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彭馨妍2022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是《当代中国的白领女性：我们一直在工作》（Corporate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ve Always Worked”）。这是她的博士论文题目，以上海两家公司的白领女性为研究对象。在书里，她访谈了三十余位都市白领，试图探究加班文化如何渗透到工作场所之外。
过去几年，从“996”到内卷，从躺平到“quite quitting”……有关工作的讨论无休无止。可是，工作一定只有痛苦吗？加班真的并非员工所愿吗？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可以泾渭分明吗？
在彭馨妍的观察里，“当下大家面对的状况并非要不要加班，而是我可以一定程度地接受工作对我生活的塑造，但我需要一个不完全被工作占据的空间。”
10月中旬的一个周六，我们在一间咖啡馆碰面。采访前，彭馨妍刚与学术同行结束视频通话，彼此感慨了一会儿“终日有假，全年无休”的学术工作。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国内高校工作。之后每次回家都被父母叮嘱不要懈怠，要努力。
写作新书时，她屡屡想起母亲。小学时她常忘记带作业本到学校，打电话给母亲时，总被念叨“你影响到我的工作了”。日后回想这一幕，她对母亲说：“工作对你蛮重要的。”
与博士论文相比，新书增添了诸多历史文献，自上世纪50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起，妇女被号召走出家门，投入社会生产劳动。时代滚滚向前，彭馨妍认为，这份独特的历史遗产被中国妇女继承、延续，可不同于过往的历史传统，当下女性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双重劳动是十分个人化的。
新书写罢，她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这些“既要好工作还要维持一个好家庭”的女性没有过反抗吗？
“的确，大家也会自嘲‘做女人好不容易’，但对于当下的生活状态不会做出反抗。她们确实地从中感受到了别的东西，比如，她们虽然在加班之余刻苦地进行核心肌群训练，但锻炼也为她们提供了彼此连结的第三空间，她们在其中汗流浃背，也分享彼此的近况。一位报道人（人类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接触到的能帮他们了解当地文化、进入内部世界的当地人）告诉我，身体与情感的连结比自己本身掉了多少肉更重要。这些都是无法直接从家庭与工作中获得的。”她说，“我想书写出她们的主观能动性。”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彭馨妍的对话。
我们需要一个不完全被工作占据的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聊聊你的研究缘起吧，为什么想要研究都市白领的工作？
彭馨妍：我最先是对工作这一话题感兴趣。2017-2018年我在上海做田野，先后在一家设计师品牌时装公司和一家化妆品相关的外企实习。我本来的研究题目与白领群体之间的友谊有关，与他们相处时，许多人好奇自己的工作环境这么单调、工作时间这么长，日复一日地，有什么好研究的？我反而对这种看似单调的东西很感兴趣。恰巧因为实习的这两间公司是服务于女性的消费行业，女性员工占了大多数，我就想写一份纯女性的民族志。我的报道人年龄大部分在25至35岁之间，与她们相处，一方面是因为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她们身上充满了生活智慧与韧性，很感染我。
南方人物周刊：从“996”开始，近几年来，大家对工作这一话题的讨论度越来越高。
彭馨妍：做田野的那两年国内加班现象蛮严重的，大家的抱怨和讨论也很多。后来随着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记者注：2021年，最高法、人社部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典型案例，明确“工作时间为早9时至晚9时，每周工作6天”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大家愈发开始思考这一现象。另一方面，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工作对生活的影响、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实际上，大家现在面对的状况并非要不要加班，而是我可以一定程度地接受工作对我生活的塑造，但我需要一个不完全被工作占据的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如何定义加班呢？
彭馨妍：我先后待过的两家公司都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虽然下午一般6点就下班了，但如果领导没有离开，同事们也不敢大大方方地走。这是形象管理。
加班的定义非常复杂，比如在市场服务、咨询等行业上班的人，甲方公司把任务给到他们时常常已经很晚了。又或者，当他们接到一个规模较大的项目时，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工作时长和工作量都不得不翻倍。还有一些远程办公的人，下班之后也常常需要应付单位发的信息、维护客户关系。
与性别有关的一点是：我曾遇到一位职场妈妈，因为工作任务比较重，白天要接送孩子，她只好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一些刚生育过的妈妈每隔两小时就需要泵奶，她们担心被老板怀疑没有在认真工作，因而会更努力地展现自己认真工作的模样。但是，她们不是简单地被迫加班，其中也流淌着她们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系的大藏奈奈（Nana Okura Gagné）副教授研究日本“工薪男”，2018年我拜访过她。她说，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日本公司的加班现象并非只是日式管理的必然结果，其中也有日本人不愿意给人添麻烦的文化因素。尽管中国现在有明确要求，但加班现象就一定消失了吗？比如学者、记者这类工作，虽然没有时长要求，但由于工作性质，他们的工作时间可能很长。而且，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工作变得更加弹性和灵活，工作时间于无形之中被延长。这些很难用机制讲清楚。
