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罕坝60年：荒原、林海与三代人的时间
“从栽种到长成需要五六十年，一个人能有几个五六十年呢?所以林业更需要坚守。”
望海楼
62岁的赵福洲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离开河北，第一次落地长沙，刚出机舱就跟火热的空气撞了个满怀。入夜，一行人去文和友逛。现在是2022年7月，手机显示，夜里9点多的长沙温度是35℃。而进入中伏的塞罕坝最高温仅28℃——也是他们酒店房间空调的温度。“像蒸笼似的，受不了。”60 岁的妻子陈秀玲说。
和赵福洲、陈秀玲一同到长沙的，还有他们的儿子赵东杨，“林三代”时辰、张伟和胡艳楠，“林二代”、现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陈智卿。他们即将参与由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特别指导的纪实访谈节目《这十年·追光者》，将于8月初在芒果TV、湖南卫视双平台播出。近十年，塞罕坝机械林场声名渐起，三代务林人扎根荒原、重建林海的故事与“塞罕坝精神”为人熟知。他们乐于向更多人讲述塞罕坝的故事。
1983年，赵福洲和陈秀玲正式成为塞罕坝望火楼的一员。当时林区初具规模，防火提上重要日程。塞罕坝以丘陵为主，地势起伏，在多个制高点设置了9座望火楼，以便防火期实时观测森林的情况，避免火情。望火楼位置很高，多在人迹罕至处。视野交叠，加上望远镜，能覆盖整个林区。林场通常安排一对夫妻共同在望火楼上班。赵福洲和陈秀玲结婚不久，领导就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去望火楼工作。他作为“林二代”，觉得自己到了该出力的时候，一口答应。
赵福洲出生在塞罕坝，父亲从塞罕坝机械林场建场起，就跟树苗一起扎根在这儿。赵福洲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守护好林场”。初中毕业后，他在林场附近找了份工作。1982年，林场缺一线工人，他转工加入，成为林场的一员。
他跟陈秀玲提了去望火楼的想法，陈秀玲问：“有住的吗？有吃的吗？”他答：“有，都有。”“那时候我就想有个家，有吃有住，都有那就去。”陈秀玲回忆。
场里雇了小牛车，拉着新婚夫妇和一卷行礼，一大早颠簸着上了路，花了大半天，才到海拔1700米的天桥梁望火楼。陈秀玲看到眼前的景象差点哭了出来，住处仅是两间砖楼，一间用于工作，一间住宿，里面锅台连着炕。跟她想象的家完全不同。周围是刚成型、还没人高的人工林，四野无人，入夜霜冻，只能与爱人、星月、狼嚎、深林为伴。
日子全靠挨。望火楼不通水，冬天要喝水，只能去雪林里扒拉些雪和冰，放进水桶里，大火煮化，用纱布过滤一次，淘去泥沙，放进缸里存着。夏天得去河沟挑水，最近的河沟在梁下五里。挑时只装半桶，满了上下坡会颠出来。遇上暴雨，山路泥泞没法走，渴了只能硬扛。“那会儿喝水跟喝油似的。用了舍不得倒，都往盆里搁着，他先洗脸，洗完这个水我再洗。”陈秀玲回忆。
等条件好了些，林场改为消防车从山下送水到山上，再用简易的水窖储水，一车水吃一年。后来改为春秋防火期各送水一次。这样一直持续到2015年，直到楼里通了水。
最初，楼里没电。点蜡烛是望火楼唯一的照明方式。后来，林场安装了一块太阳能板，但只能提供三四小时的电。直到近十年才好起来。
夏天，暴雨常常光顾，闪电在夜空划拉，巨雷在头顶炸响。赵福洲和陈秀玲挤在床中间，这是屋子里唯一的木头制品，不导电。冬天，暴雪连绵，出门一走，雪积到腰线。还有狂风，一年一场风，年头到年终。
寂寞是生活的主旋律。望火楼方圆几十里，十天半个月都不会出现一个人。偶尔有人经过，陈秀玲和赵福洲会本能地心惊胆战——由此可想见两人在文和友的人潮中挤来挤去的心情。
长期与外界隔绝，让瞭望员与人交流的能力受到影响。一位瞭望员的妻子回忆，丈夫去坝下围场县城参加同学聚会，站在路边看着斑马线，愣是不敢过。同学们见了面谈天说地，他一句话也插不上。
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是工作用的火情报告电话，通过它可与林场防火指挥部联系，也能与另外几个望火楼相互问候。他们因此熟知彼此的声音。一次，赵福洲在县城，经过一位瞭望员的家，他进门打招呼，对方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等赵福洲自我介绍了他才一拍大腿：“哎呀这不赵大哥吗！”拉着他吃了一顿饭。他们通话十年，第一次见面。
