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努力把头露出水面”的年轻人
「做个不保守的年轻人有多难?」
在准备本期封面故事的过程中,与一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交谈,我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你觉得怎样算是保守?怎样是不保守?”汇总他们的答案,大抵是这样:
要找到一个稳定的、体面的工作,按部就班地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这是保守;做自己喜欢的事,即便工资少一些,不够稳定,也要先踏进行业的大门,这是不保守。
害怕冒险,不接受自己做出格的、掌控之外的事,不愿承担试错的代价,这是保守;本质上来看,是内心对自己有没有物质之外的要求,有追求,哪怕是很小的追求,这是不保守。
图|Jessie Lin
回到家乡,进入体制内,在一个既定的通道中稳妥地生活,不再有雄心壮志,这是保守;去一线城市闯荡,进入某个领域的头部公司、团体,做全球最前沿的探索与发现,或是去偏远的地区,做着鲜有人做的事情,拓宽认知的边界与可能性,这是不保守。
何为保守?何为不保守?这是一个有关人生选择的底层问题,无论什么时候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是相似的,不会因为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格局与环境中,而有太多认知上的偏差。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重提“保守”,关注“95后”到“00后”这一代年轻人的观念、故事,并不是想讨论政治立场或文化观念的保守与否,而只是单纯地探讨在人生选择和生活状态上的保守与否。很显然,在当下的中国乃至全球,这个群体性选择的天平已经重重地压在了保守这一头。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保守不是贬义,不保守也不是褒义。只是,当年轻人在面对人生选择时,迫于社会环境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个体的想法而妥协于时代大潮的时候,摆在眼前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这个时代怎么了?年轻人在这个时代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将成为失落者还是获益者?
2020年8月4日,深圳街头通勤的年轻人。据统计,2022年有1076万大学毕业生,他们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陈逸航 摄/图|视觉中国)
不过是五六年前,当创业潮席卷全国时,上到北上广,下到县级市,咖啡馆里无处不是谈论融资的火热场景,面对着巨大的诱惑与风险,年轻人纷纷投入其中;现如今,咖啡馆里的话题转向了各级各类单位的考编、考公,申论如何写、面试如何过,年轻人依旧纷纷投入其中。每一个时代自有不同的风潮,而当这股风潮来得愈发猛烈时,便是需要警醒的时刻。
不确定性是一直存在的
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为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人;今年4月,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就是青年失业率达18.2%,创下自2018年1月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7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2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这一数据再次更新,截至6月,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攀升至19.3%。
面对以上数据,如果再考虑是否保守的问题,似乎显得矫情。何帆是1995年生人,来自山东,自认为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英语专业,一路按部就班读上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读到理想中的清华博士,止步于北京一所普通高校的硕士研究生。编制、户口是她择业时看中的,而英语专业选择余地小,在“双减”之后,没有什么比进入体制内当老师更好了。她说身边的同学也是如此,他们大多是普通人,不是能力出众的拔尖人才,“他们能力强,不需要体制保护,而我们需要”。在何帆看来,“不是我不想选择冒险,而是冒险不会选择我们”。
教师资格证考试前,考生们在考场外复习(图|视觉中国)
何帆非常认同自己“普通人”的身份,并且理想中的生活就是普通生活。她从一开始就打定目标,进中学教书,在做足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依旧碰了很多壁。因为考博,她错过了不少中学考编的好时机,剩下的大多是怀柔、房山等郊县学校,而且录取比一样很低。
像何帆这样铆足了劲要进入体制的年轻人,在考编群体中是大多数,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谈到了社会给年轻人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他们的选择日趋保守的根源。
2022年6月13日,天津市南开区西营门外小学开学第一课。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各级各类单位的考编、考公队伍中(图|视觉中国)
为什么机会会变少?“一来这是教育大扩张后带来的必然结果,大学生越来越多,高等教育不再精英化,而是逐渐走向大众化,曾经的择业优越感荡然无存;第二个原因是,机会变少,意味着新兴产业少,社会没有迎来‘翻新’的机会。”罗家德解释道。
最近几年,罗家德一直在从事社会计算方面的研究,他观察到,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有选择上的焦虑感,这与所学专业、所从事的领域有很大关系,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相关方向的学生在市场上非常抢手。然而,抢手的新产业仍是少数,像何帆这样传统专业出身的毕业生才是多数,很大程度上,就业焦虑的重担依旧落在文科专业上。放眼大环境,罗家德曾经乐观地认为,在互联网、智能化的推动下,全球将很快进入一个良性的、快速发展的好时代,新产业将会给年轻人带来更多新机会。然而这种向好的局面突然被打断,全球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接踵而至的全球性事件使得国内外环境都在平衡边缘摇摆,这是没有人能想到的。也就是说,不确定性之所谓不确定,就在于无法预判,“不确定性是一直存在的”,这种不确定,会让每一个个体本能地产生恐惧感。
罗家德在新书《复杂思维:8大原则打造职场多维竞争力》中,开篇即写道:“拥抱不确定性是拥有复杂智慧的开端。”他认为,作为一个良性的复杂社会系统,必须提供新产业、新制度和多元发展的空间,“一个社会会不会躺平,要不要保守,其实和有没有新产业进来有直接关联。所谓复杂社会系统,即对内多元包容,社会自组织有其成长空间,且有活力涌现集体智慧,对外开放且有能力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创生与本土融合的新产业、新制度,而能在世界变化中自适应。”而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正在越来越紧缩,越来越单一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与其新书《复杂思维:8大原则打造职场多维竞争力》
