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成为了现下许多年轻人的选择。辛辛苦苦地过了独木桥后，体制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从2018年起开始关注到县乡治理、基层年轻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形成了《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一书。在调研中杨华发现，基层年轻干部是体制内最活跃的一批人，承担了大量重要工作。相比于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的经济收入较为“拮据”。
但他们拥有较大的晋升空间——最近几年正是基层干部更新换代的时候，随着老一代公务员大量退休，“80后”甚至“90后”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独当一面已经是常态。
文｜吴淑斌
谁成了基层公务员？
大概从2018 年开始，我关注到了基层年轻干部这个群体。那时候，我的研究重点慢慢从农村治理转向县、乡这两个层级上，因为研究乡村治理时，我们会关注很多农村的社会现象，比如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厕所革命、新农合、“两癌”“两筛”等。但我们总觉得研究得不够透彻，因为乡村治理的政策性非常强，而乡村内部只是政策的落地环节。要全面理解这些政策，就要到县、乡镇一级，去调研政策是如何制定、转换和执行的，才能建立起一套理解体系，把各个环节勾连起来。这个过程中，我自然地关注到了基层干部的晋升和流动。
《大江大河》剧照
年轻干部是基层最主要的工作力量，是最有动力、最活跃的一个群体。我们说的“年轻”，其实是相对于职级来说的。一般的“年轻干部”是指35岁以下的人，因为在基层，如果干部在35岁时还没有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话，后面的晋升空间也就比较小了。在基层，提拔干部时并没有明文规定的年龄限制，但这是潜在、习惯性预设的一个年龄坎，毕竟现在追求“干部年轻化”。当然，如果到了科级，比如乡镇的镇长、副镇长这一层级，35岁到40岁的人也算年轻干部，虽然他的年龄其实不小了。
县一级部门的岗位，招考公务员时一般都会有专业限制，但乡镇的岗位一般就不限专业。因为乡镇工作的综合性更强。乡镇工作的两个重点是文字材料工作和群众工作，一般的本科毕业生都可以做好文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专业性要求不强，主要是到各个岗位去锻炼，变成一个“多面手”“万金油”人才，专业性和部门性反而弱化了。
现在，考公务员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对于基层单位来说，他们的选择面并没有因此扩大。因为“考公”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是笔试，然后按照1:3或者1:5的比例进面试，组织部门只能在这三五个人中间选择。现在的部委机关、省一级的厅局常常会用选调生的方法来招录人，这样单位的选择权更大。
《乔家的儿女》剧照
在基层，很多年轻干部是本地人、从本地的大学毕业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学的人会更多地留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另一方面，在招聘公务员时，山区乡镇、农业县的乡镇也会更倾向于录取本县的人。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外地考生来了之后，人生地不熟、没有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工资待遇也不高——尤其是贫困地区，他们很有可能两三年就离职了。频繁地有人离职，单位的许多工作开展就出现问题。组织部门也看到了这种局面，在招收公务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面试过程中，会更希望是本县的年轻大学生来当本县公务员。
不过，条件好的县乡就不一样了，比如江浙、广东一带的基层部门，或者是省会城市周边县城，我们曾经在湖南长沙市的下辖县调研，它招到的乡镇公务员几乎都是重点大学的学生。
去了基层，要做什么？
现在的基层其实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提拔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十年至十五年间，全国大部分乡镇很少招新人——都在消化以前的一批干部。我国的公务员法是2005年才开始实施的，此前的招考并没有现在规范，比如单位可能只有50个编制，但招了100个人进来工作。消化多出来的50个人需要很多年时间，也就是说，70后这一波人很少进入公务员队伍。
当50后、60后开始大量退休，就给“80后”和“90后”、尤其是“90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提拔空间。而每年乡镇最多就招两三个年轻公务员，不可能招五六个，即使有空编制也不会招满——单位也需要考虑到人员队伍的梯队建设，不会在短时间内让干部堆积如山，造成后面的断档期。
如果年轻干部愿意在基层扎根下来，好好干三五年，就能感受到乡镇对年轻人的整套的培养机制。在许多乡镇，新进的公务员首先要在党政综合办公室待一年半载，以熟悉乡镇和行政村的全面工作，然后驻村工作一两年时间，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后，再提拔到一个部门的某个中层岗位去。
《山海情》剧照
这种培养机制和公务员所需要的两个基础能力有关：公文写作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有了这两个基础能力，其他能力在各个岗位都可以很快地锻炼出来。
党政综合办公室可以培养出干部很好的文字水平、公文写作能力。另外，在这样的综合单位，干部接触到的事务是方方面面的，对上要了解县一级的情况，对下要和村干部对接，中间就涉及乡镇许多工作安排、人员协调、后勤保证，看起来可能会特别“杂”，其实每一层面都要照顾到。知道文件怎么收发、各种文稿如何撰写——即使到了更高层级单位，这也是基础工作。我访谈了一个年轻的乡镇党政办主任，她手机里关注的公众号有三四百个之多，都与相关工作有关：乡镇工作人员选车或换轮胎要问她，年轻女干部生了小孩要买什么牌子的奶粉要问她，老干部子女考大学填报志愿要问她，她什么问题都得回答，就什么都得去了解，而不能说不知道、不关她的事，否则她就得罪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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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工作能力”听起来很空泛，其实就是协调能力，会做人的工作、尤其是农民的工作。让一个年轻干部去驻村，包一个村或者好几个村，他能不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能协调”，去解决农民的问题、满足农民的需求？这里面有许多难题。利益关系越复杂的事情必然更难解决，比如征地赔款，涉及到了农民的核心利益。另一种是涉及到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矛盾的，比如处理两家人的纠纷，看似是很简单的纠纷，其实背后可能有历史渊源、家族矛盾在。社会在变，群众在变，农民也分化成了不同的个体。他们有自己不同的思想观念、知识水平和见识，干部无法用一套方法对待所有人。