最开始，陈秀玲和赵福洲还会吵吵嘴，久了就吵不起来了。“有时候也生气，生气了我不吱声了，他就忍不住了。没人跟他说话，他就控制不住自个儿。”陈秀玲说。
陈秀玲在望火楼怀上了第一个孩子。怀孕7个月时，她不慎摔跤，花了13个小时才被送到医院。孩子早产。赵福洲匆匆忙忙出去买奶粉，回来医生告诉他：孩子没了。“就活了一天。”
几年后，陈秀玲怀上第二个孩子，医生建议别再在上面吃雪水，高海拔也不利于胎儿的成长。两人才申请下了楼。
在望火楼那五年，陈秀玲最大的遗憾是父母去世时自己不在他们身边。她是家里的老幺，父母最疼她。父母在同一年走了，等到她第二年过年回公公婆婆家才听说了这件事。她回娘家只能步行，走了半天才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父母坟上祭拜。上了香，回了家，姐姐告诉她，村里规矩，父母第一年走不能合葬，所以母亲葬在另一个地方。又带着她去祭拜母亲。最后回家时天色已晚，第二天一早她又匆匆回了望火楼。“在这地方再苦再累我都没有后悔，但就这件事儿，是我最大的遗憾。”这段经历，陈秀玲讲一次哭一次。
2006年，望火楼缺人，时任场长又想起了赵福洲。赵福洲和陈秀玲再次当起了瞭望员。这时候树已经长得挺拔茂密，看下去像一片海，望火楼也因此改名“望海楼”。望海楼已经从原来的小砖房改成了三层阁楼，后因林木持续长高，又加盖成五层阁楼，单层面积不足十平米。一楼作客厅用。往里走是厨房，楼梯处堆放杂物。二楼是卧室，床就在窗边。工作室在五楼，摆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摆满了记录文件，还放着一个望远镜、一部电话。防火期内（春季防火期从每年的3月15日到6月15日，秋季防火期从9月15日到12月15日），早上6点到晚上9点，赵福洲和陈秀玲需要每隔15分钟汇报一次情况，晚上9点到次日早上6点，一个小时汇报一次。
防火责任重于泰山
多年的望海楼生活已经将赵福洲的生物钟训练得十分精准。早上4点30，他睁开了眼睛。按照平日的习惯，他该洗漱、吃早餐，再爬到5楼，拿起望远镜，6点准时开始新一天的工作。此时身在长沙，望海楼在千里以北，他拉开窗帘，视线指向南方。酒店房间在23楼，视野如同望火楼看出去一样无边际，只是林海换成了楼房和车道。夏天的塞罕坝，这时已天光大白。而长沙还未破晓，他只看到一片阴沉。等到5点多，光才从东边撕开一道口子。
出来不过两天，他们一家已经开始怀念塞罕坝。塞罕坝的菜不辣，塞罕坝没这么热，塞罕坝的天更蓝，白云好大一朵，比这儿低。塞罕坝有百万亩林海，风一吹，树浪翻涌。城市里都是房子，风吹不动。
赵福洲眼睛好，60年如一日，看手机的时候得凑近，但一上岗，眼睛就能精准扫视至少方圆15公里的范围。加上望远镜，这个距离可以扩展到50公里。塞罕坝的9座望海楼，均位于坝上制高点。各自视野里的50公里交叠，覆盖了整个塞罕坝。望海楼是防火的一道重要枢纽，被称为“塞罕坝的眼睛”。
2019年，四川凉山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赵叔心有戚戚，眼眶红红。陈说，看逝者的照片，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你说这么年轻的孩子，为了保护国家财产，牺牲在这了……”她说，“老赵，你在上面你给我好好弄，咱们儿子还在队里，你一定要看好！”
1980年代赵东杨出生时，赵福洲和陈秀玲已经申请到了卡站工作，负责检查进山的车辆。尽管离人烟近了一些，但孤独仍然是生活的日常。赵东杨没有同龄玩伴，只能和虫子、花鸟、树林交流，直到3岁还不会说话。父母回忆，他很机灵，听到风声、鸟鸣或看到有车子经过都会兴奋地招手。为了让赵东杨受到更好的教育，赵福洲和陈秀玲将他委托给围场县的亲戚照顾。九年义务教育在赵东杨的印象里是不断换地方住、不断转学、不断留级，初中毕业时，他比同班同学大了三四岁。
初中毕业后，赵东杨参了军。在他印象中，与家人为数不多的相处里，都有塞罕坝林场的身影。要么是小时候爷爷拿着干粮和水壶，穿上制服早早出门，天黑了再回来。问就是去植树了。要么是偶尔见父母一面，见面父亲常说：“你生在林子里，将来也要回到林子里。”回到塞罕坝一直是家人对赵东杨的期望。因此，退伍后他加入塞罕坝森林消防大队，成为了一名扑火队员。上岗前一天，父亲对他说：你爷爷种树，你爸爸守林，你就要护林。
