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戌源往事：上海滩“洋山铁人”的红与黑｜体坛

毫不夸张地说，陈戌源是中国足协史上争议最多，也是最悲催的主席

资料图：陈戌源。图：视觉中国

　　作为听着样板戏《海港》到上海港工作的光荣的上海码头工人，陈戌源早年从上海港最繁忙的15号码头开始干起，因为“勤快、开朗、干劲足”开始逐步崭露头角。他先是因为喜欢写写画画（他曾以“荒原”为笔名在集团内部报刊《上海海港报》上发表诗歌、散文），成为集团办公室专职秘书，在步入中年时又被逐级调至上海港务局团委工作。仅有大专学历的他，后来更是依靠1997年从上海海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获得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正式迈入集团管理层。

　　在复杂艰巨的改革中展示出的魄力，则是陈戌源仕途更进一步的要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奉命解决各船舶公司的冗员、“一坑多人”、裙带编织等问题，一口气裁撤了18000多名员工，但在“完成指标”之后，他又超标给予了这些工人家庭补助和福利，其中许多工人退休之后依然享受着上港集团给予的待遇。而在随后的引进“外资”阶段（其实就是以李嘉诚为代表的港商），他又据理力争，为工人们争取了条件，比如反对外企降低工人薪水，比如鼓励上港员工集体持股。在他和工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仅仅三年，洋山深水港就建成。自2010年开始，至2022年上海暴发疫情之前，上海港的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期间从未旁落。依靠这些铁杆的战绩，“洋山铁人”陈戌源也在2011年走上了自己仕途的巅峰——上海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纵观他任上港集团老大的履历，基本和投资足球的轨迹相吻合（上港2012年投资足球，也是他就任集团老大之后的第二年）。如果将其这一段经历比作分为上下半场的足球赛事，身为上港俱乐部老板的陈戌源在上半场的表现可圈可点：2013年前后，收购徐根宝的东亚足球俱乐部，随后大举内引外联，使得上港成为国内为数不多可以和恒大相抗衡的一支力量。2018赛季，上港队更是如愿获得上海历史上第一个中超联赛冠军。在这个过程中，陈老板较好地履行了作为一个合格的俱乐部管理者的角色，不越位，不越矩：他没有对具体事务管得过细过勤，而是放手交给相关人士运作。当然，对于足球业务，他是全身心投入（他曾获赠俱乐部“头号球迷奖”。上港集团有72%的员工参与了员工持股，上港俱乐部一直保有“员工观赛助威”的传统）。当然，这可能也是他能在卸任上港集团一切领导职务后，成为中国足球协会历史上第一位体育系统之外的“专职主席”的根本原因——敢于对既得利益大刀阔斧地改革，一切为了员工利益，这也是中国足球掌门人的关键要素。而从他2019年就任中国足协新一届主席后的表态看，从改革足球管理的机制和运行体制，到支持职业联赛发展，再到如何保障国家队，谈得非常详细。甚至连青少年足球普及缺位、足球场地不足、基层教练人数不够这样具体细微的，很少有中国足协高层直面的问题，他都一一主动提及。看得出，他对于中国足球发展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有着全面清晰的认知。

　　而在就任之后，他的多项改革措施也开始实施——去行政化、去金元化、去归化化、去高薪化、中性名化。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些改革措施并不成功。

　　“去行政化”——援引足改方案中“政社分开、权责分明、依法自治”的原则，他多次强调足协应该有更多的自主权、自理权和自律权，建立一整套规矩规则，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发现很多政策推动不够，往往涉及敏感问题的时候就浅尝则止；另一方面，在享受到权力所带来的红利之后，作为当权者的他，也不可能如此轻易放下手中的权柄。

　　“去金元化”——上任后，他努力戳破了中国职业足球的金元泡沫，试图让联赛恢复理智、良性发展，同时取消国足每逢大赛必包机的特殊待遇，还要对足协多个部门实行精简。应该说，从后期联赛球队欠薪遍野、房产泡沫之后一地鸡毛可以看出，他的举措在相当程度上有先见之明。但在实施过程中，手段过于强硬、方式不得当，导致中国足球环境受到一定伤害，联赛整体竞技水平略有下降。

　　“去归化化”——一方面，包括恒大在内的中超球队对归化球员投入前后近20亿；另一方面，足协又在世预赛12强期间又大力打压归化球员，限制归化球员上场的人数、时间。此举也让足协处于风口浪尖，既然选择了归化，如此遮遮掩掩到底为何？

　　“去高薪化”——他认为，金元足球导致球员年薪过高，使他们进取心不足，也给俱乐部带来了很大负担。足协为此连续两次发布“降薪令”，使国内球员的顶薪从千万级别降到了500万。但由于缺乏和俱乐部的良好沟通，以及球员的替代方案，导致球员开始集体质疑和抵触，有球员威胁退役，甚至去直播带货。

　　“中性名化”——取消“城市+企业”等命名方式，强推中性化队名政策。本来在俱乐部股改方向中，名称中性化的提法是要求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但足协“一刀切”的做法严重伤害到了企业的利益，导致企业的积极性下降，中超品牌形象和商业价值被严重缩水。

　　应该说，陈戌源的一系列举措，其初衷都是为了实施自己的蓝图，实现自己的“公益足球联赛”梦想。但这个梦想实现了没有？其所谓公益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是否得到了兼顾？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举一个简单例子，陈戌源上任后，中超分红连年下降。2022赛季中超各队分红约800万人民币，少于2021赛季的1000多万，更比不了“金元足球”鼎盛时期的年分红6000多万。2015年，中超的冠名版权卖出了5年80亿，年均16亿。2018年，版权费改为10年110亿，年均11亿。如今的1亿仅为当年的零头，缩水到原来的十六分之一。

　　这几年的中国足球，一方面面对疫情因素的掣肘，一方面承受经济社会环境的剧烈波动——2020年秋天，“三道红线”划下，被称为“房地产联赛”的中国三级职业联赛立刻在本就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进一步雪上加霜。而国家队在诸多赛事上一败再败、跌至低谷，更是让中国足球成为无人敢于触及的雷区。毫不夸张地说，陈戌源是中国足协史上争议最多，也是最悲催的主席。这是其性格使然、认知使然，也是时代层面的必然。

　　不知道在因为严重违纪被带走的那一刻，陈戌源有没有《狂飙》中高启强临刑前的顿悟——自己从一个码头工人，一步步脚踏实地，在46年中逐步走向在上海滩的仕途巅峰，但一个充满魔力的足球，却将自己推向了更为波谲云诡的疯狂浪滩。

　　假如有选择，他自己能回头吗？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