在过去的20年里,除了中国大陆和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空间较大之外,其他传统经济强国和地区并不占优势,给年轻人的机会和空间也不多。近年来,这种危机在诸如疫情、地区冲突这些外力作用下,几乎遍及全球。2020年5月美国的一期《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年美国的大学新生是“9·11”事件后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加焦虑和沮丧,研究显示只有45%的人心理状况健康,相比之下,同年龄时期的“千禧一代”心理健康率为56%,“婴儿潮一代”则是70%。该报道中所说的这一代年轻人,很多都在童年时期经历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以他们从小就有忧患意识,过得很现实,少了那些理想主义,或者说更多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世俗成功学的基础上的,这跟他们的父辈很不一样。比较来看,全球这一代年轻人都有相似的特征,务实、直接、讲求效率、空想少、更自我。
努力把头露出水面
当我们都在将机会越来越少的责任推向外部环境或政策原因时,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保守的选择一定是由外因造成的吗?倘若没有发生疫情,没有发生地区冲突,经济形势依旧向好,年轻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这不好揣测,但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从出生到进入社会,这一路他们是如何走来的。
小陈是2000年生人,她是另一种典型。从小生活在广州CBD,是一线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女,父母都是公务员,生活优渥。她说自己是“鸡娃一代”,从小没有任何休闲玩乐的时间,从周一到周日排满了兴趣补习班,围棋、游泳、乒乓球、舞蹈、奥数……学了个遍,不过现在都很陌生,唯有舞蹈还能比划几下。她是“完美的应试教育的产物”,打小就努力、听话,没有做过任何叛逆的事情,也没有主动思考过自己喜欢什么。现在她转换专业考进投行,过着令人羡慕的金融白领生活。小陈也是一个目标导向且目标明确的女孩,不允许自己走岔路,更准确地说,是她的父母不允许她走岔路,就算谈恋爱,也“不能让我们家阶级下行”。她偶尔幻想过脱轨的生活,比如旅居写作,但她不会这么做。
图书馆内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小陈是很多人的理想状态,她也很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她非常清楚,自己一直是一个保守的女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选择,这与父母的关系很大,她如今的人前闪亮也得益于家庭条件与父母为她选择的道路。
像小陈这样的都市“鸡娃”,成长的路径始终是一条稳妥的、可见的通道,这是一个完善的上升通道,没有什么岔路,只要按照规则去做,最终就会收获体面的职业。当小陈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这个闭合的上升通道中时,她很难接触到其他事物,更难以去验证什么是自己想做的、要做的事情,她甚至丧失了试错的可能性,因此不会出错。小陈的未来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当她的目标都实现了之后,大学、工作都变得不再是目的,而只是途径和手段的时候,她的目的又在哪里?她或许需要找到发现“目的”的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内驱力。
选择保守与否的人生,也与所学专业和从事的行业相关。大飞是做影视行业的,在媒体工作过一小段时间后,进入了梦想中的纪录片行业。在她看来,1998年的她和同龄人一样,当务之急是解决财务独立的问题,如果没有财务独立,就不能自保,谈那些虚幻的理想、梦想与艺术就都不成立,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图|pexels
究竟什么样的工作是好工作,是值得做的工作?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中指出,40%的工作是没多大作用的岗位,有报告对比了美国人在1910年和2000年就业的情况后发现,20世纪的美国社会诞生了很多新的工种,“专业人士、管理人员、办事员、销售人员和服务业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即从总就业人数的1/4增加到了3/4,自动化和信息化技术减少了生产性的工作,但我们的工作时长并没有大幅降低,也没能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去追求事业、寻找乐趣、追逐梦想以及实践理念”。格雷伯将冗余的工种统称为“狗屁工作”。
虽然我们都同意“活着不是为了工作”,但依旧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工作上,当欲望、效率、价值这些概念对人们越来越重要时,在年轻一代这里,工作的意义反而在减弱,工作成了一个维持稳定生活的工具。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开辟副业,用双重身份去生活,不依赖于本职工作带来的薪资与成就感。
在年轻人的副业中,做直播、博主的比重越来越大。图为2022年6月28日,太原街头直播唱歌的年轻人(图|视觉中国)
但也有人依旧把热爱的事情当作职业和工作,大飞告诉我,在当下不景气的环境下,她和朋友选择在喜欢的行业“苟着”,不将择业变成一件利益最大化的事,便是他们坚守的“不保守”。
“一切都在改变,我只是想努力把头露出水面。”这是一位毕业生面对未来时说的,也就是罗家德强调的“45°人生”,不“躺平”也不“内卷”。这些态度,大概是在面对当下的集体困境时,能做出的最优选择了。蓄势,以及等待风起。
有一个说法,说怎么判断这是不是你想过的人生,就是将你过往的人生讲出来,是像讲故事那样讲,不是平铺直叙的流水账。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到人生中每一件事的起承转合,发生的动机或转机。如果这个故事,你自己听起来觉得不错,做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感觉有意思,那就说明这多半是你想过的人生。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想象若是自己死去,你要给自己写一句怎样的墓志铭,这句墓志铭也就是你向往的人生。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何帆为化名)
本文转自于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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