赵东杨在消防大队工作了15年，消防队每天都要训练，一直保持战备状态。尽管回到了塞罕坝，但他和父母相处的时间没有变多。他在坝上成了家，有两个儿子，妻子在家专职照顾。每个月他最多回家两趟，还得是遇上连日大雨、防火压力轻了，才能换个班回家。
2021年，35岁的赵东杨转岗成为一名护林员，在父母的林区工作，每天中午能去望海楼一家人一起吃顿饭。与消防队员相比，护林员没那么紧张，但防火依然是重中之重。他每天都要在自己的十公里辖区内巡查，同时对过往行人、车辆进行火种检查和防火宣传。巡查时，着重关注地上有没有火源或可能成为火源的物品，如碎掉的玻璃瓶（可能聚焦折射引燃）、没熄灭的烟头、干草等等。
虫害、鼠害的监测也是工作内容之一。冬天大雪把树根埋住，如果有一圈露出来，那一定是老鼠把树根啃了，这棵树就废了。
为了让树林更好地生长，塞罕坝植被下面的树枝通常会修剪，同时也方便护林员巡视——往林子里看，地上有什么尽收眼底。
2021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塞罕坝机械林场时，再三叮嘱：防火责任重于泰山，要处理好防火和旅游的关系，坚持安全第一，切实把半个多世纪接续奋斗的重要成果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
在下一个防火期，塞罕坝开始“全员防火”，每天早上6点准时到达各个点位，一直到下午5点。林区的各条公路边，树林大多由铁栅栏与公路隔开，防止游人进入。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张立牌，上书“防火责任重于泰山”，随处提醒林区游客和作业人员防火的重要性。各个路口均有防火人员。林场深化了森林草原防火网格化管理，实现了“路口有人把、线上有人巡、站点常年查”的火源管理长效机制。
山里散落的坟头是营区防火期监控的重点区域。以赵东杨一家所在的大唤起分场林地为例，工友468个坟头，每年一进腊月，当地有太阳初升至中午时段上坟烧纸的习俗。每一个坟头都是一个火灾隐患点。遇上附近村庄的居民办白事，护林员还要现场监督，防止野外用火。赵东杨因此熟知了自己辖区内每一个坟头的位置。
塞罕坝在防火上下的功夫不止于此。除去望海楼瞭望员、护林员和消防队员，还有“火灾预警监测网、生态安全隔离网、防火隔离带阻隔网”三大防护网。由11颗卫星、43个摄像头、7个探火雷达和一支无人机中队组成的智能防火监测体系也开始发挥作用。“塞罕坝已经成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全天候、全方位、立体火情监控网络。”陈智卿说。2021年11月1日，《塞罕坝森林草原防火条例》正式施行。
34岁的张伟是无人机中队的一员。2019年，林场决定成立无人机中队，他成了第一批拿证的成员之一。“这种高空作业的工具，对防火有很大帮助。森林走进去要很长时间，无人机可以很快飞到深处探测情况。”
张伟比赵东杨小两岁，他也是一名“林三代”，也经历了当兵、退伍、回林场工作的过程。他俩说，这是林场孩子的一条常见的生活轨迹。他的父亲在营林区工作，小时候他跟着父亲上过山，走了一半他就不肯走了，“走半天谁也没有，啥也没有，以后就再没去过。”张伟回忆。也是那次经历，让他知道了父亲的辛苦，也体会到了爷爷那辈人老是说的“苦日子”。他一直想回林场工作，“回家上班多好，我在这儿长大的，一草一木都熟悉，所有人都熟悉。”张伟说。2008年，他成了一名消防队员。工作内容和转岗前的赵东杨相似。
他喜欢新鲜事物，得知要成立无人机中队的消息，马上就去报了名。现在，无人机中队共有三名队员、六台无人机。无人机在防火中的用途很多，观察火情，测量风向、风速，还可以搭载灭火弹辅助灭火，还有日常的巡护监测，特别是假期、清明祭祀等时间段，都要前往各个重点区域的马路边、空地上执行全天的防火飞行任务。还有防火宣传工作，在重点防火时期，无人机下面搭载喇叭到人流大的地方宣传防火知识。张伟正在试验无人机还有什么功能可与林区工作结合，以便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
六女上坝
