二十年了。一位村民告诉本刊，孙泽辉吃苦耐劳，但为人老实，做生意做得不算好。后来关闭了店铺，孙泽辉也就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开始外出打工。

同样根据村里人的说法，孙泽辉家的条件，如今在村里算中等，是村里100多户在滕州市买房的家庭之一。“条件好才能去城里买房。”有村民说。不过按照他们的经验，这些在城里买房的，绝大部份都是通过贷款。滕州市是县级市，房价在7000-10000元左右一平米，有了解孙家情况的村民说，孙泽辉在城里买的房子地段不错，现在大概9000多一平。

不清楚孙泽辉家具体的房贷压力多大，但孙泽辉个人肯定是有生活压力的。多位村民告诉本刊，孙泽辉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10多年前就失踪了，他如今还有80岁左右的母亲和一个无儿无女的70多岁伯伯要赡养，虽然还有一个兄弟和姐妹帮忙。此外，孙泽辉还有一儿一女，大女儿已经嫁到外村，小儿子30多岁，也在外地做化妆师，至今未婚。

不光孙泽辉，有村民告诉本刊，村里人过了60岁基本没有歇下来的，继续外出打工是家常便饭，因为当地农村人的养老金只有100多元一个月，“根本不够生活。”去年9月，枣庄市人社局曾发布通知，将全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150元提高到160元，依然偏低。

研究显示，养老保障在城乡之间已经形成实际上的二元结构。中国老年社会综合调查2014年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老年人口中有87.6%享有养老保障，月均养老金水平约1770元，而农村地区，虽然也有79.5%的人口享有养老保障，但月均养老金只有218元，对维持生活杯水车薪。事实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73.4%的就业老年人都来自农村。

《冬天里》剧照

不知道孙泽辉是否已经开始领取养老保险，但年过60，的确让这场工亡纠纷变得更复杂。

根据孙泽辉家属提供给沸点新闻的居民医学死亡证明书，孙泽辉出生于1962年7月15日，半年前刚刚年满60周岁。孙泽辉家属曾对媒体表示，希望按照工亡赔偿，但中通方否认因工死亡，给出的赔偿方案是，赔付意外保险金额，额外给几万块丧葬费和人道主义费用。

事实上，根据《劳动合同法》，如果劳动者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劳动合同终止，这意味着工伤赔偿流程的第一步，“确认劳动关系”都无法完成。

至于年过60，但仍然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老年人，相关研究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退休意味着原来的劳动关系终止，用工关系应认定为劳务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低龄老年人与用人单位之间只要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均适用《劳动法》，应认定为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在这里成为关键。因为无法认定劳动关系时，根据《民法》，雇工与雇主的关系就属于劳务关系，这种情况下的伤亡，只能申请人身损害赔偿，而非工伤赔偿。而在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判例也多有不同。

人身损害赔偿和工伤赔偿不光金额差距较大，对劳动者影响很大，对企业同样影响很大。周先培（化名）在安徽合肥做劳务中介，专门针对的就是大龄工（超龄工）市场。他告诉本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如果能认定工伤赔偿，赔偿金额的很大部分将由社保基金支付，而如果是按照人身伤害赔偿，不仅公司承担的金额比例更大，劳动者也要承担一部分。

周先培说，为了降低风险，一些雇佣大龄工人的企业，会通过购买雇主责任险替代工伤保险，但前者的价格是后者的3-5倍，对企业来着，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因此，在他接触的很多企业里，用人潜规则就包括不用大龄工，原因除了很多大龄工文化程度偏低，不便管理，工作效率低以外，最大的考虑正是，大龄工出现工伤的概率更高，赔付风险也更大。

周先培曾在当地文化局工作，下海做劳务公司已经有七八年时间，因为手底下一批打工者年龄越来越大，就业越来越难，他才关注到大龄甚至超龄工就业难的问题，“他又没有社保，人总得要吃饭。”周先培说。

周先培今年还与山东威海10多家海鲜食品厂谈判，把最初公司定下的雇佣标准，由55岁以下，谈到了60岁以下，“包括61岁62岁的63岁的，我们也安排了不少人，甚至65岁的我们都安排了。”他说，自己与这10多家工厂已经合作了3年多时间，这是对方第一次把年龄放宽到60岁及其以上。

周先培说，这样的机会很难得，因为食品厂的工作内容简单，主要都是清洗、包装、称重、穿串小海鲜，工作时间也是早八晚八，没有晚班，危险性小。另外，海鲜食品厂月工资在5000~5500元左右，不算高，而车间又常年弥漫着一股海腥味，到处都湿哒哒的，环境较差，很难到吸引年轻人。

除了这次跟威海的合作，周先培注意到，前两年上海某快递公司招聘分拣员时，年龄限制也放宽到了65岁，当时周先培总共帮这家公司招聘了四五百人，其中约1/10是60岁以上的超龄工。

除了这样的少数大规模招人，周先生告诉本刊，现在他知道的超龄工，主要是零散流向保洁、门卫等岗位，要么散工市场，游荡在小工地、种植基地等场所，做着没有五险一金的临时工工作。

在孙泽辉的事故中，2月21日，中通公司称，对于网点员工的意外离世深感痛心，已就善后事宜和家属达成一致。声明中，中通方没有明确说明是按照工亡赔偿，还是双方协商赔偿，具体赔付情况也不得而知。“只愿一切安好。”3月1日，孙泽辉的儿子在朋友圈发文告别父亲，“此别成永别，长眠，常念。”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转载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