中国妇女劳动的历史惯性
南方人物周刊：将博士论文改写成书时，你有哪些想法发生了变化吗？
彭馨妍：博士论文答辩结束后，我自己很大的不满在于文章里对中国劳动女性的挖掘不够深入。将论文写成书的过程里，我翻看了过去20年的《妇女研究论丛》，也恶补了一些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文献。贺萧（Gail Hershatter）的那本《记忆的性别》我非常喜欢，里面描绘了许多具象的场景。比如，白天在田间作坊里工作的女性，晚上回到家后会继续在昏暗的灯光下帮孩子织毛衣、做鞋子。实际上，妇女参与工作和回家的波动是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变化的结果。波动不只发生在中国，日本学者也指出，在不依靠移民的日本社会，为了提振日本经济，前首相安倍晋三曾大力鼓励女性参与就业。
另一点很有趣的是，我在田野中接触到的女性报道人都强调女性应该去工作。这不仅来自于经济的现实考量，也有一种历史惯性。一位报道人工作到分娩前几天才肯请产假。她认为这对女性来说理所应当。中国妇女继承了一份独特的历史遗产——她们不仅是劳动者，也是母亲、妻子，在个人与公共的双重领域中付出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这与当下部分精英女性既要有一个成功的事业、也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职场妈妈出去工作，可能要负担一大笔育儿嫂的开销。在你的田野中，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彭馨妍：上海的育儿成本非常高，我在田野中遇到的报道人都是双职工家庭，因此隔代养育的情况比较普遍，长辈过来帮忙照看子女。
最近几年，大家对于再生产育儿劳动社会化的讨论十分普遍。育儿并非只是女人的工作，社会对男性参与的期待也十分高。2021年日本修订《育儿·介护休业法（修订）》延长了男性的“陪产假”，引发热烈讨论。
当工作思维进入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有趣的一点是，白领女性们将在工作中习得的思维方式运用到个人生活中。
彭馨妍：我刚入职第二家公司时，坐我隔壁的一位职场妈妈刚好加班到凌晨4点，我听说后十分震惊。她解释是因为小孩子生病，白天得照顾小孩，只好晚上回公司加班。在她看来，这样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问题。她说，我要给我的孩子做个榜样，让他知道妈妈在努力工作。
书里还写过另外一个例子：一位报道人是公司内少数做到管理层的女性，工作时间相对平稳，但也非常久。她说生育前有时为了完成一些工作甚至会通宵，但有了孩子后基本不会了。有次我去她家里吃饭，她的孩子作业没有完成，她就开始跟他讲道理，说“二年级的语文是很难，但妈妈做项目时也碰到过很困难的时候，当时没有人帮我”。她讲这些道理时十分激动，想以此劝说她的小孩要克服困难。这套话语实际和她在公司开会讲的内容如出一辙，我立刻联想到了我们开会时的情景。小朋友听完若有所思地回了房间，但我不觉得他能听懂。
人类学作品《清算》提到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在“加班”和“努力工作”之间有一个话语的置换，投行家们认为努力工作是道德要求。如果你懒惰，就不应该得到财富。当然，我们可以质疑他们的巨额工资是否真的是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的，但至少大部分人认为努力工作是获得收入的根本途径。同时，努力工作与加班划为等号，一个人的勤奋程度等同于他的工作时长。《清算》里面也有印象管理的体现：一些人的工作时间消耗在不增加价值的事情上。
▲人类学作品《清算》提到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在“加班”和“努力工作”之间有一个话语的置换，投行家们认为努力工作是道德要求
我在第一家公司实习的时候，在十几人的公司内，其中半数是上海本地人。有次老板对我感慨：他们不用买房，也没太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想早点下班，就少接几个项目。但是你看外地过来的年轻人就很不容易，他们想在上海生活，需要面对买房的压力，我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多接一些项目赚钱。同时，他也强调，公司在晋升的时候会优先考虑那些愿意承担更多工作的人。其实老板也出现了这种置换的话语，他一方面觉得加班是需求所致，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工作的道德伦理。
南方人物周刊：将是否愿意加班等同于个体是否努力工作，员工们是如何内化这套逻辑的？
彭馨妍：一方面可以说这是种内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工作带给女性个体的价值感。有些女性宁愿晚上待在办公室加班也不愿回家，为什么？她回家后可能要面对不那么整洁的环境，可能丈夫嫌她啰嗦，可能公婆嫌她带孩子事多。她在工作场域获得的认可未必能从家里获得，所以才会有女性等到小孩睡着后返回公司加班。这恰巧从侧面反映了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南方人物周刊：加班多的人最后都得到晋升了吗？
彭馨妍：我在第二家公司实习时刚好目睹了一轮职位变动，还真就是工作时间长、对公司贡献大的人晋升得快。一定程度上，它是公平的。当时还不流行“卷”，公司有一位男性家庭条件比较好，他每天一到6点就准时下班，吃吃喝喝生活很滋润。最后，公司内部重要的项目都没落到他头上。
南方人物周刊：有不成功的案例吗？