78岁的陈彦娴身子骨挺硬朗，白天在小区内走个几圈，晚上去广场上领舞，她家住四楼，楼梯爬完一口气不喘。她已经在林场生活了58年，退休后住在林场为职工建的小区“塞罕家园”。家里客厅摆了好几盆绿植，一株茂盛的绿萝缠绕着客厅的房梁，裹出一道绿帘，下方是一缸金鱼。她喜欢绿色，热爱生机，这是她晚年兴致所在，亦是她年轻岁月的投影。“林一代”们退休多年，大多仍居住在林场附近，默默观望着塞罕坝林海。
塞罕坝林场声名鹊起后，重要场合几乎都有她的身影：作为一代职工的代表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参加了联合国“地球卫士奖”的颁奖典礼、参加了2017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
1964年，她读高三，和同宿舍的五位同学讨论未来。临近毕业，她们想响应党的号召下乡锻炼。
当时，天津宝坻县的邢燕子回乡务农，发奋改变家乡的面貌，和农民打成一片，组织了“邢燕子突击队”。因为成绩突出，先后5次受到毛泽东接见，13次受到周恩来接见。《人民日报》《河北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纷纷报道。侯隽在高中毕业时放弃高考，主动前往宝坻县落户，立志做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她的故事被《人民日报》报道，家喻户晓。两个女孩成为当时年轻人的精神坐标和劳模典型。
因为她们的影响，陈彦娴与室友们也想投身建设祖国的事业。时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刘文仕是陈彦娴的邻居。她听父亲提过，林场刚成立不久，需要人手。她们开始向往这个从未去过的地方。陈彦娴被姑娘们推选出来主笔，给刘文仕写了一封自荐信：“到广阔天地去植树造林……我们坚信人定胜天……为祖国建设奉献我们的青春……”一个月后，回信来了：塞罕坝欢迎这样的热血女青年。
家长们知道后集体反对，一心想把她们拦下来，都失败了。学校的老师们大力鼓励，为她们开了一场欢送会。《承德日报》为她们做了专题报道，承德市还传唱着一首歌《六女坚决要上坝》：六女坚决要上坝，嘿哟嘿，要上坝！哪怕它，冰天雪地风沙大，哪怕它，深山密林无人家。六女坚决要上坝……
夏末，六个女孩坐上了林场派来的敞篷大卡车。一路越走越荒凉，越走人烟越稀少。坐了两天车，她们才从承德到了围场县。陈彦娴回忆，当时围场县只有一条街，街上很多牲畜的粪便，暴雨后，地上的水与粪便相融，气味长存。第三天一早，她们又坐上了大卡车，下午3点才到林场总部。一下车，北风打过来，就像在冬天。
时任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王尚海和场长刘文仕来接风，陪她们吃了第一顿饭。当时坝上物资紧张，待客的最高礼遇也不过是黑面烙饼。平时则多是苦粒（用榆钱、槐花或马齿苋等拌上面粉蒸着吃，作为干粮充饥）和莜面。市里来的女孩子吃不惯，皱着眉头，咽不下去。
饭后，她们被分配到了千层板林场，做基础工作。在陈彦娴原本的设想中，上坝以后可以像当时全国闻名的女拖拉机手梁军一样，驾驶拖拉机为祖国建设奉献青春。而实际等待她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倒大粪。接着，她们被分到了苗圃育苗。陈彦娴找到刘文仕，表达了自己想开拖拉机的想法，刘文仕告诉她：开拖拉机要到营林区、作业区，那边条件比场部差很多，只能住窝棚，还都是男的，女孩去不方便。而且育苗很重要，育出的每一棵苗子，都要栽到山上去，育苗好坏影响到造林的成活率。陈彦娴听后，服从了分配。
育苗需要掌握整地、做床、催芽、播种等工序。她们人手一本技术手册，上面写有每一道工序的技术标准。几个城市长大的女孩第一次接触真实的林地生活，才知道原来苗圃也分好几个工种，有育苗的、有换床的……工序看着简单，做起来却有很多细节。当时树种稀缺，价格高昂，有的从东北运来，有的从国外买回来。为了确保每一粒种子都物尽其用，必须严格按照技术手册操作，为其提供最适宜的成长环境。
第一次整地时，六个女孩兴致勃勃做完了，技术员一看，告诉她们不合格。六人不服气，直到技术员拿出水平仪，显示她们整的地确实凹凸不平。如果不平，会影响接下来育苗的效率。她们找了一块空地来回练，直到检查通过，才开始下一步“做床”的学习。“这是最简单的劳动，但其实也有技术。不是我们想象的，把泥巴挖出来、撒种子，树就长起来了。”
