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市场化改革越落后的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越大。”4月26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富裕”研讨会暨《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新书发布会上，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言表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只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条件，不能用政府分配来代替市场分配，不搞平均主义、均贫富，不是要回到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分析，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也越小。例如，202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而广东是2.46，浙江是1.94，宁波是1.72。
王小鲁表示，东南沿海市场化程度较领先的省份收入差距也较小，这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并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由一系列制度缺陷等因素造成的。“收入转移支付、公共服务、财政体制、土地制度、社保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会影响收入差距。”
多位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较大贫富差距最重要原因之一，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手段。
市场化程度决定居民收入差距
《财经》记者曾在浙江调研时了解到，在浙江，从市级到乡镇级再到村级都有特色产业，其中，浙江探索发展“一村一业”的发展模式已经造就财富的扩散效应。位于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的东埭村就是台州“一村一业”的代表之一。睡衣加工是东埭村的主导产业，全村4600多人、1400户，几乎家家户户都做睡衣生意，这里驻扎着数百家睡衣类公司，还有很多小作坊做睡衣订单加工，自己当“小老板”。
“别看这些小作坊规模不大，但是每年的产值却很高。即便是个体户年销售额最低也在几十万到百万元，假如两夫妻肯吃苦，一年盈利二十几万元没有问题。
”东埭村村委会副主任洪鹏告诉《财经》记者。
东埭村的睡衣产业经过近30年的发展，从面料、配饰到物流，具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通过产业链连接，致富的涟漪在各个村镇扩散。
对此，张燕生评价，“作为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浙江在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方面做得不错。”
据了解，多位学者的研究和数据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民营企业越发达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以2016年为例，市场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上升2237元。
此外，张维迎等学者的研究还显示，市场化程度越高、民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私人企业员工平均工资越高。仍以2016年为例，市场化程度每提高一个点，私人企业员工的平均工资可以上涨1826元。
自去年6月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问世以来，社会各界对共同富裕的讨论度和关注度一直较高。但是，业界也有一些疑问和担心：缩小贫富差距是“均贫富”吗？共同富裕是削弱市场经济吗？
对此，王小鲁表示，实现共同富裕只能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条件，绝不是搞平均主义，如果是“均贫富、刮共产风”那恰恰是走反了，就会倒退回改革以前，倒退回那个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的旧体制。
“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此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原主任周为民在《财经》杂志举办的“共同富裕”研讨会上曾表示，有些说法认为市场经济、改革开放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这样的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并不是说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就给大家分钱、捐钱、发福利，而是说一部分人率先突围冲出旧体制，然后用新的办法来尽快创造财富并且逐步改变旧体制，让越来越多人都能够摆脱旧体制的禁锢，参与到新体制中共同创造财富。”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张维迎认为，共同富裕是国家的目标，同时也是企业家的使命和责任。企业家可以在共同富裕方面大有作为，甚至可以说，没有企业家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研究表明，一个地区拥有的企业家数量越多，该区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并且相关度非常高，达到0.96。如果一个地区的企业数量增加，每万人增加10个企业家，人均可支配收入会上升700元，增加100个是7000元。
研讨会上，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腾泰表示，实现共同富裕一定要保护好企业家精神，中国民营企业家集出资人、风险承担人、创新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于一身，他们的价值需要给予充分肯定。“只有民营企业家继续拼命地创新创业，才能带领着企业员工和利益相关人员实现共同富裕。”
调整收入差距须从制度缺陷入手
王小鲁认为，中国市场化程度越高的省份，特别是东南沿海这些市场化走在前面的省份，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而市场化改革较落后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这说明了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并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而是由一系列制度体制缺陷等因素造成的。
多位专家认为，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较大贫富差距大最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合理的分配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核心手段。
以初次分配为例，王小鲁表示，初次分配当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市场必须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资源配置如果不由市场来决定而由权力来决定或者由某些特殊的集团、特殊的力量来决定，那一定会造成不公平的分配，而且会损害效率。
然而，当前不公平的市场在造成不公平分配中起到了较坏的作用。例如由于各级政府部门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造成的不公平分配情况：对某些行业和企业进行行政性保护，阻止某些企业进来，保护某些企业的既得利益，此外，对高新技术企业补贴过程中，政府在认定高新技术企业时缺乏一套严格的标准、有大量随机的成分。同时，还有幕后操作、钱权交易、腐败等行为，都会导致分配的不公平。
王小鲁以灰色收入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具体的分析。他表示，灰色收入是由于制度不健全造成腐败问题，同时造成了一些合法和非法界限不清楚的灰色地带。“灰色收入指数证明了灰色收入相对高的省份，收入差距更大”。
此前，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还存在很多不利于公平分配的制度和政策应当加以改革调整。如二元制的城乡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是用行政的力量割裂了劳动力市场。同时，对农民工劳动力的歧视、农民工基本权益无法得到较好保障等现象都是初次分配不公的体现。此外，资本市场的垄断和扭曲，对小资本、民间资本造成挤压，这都说明初次分配中的市场本身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
此外，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也是造成分配不公平的重要原因。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大要素，其中土地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土地市场，土地资源的配置并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垄断了建设用地的供给，形成了一套土地财政制度，导致地方政府热衷于抬高地价、征地卖地，得到大量的土地收入，这属于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王小鲁说。
如何改善分配结构
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最明显的就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宋晓梧表示，1992年到2020年，从政府、居民、企业在收入占比的变化情况以及增长倍数的变化情况来看，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下降的，其中初次分配下降了3.78个百分点，经过再分配下降了8.0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的疲软与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是直接相关的。“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我们还有一定的空间。”
收入分配的失衡也影响了经济结构的失衡。王小鲁表示，过去一个阶段，中国出现了投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收入差距扩大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投资率持续上升，消费率持续下降，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等一系列结构失衡现象，而这又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运用中国长期发展的数据，得到初步的研究结果：在中国合理的消费率应当在60%-70%之间，峰值大致在67%。“而中国现在的消费率只有50%多，因此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从结构失衡现象中间走出来。”王小鲁说。
多位专家认为，当前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宋晓梧认为，居民收入占比降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报酬占比降低，因为居民收入的80%多都是劳动收入，资产收入占比较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整体呈下降趋势，2008年之后有所回升，但至今仍低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劳动报酬与欧美国家同一经济发展时期相比也处于中等水平。
宋晓梧建议，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在“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多劳多得原则，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进一步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企业生产经营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包括劳动报酬增长机制和薪酬支付保障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完善劳动力需求方和劳动力供给方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同时参照市场工资水平合理调整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报酬。
本文转自于 头条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