彭馨妍：一位职场妈妈生育前一直是公司内非常努力的员工，生孩子那年到手的年终奖还不及生育前的十分之一。她生产的时候公司刚好在调整部分岗位，等她返岗后，她原来带的实习生转正成为自己的上司。她后来换了部门，因为工作能力强，慢慢地越做越好。可能与性格有关，她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去讲述这一切的。虽然惋惜，但她说，至少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陪伴我的小孩。其实休产假期间，她有阵子非常想回去上班，但她发现家里长辈帮忙带时小孩性格出现了微小的变化，她觉得不行，还是要多陪伴孩子。所以，她并没有完全将工作视为自己的权威，也并非合理化工作，整体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去看待。
南方人物周刊：听起来很累，似乎女性自身也有无数个标准去衡量自己是否合格与努力。
彭馨妍：博士论文的评审老师看完我的论文后也评价说很累。他们震惊于书里一位女性的故事，我们叫她K吧。K在家里搞了一套表格积分系统，用来计算丈夫和自己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的活动。她和丈夫一再声明这不是竞争，但丈夫常常因为出差无法参与劳动而被迫分值很低。为了照顾丈夫的情绪，她又不得不安慰丈夫、对积分系统进行调整。K将在工作场所中偏经济理性的分析运用到家庭中，背后却付出了大量的情感劳动。
书中一位报道人Sophia劝说自己加班是为了之后过上好日子，这背后的逻辑有点像学者项飙提过的“工作洞”概念，大家超负荷地工作是为了从洞里爬出来，生活的目标相对单一化。但你在书中质疑了“工作洞”的适用性。
如果一份工作占据了我们一天这么多时间的话，我们很难说服自己只是为了从洞里爬出来。我觉得工作对个体的变化、工作场域内发生的事情应该被更广泛地严肃讨论，因为它确实给个体带来了一些东西。
“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被问题化了”
南方人物周刊：听说你这学期开了一门与工作相关的选修课，学生实际的反馈如何？
彭馨妍：之前我要求学生一起共读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的Work: A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中文版标题叫作《工作的意义》。有位学生提问道，我们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想那么多意义干嘛？之前有次听项飙老师的一场讲座，他说，很多时候大家那么焦虑和困惑是因为太急于从当下做的事情中寻找到意义。我在想，是不是有时候对意义的讨论反而会限制我们？
很多学生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你很难让他们具体去聊工作的问题。我的朋友袁长庚在看理想有一档关于工作的节目，他在其中讲到，有些上班族追求灵肉分离，希望工作时的自己像个机器人完成就罢，等到下班时间再做回真正的自己。我们觉得这不大可能，工作和非工作的自我很多时候难以彻底区分开。最近上课，我和学生一起共读大卫·格雷伯的《毫无意义的工作》，书中一个例子写道：一个人的工作是“活少钱多”的类型，他上班时各种刷剧，出差就是到处玩，但他觉得工作不用动脑，很痛苦，最终决定辞职。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困惑，怎样能以一个不完全批判和消极的态度去讨论，才不至于让大家变得不想工作了。
南方人物周刊：你自己怎么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彭馨妍：我们学院领导前几天劝我不要太拼了，要有生活才能有工作。我很感动这份建议，但另一方面，我很好奇怎样才算有生活？拿学术工作来讲，我身边大部分的同行早就习惯了“终日有假，全年无休”的日常。
其实2019年刚回国工作那会儿，我尝试过将两者分开，很快失败了。不过，一个很明显的变化是2020年疫情暴发后，课堂和会议全部转为线上，学校为了照顾有孩子的老师不得不将会议安排在晚上进行。那时候我很明显的感受是，工作时间被拉长了，常常需要在晚上8点保持脑袋清醒的状态。但我继而反思，自己试图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划分清晰的尝试是否说明我有一定的“特权”（privilege）？我没有小孩子要管，也不需要照料老人，所以可以相对自如地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但对于有孩子的老师而言，她们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南方人物周刊：平衡工作与生活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一位在北欧读博的学长常常会被同事叮嘱要注意休息，不要工作太久。我在想，你失败的尝试是不是与我们普遍的“工作狂”环境有关？
彭馨妍：每次回家，爸妈常常建议尚是工作小白的我要多积累和努力。我觉得，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能被问题化了。当上一辈还是职场小白时，他们未必会有“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意识，只是现在大家愈来愈重视私人生活领域。当我们的经济足够养活家里人，便开始思考如何将家里布置得更加温馨。这恰恰是件好事。
距离我田野也过去了好几年，可惜的是，我与许多报道人都失去了联系。那时大家对于职业的稳定是有质疑的，默认职业的流动与转换是促进个人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可是疫情发生以来的三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大家倾向于进入国企和体制内单位工作，哪怕工资相对低一点。这不仅代表着经济意义的稳定，也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稳定——你打交道的人相对固定，大家也不会彼此使用“花名”。这多少有些像父母那辈工作环境的延续，对吧？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