在陈彦娴印象中，坝上条件十分艰苦。房屋不够住，很多人住在仓库、马棚、窝棚里。冬季气温零下四十多度，大风一刮，白雪漫天，呼吸困难，人站在对面都看不见。积雪堆到膝盖高，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力气，身上的羊皮袄也挡不住寒冷，裤子都结了冰。干活渴了就抓一把雪吃，晚上点着煤油灯，吃碗莜面苦粒配咸菜疙瘩。在苗圃工作，一坐就是一天，“我们特别认真，人家说要100棵，那就必须保证100棵。”陈彦娴说。
“我刚看到荒原的时候，也很困惑：这里能种树吗？为什么我们一代人能够造出百万林海？其实就是有一个信念。认准了一件事就干到底。这是我们一生的收获。当时我们非常天真烂漫，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来到塞罕坝以后，这个大集体教会我们很多。为什么这个集体能够团结，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把小树一棵一棵栽活？那会老说信念、理想，我们的信念和理想是啥？把塞罕坝荒原变成绿色。当我们每看到一棵树活了，就想不到艰苦和困难，只觉得高兴，这是我们的成果，这一年没有白干。”陈彦娴说。“那会儿人的思想也特别的单纯，党让你在这块干什么，就一心一意地去干，而且要把它干好，不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要在这片土地上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她在苗圃工作到1970年。坝上的小孩越来越多，林场办了一所子弟小学，她被调去教文体。她教孩子们跳课间操，每年组织开运动会，“那时候孩子、家属们都不知道什么是运动会，他们没见过。文艺活动也没有。我就组织，丰富学生们的业余生活。”陈彦娴回忆。
随后，她又辗转统计、会计、行政、工会主席等多个岗位，一直到1999年退休。
在一次林场的节目演出中，陈彦娴所在的老干部科出了诗朗诵节目，把塞罕坝一代的故事写成了诗。时任场长刘春延对她印象深刻，说她声音洪亮、朗诵有感情、讲述很动人。后来，塞罕坝林场要组建一个宣讲团队去演讲，刘春延想起了她。她按要求写了一份演讲稿，讲述一代塞罕坝务林人的经历，在场的人听了直流眼泪。后来，她又拿着这份讲稿去了人民大会堂演讲，后又走上了联合国的领奖台。
2017年，在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白发苍苍的她对着世界各地的官员、环保人士说：“许多像塞罕坝一样的绿色奇迹，正在让古老的中国更加生机盎然……越来越多的绿色铺满大地。我们相信，种下绿色，就能收获美丽，种下希望，就能收获未来……”
“坝上的每一棵树都跟我有关”
83岁的任仲元耳朵不如从前灵光，听到问题，有时会反问一句：“你说什么？”有时自顾自答开了，当年林场的故事一个个冒出来。他老家在天津塘沽，一口天津腔，听起来像在讲快板。他钟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聊到兴奋处，用俄语背出保尔·柯察金的名句：“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他多次激动地说：“这里每一棵树都跟我有关！”——这也是一代务林员共同的心声。
直到现在，任仲元仍然认为自己来到林场是“天命所归”。1959年，任仲元毕业于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本想去第一汽车制造厂或第二汽车制造厂造汽车，却被分配到承德市技术工业学校当老师。两年过去，学校停办，他到了承德市工具厂工作。1963年5月，他还没安稳多久，又收到通知：调去塞罕坝机械林场。他没听过塞罕坝，也不知道自己去林场做什么。厂长告诉他：塞罕坝机械林场有“机械”，你学机械制造的，就你了。
他到了围场县，找到了去塞罕坝林场的卡车，跟着上了山。时值初夏，坝上却仍有积雪。到林场后，已经过了下午两点。总场食堂做饭的田师傅知道他是新到林场上班的小青年，特意给他煮了点面条，配上一小盘腌野韭菜，他还等着上卤子，可田师傅说没有。刚吃了几口，生产队的队长就进来了。他听说场里来了个“任师傅”，会修机器。播种机正在播种，轴承坏了。他来请任师傅去修。任仲元放下碗就走了，一直修到晚上。
任仲元到坝上没多久，就赶上建场以来的最大危机。1962年春天，林场种植了1000亩树苗，到了秋天，成活率不足5%。1963年春，种植了1240亩，成活率不足8%。塞罕坝机械林场要解散“下马”的消息疯传。坝上流传着一首诗：“天低云淡，坝上塞罕，一夜风雪满山川。两年栽树全枯死，壮志难酬，不如坝下换新天。”
1963年冬天，张家口林业干部学校毕业的孟继芝被分配到林场，作业时，在大雪中与同伴走散。赶来救助的人发现他时，他已冻僵，在被抢救醒转后，双腿开始变黑。救援人员连夜将他送至天津的医院，医生诊断他两腿已经完全坏死，必须马上截肢，不然有血液感染的风险。此事发生后，塞罕坝更加人心惶惶。
此时，时任林场党委书记王尚海、场长刘文仕、副场长张启恩和王福明纷纷回家，将自己的家人、行李全都带到了塞罕坝。此前，王尚海是承德市林业局局长，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小楼里。张启恩是北京大学农学院林学系毕业生，此前在林业部造林司担任工程师。妻子张国秀是他的大学同学，在中国林科院植物遗传研究所工作。据资料记载，一次讨论会上，王尚海说：“已经两年了，我们还没有摸到造林的窍门……这些谣言不是空穴来风，正说明了大家对当前情况的担心……作为场领导，主要责任在我们，要刹住‘下马’的传言，主要责任也在我们……我建议，咱们几个都把家人接过来，让大家看到，咱们几个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要在塞罕坝上种满树。”
这一举动果然让全场职工振奋了精神。此时，1964年的春种即将开始。任仲元回忆，那时林场几乎每天都在开会。总场开大会、分场开中会、科室开小会，翻来覆去讨论树为什么养不活。讨论会气氛凝重，说着说着就吵起来，王尚海急得拍桌子，挨个点名各个工种，让他们分析问题在哪里。
任仲元没有参与前两次植树，是唯一一个不用被点名分析问题的职工。他听来听去，觉得人没有问题，工序没有问题，树苗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机器有问题？有了这一想法后，他趁着白天不干活的时间，让人领他去机器停放的广场，研究它的尺寸、传动链和传动系统，计算行走过程，发现这几台苏联引进的植树机没有问题。他想，会不会与地形有关？
同一时期，王尚海带领几名中层干部和技术骨干，骑着马，花了十多天，跑遍一千平方公里的山岭，深度调研塞罕坝的自然状况，分析造林失败的原因。调研发现，坝上残存的天然落叶松生长良好，有不少直径一米以上的老伐根，落叶松比较适合目前坝上的生长环境。
同时，他与团队看上了位于总场五公里处的马蹄坑，这里东、西、北三面环山，翘尾河从南面流过，面积超过760亩，形似马蹄。这里能遮风避沙，地势相对平缓，土壤相对肥沃，是当时最适合造林的地点。
在王尚海调研期间，刘文仕、张启恩与技术人员分析每个环节可改进的空间。他们发现，前两年用的苗木多从东北地区运来，长途跋涉后容易失水、伤热，很难适应塞罕坝的大风、干燥和寒冷。他们需要自己育苗，于是建立了苗圃。
在张启恩的尝试下，高原地区首次取得全光育苗成功，摸索出培育“大胡子、矮胖子”优质壮苗的技术要领——也就是陈彦娴她们收到的技术手册。“矮胖子”苗子敦实，“大胡子”须根发达，都适配塞罕坝的生长环境。
技术员和种植员改进了此前沿用的苏联制造机械和克罗索夫植苗锹，创造了“三锹半”的植苗方法：第一锹，直立，先往里晃动一下，松土后将苗放进去。第二锹填埋，先往里再往外。第三锹压土。最后半锹让土更结实。
春播时节到了，“马蹄坑会战”正式打响。林场倾尽全力，全员造林。翘尾河北岸支起了一整排帐篷，所有人干得热火朝天。任仲文本来在修机器，也被拉着去造林。他不会具体的技术，同样不会技术的人被安排去运苗子、运水，只有他被安排去踩实：跟在机器后面，哪一棵苗种歪了就摆正，埋得浅了就挖深。
他跟在机器后面仔细观察，此前的猜想得到证实：在苏联，机器主要用于平地播种。塞罕坝地势起伏，在平地上走的时候，行走轮、开口器、震压轮、牵引点这四个点挺平稳的，深浅也合适，震压也合适，苗也不歪，稍微有点坡的时候，它就表现出来了，种下的树东倒西歪。他将这一发现告诉领导，林场决定改进植苗方法，把栽歪的苗人工扶正，重新培土，逐一踩实。经过一个月的奋战，马蹄坑种上了落叶松。
7月初，马蹄坑调查成活率报告出炉，平均成活率在95%以上。“马蹄坑会战”成功了。任仲元激动到流泪，借了匹马往塞罕坝跑。马蹄坑成为一代务林人的共同记忆，1980年代末王尚海离世，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马蹄坑营林区。这里也被命名为“尚海纪念林”。
“马蹄坑会战”结束后，任仲文开始改造植树机，“这台机器水土不服，我想给它弄服咯。”任仲元说。他设计了图纸，和修理工、电焊工、车工一起改造，在不同的丘陵地实验，终于研发出适合塞罕坝地形的植树机。在新机器的帮助下，植树效率大幅提高，每天造林超过2000亩，最多时一年造林达到8万亩。成活率提高后，苗株距离也增加了，投苗量由原来的一亩地666棵减少到333棵，省下了大量生产成本。“这件事情对我教育意义很大，我本以为自己是机械制造业学生，对林场不会做出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但我就做出来了。我可以不夸张地说，坝上每一棵树都跟我有关。”任仲元说，“这个过程乍一看都是偶然，我调过来是偶然，我想到机器有问题是偶然，我被分去踏实是偶然，但这些偶然凑在一块，就是一种必然。我以前觉得这是种天意，现在觉得这是党的召唤！这个事业就需要我来干这个事。当时我就感觉塞罕坝机械林场是个不简单的地方。我决定扎根在这儿了。”
故事开始的地方
任仲元在林场当了一辈子工程师，发明和发现无数：他会俄语，建场初期，有许多林业、农业机器都从苏联等地进口，有苏联进口的植树机、汽车、机体、联合收割机，匈牙利产的413拖拉机和波兰产的乌尔苏斯轮式拖拉机、中耕除草机等，说明书和图纸全是俄文。他晚上点着煤油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手中的五至六本俄文技术文件，作为工人作业的参考资料。他设计过五吨的吊车，用于林场重物作业。修理过发电机组，为顺利播种提供动力。老伴说，任仲元从来停不下来，一看到什么可以改进的就埋头往里钻。哪怕因家里成分不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没有放下过手中的活计。
“党已经给我们指出路了——造林。没有第二条路。我就这一种思想。那时候我们的毕业生都讲究专业对口，什么叫专业对口？我来塞罕坝，从名义上看不是专业对口，可是我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召唤，我干好党指示给我的工作，那就是最大的专业对口，就能做出最大的贡献。我小小的一个人有什么能耐？如果我自个这些能力不融入到党的事业中，啥也不是，现在很多媒体访问我，我好像成为一个英雄了，我不是英雄。我总觉着国家培养我，灌了我那么些墨水，要不吐出来，都烂在肚子里，那是很可悲很可耻的一件事。所以只要有机会我就得吐出点来。”任仲文说。
1999年，他退休后回天津老家住了几年，但心里总是空荡荡的。“都说落叶归根，在天津我才知道，我的根早扎在了塞罕坝。”
类似的想法在一代、二代务林人中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赵福洲2021年已经退休，受到林场返聘，又回到望海楼工作。“领导相信我，让我留这儿。说我作为一个老瞭望员，经验多一点，观察力强一点。我拿出100%的经历，继续坚守。”赵福洲说。他现在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在他干不动之后继承这份工作。
随着第三代务林人逐渐成为林场建设的主力军，一些新的理念与技术也开始为塞罕坝建设助力。
2014年，时辰通过考试进入塞罕坝机械林场，现在已经是林场阴河分场副场长。他爷爷是1962年来的第一批务林人之一，父亲也在林场工作。时辰从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曾在太原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家人的建议下，他决定回到塞罕坝工作。他从一线护林员开始，参与过一线坡地植树、营林造林等工作，并读了河北农业大学林业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加强专业能力。现在，32岁的时辰是塞罕坝青年中层干部的代表，属于攻坚造林的核心人员，他还参与了塞罕坝碳汇交易的工作，积极推动塞罕坝新能源领域的发展。
在工作中，他常常听到来参观的人对伐木的不理解。“很多人一听植树造林就觉得好，听到采伐就觉得不好，其实不是。抚育间伐的原则就是留优去劣，兼顾均匀。经过严格的测算，去掉相对劣势的树木，能给优质树木生长留出空间。采伐的同时也在植树，能够保证森林的数量，不是采伐林子就不好。”时辰说。
他认为，现在到了护林阶段，如何守护好林场同样重要。林场带他的老师在一次同学会上被同学揶揄：“你看林业几十年了，还是这些成果。”老师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很生气，“他想说你吃了几十年饭你不还是用嘴吃吗？”时辰回忆，“林业确实没有特别革命性的成果，不像蒸汽到燃油这样的跨越。但是林业就是一个缓慢的行业，像针叶林，从栽种到长成需要五六十年，一个人能有几个五六十年呢？所以林业更需要坚守。”
“第一代把林子给你造好了，第二代我给你护好了，现在第三代要不给人继续弄好了，我感觉有点压力，就是‘压力山大’。老一辈是付出了一辈子才有了这片森林，到现在60年没有着过火了，轮到我们第三代来看守着，如果我们第三代出现任何一个问题，感觉对不起他们。”张伟说。
“其实我挺希望我儿子也能在林场上班。他们还来建设这一块，也是一个美好话题，是吧？一代、二代、三代、四代，甚至五代六代。”赵东杨说。张伟附议，他从没想过自己的儿子干别的。“我们在这儿工作，本身也是一种传承。”时辰说。
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这也是现任场长陈智卿关注的重点之一。“现在职工生病得不到很好的医疗保障，老人没有很好的医疗条件，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冬天依然是零下40度的极端温度，一年仍有很大的风，一线人员依然非常孤独。现在林子建起来了，防火责任重于泰山，‘林三代’肩负的责任更大了。”陈智卿说，“我们进行了很多硬件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改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现在虽然没有一代二代那么艰难，但我们仍处在艰苦创业的氛围中。但我认为这也是塞罕坝的底色，一代代继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塞罕坝机械林场中，除了几座望海楼，就数“点兵台”风景最好。站在台顶眺望，是茂密而深深浅浅的绿。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60年前，曾是一望无垠的荒漠，每个围场县的人都会一句诗：“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如今，这里有着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林，115万亩绿色奇迹。
离开前，我们开车一路向北，试图丈量塞罕坝的边际。路上，我们与牦牛、奶牛、羊群、飞鸟相遇，两排树林徐徐展开，高山洼地皆是林海。进入红松洼后，地貌变成了草原。层峦山脉染上草地的青绿，比高耸、挺拔的松林温厚了不少。道路由石块铺成，中间留有缝隙，以应对酷暑寒冬的热胀冷缩。当地老人回忆，这都是人工一块块背来铺就的。
在石块路的尽头，平缓的草原上挺立着一颗松树，躯干裂成两半。林场的老人说，这棵树已经有超过200年树龄。树身缠有人们祈福的丝巾，上面书写着愿望。树前立有一小方祠堂，供有地藏王菩萨。旁边写着“地藏祈福庙”，“祈愿我境雨顺谷丰无忧灾祸，百姓家庭富足和睦……恪守国法家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树后亦有一祠，供有一只金蟾。据历史记载，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秋狝，风雨大作，一只三腿金蟾出现，他封之为“塞北佛”，云消雨散。
61年前，时任国家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和几名考察队员在塞罕坝走了三天三夜，终于在塞罕坝与赤峰的交界处看到了这棵松树在茫茫荒原中傲然挺立。他激动地冲上去，抚摸，查看，差点流下泪来。这颗树的存在，证明了塞罕坝种树成功的可能性。次年，塞罕坝机械林场正式成立。这棵树被当地人奉为“功勋树”。
这是塞罕坝故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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