做群众工作没有其他的诀窍，只能跟着乡镇老干部学习，多去走访了解情况。这些“老乡镇”一辈子都在乡镇待着，水平很高，对村子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上山去灭火应该走哪条路最近、农民开口说话想得到的是什么，他都知道。一开始，年轻公务员会给他们打辅助，跟着去实践，慢慢地才能摸清楚一个事情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是什么。
基层公务员完全不是有些人想象的“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清闲，年轻干部是非常忙的。要完成的工作太多，有一些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比如以前的农业税收、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现在的后脱评估、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等，还有一些是各部门的常规工作，包括说低保、新农合等。在这之外，还经常需要有创新工作、应对上级的一些考核和检查。乡镇的人手也很紧缺，有的年轻干部待了三五年，服务期限满了之后，就可能考到更好的单位去了，或者是被县一级的部门抽调、借调走了。这样，乡镇里能实际干活的人，往往就是一个班子成员带着几个年轻人。我去年在一个乡镇调研，里面有4个年轻人，他们要参加所有班子会议，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了相当于乡镇副职领导要承担的工作。
在我们调研过的乡镇里，“80后”已经占了班子成员的大部分，还有更年轻的“90后”镇长或党委书记。这些年轻干部有思想、有经验、有活力，但也背负着很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政治问责。现在的问责越来越多，哪项工作越位了、哪些工作没做好，都有可能问责。一被问责，就涉及到前途，在影响期及之后两三年里就难有提拔的机会了——我们前面说了，现在提拔干部提倡的是年轻化，这就错过了窗口期。更严重的，有些干部甚至这样形容身上的压力：“晚上躺下睡着之后，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自己是躺在床上还是躺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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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据的经济
十八大以后，基层对干部的财政管理日益严格，工资性收入成为统一的单一性收入来源。以前，干部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参加企业投资入股、各种补贴紧贴等收入。如今，福利待遇也都阳光化，收入越来越“干净”。
基层年轻干部的薪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岗位补贴和福利奖金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在日常工作中又以三种形式体现出来：打卡工资，可以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物质福利，比如基层工会发放的节日福利；“五险一金”之类的非打卡工资，这类工资无法用于日常生活。
大部分乡镇公务员的经济生活比较拮据，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基层公职人员的工资主要由县、市财政统筹，所以，决定基层年轻干部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就是所在县市的财力。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地方财政收入雄厚，基层年轻干部的工资水平也就相对高。根据我们的调研，在江浙、广东等地区，乡镇刚入职的公务员一年打卡的工资普遍能达到15万元，事业编人员在10万元左右，副科级干部年收入在20万左右，正科级干部超过25万元。
而在中西部区县市的普遍情况是，刚入职的公务员年收入在4万左右，刚晋升的副科级干部在5.5万~6万，工作上十年的副科级实职干部在7万元左右。一些中西部地区县市还会因为财政紧张而拖欠公务人员工资，时间在半年到一两年不等。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市主要是“吃饭财政”，我们调研过的一个县委书记说，他“每天凌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县两万多公职人员吃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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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入对于年轻人没有吸引力，即使和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相比，也是较低的——一个农民工到外地去打工，辛苦一点的话每个月能挣五六千，和一个副科级干部差不多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城，一个家庭要获得中等收入的体面生活，可支配年收入要在12~15万之间。一个公务员家庭只有夫妻双职工、且都到了副科级，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这种较低的工资水平，也会导致农村乡镇难以留住人才。大部分年轻干部选择生活在县城里，他们到农村乡镇上班，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和费用较多，也难以照顾到家庭。另外，农村乡镇的工资待遇比县直机关或城关镇低，相对没有保障，比如经常下乡或加班，但没有加班费和下乡补贴。这就导致乡镇的年轻干部都想往县城里调动，不容易在乡镇扎根。乡镇的梯队建设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年龄断层。
为了能够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有些基层年轻干部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比如花更多时间考虑股票、基金、房产投资等，有些年轻干部会寻找合伙人投资、创业。如此一来，就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更不会将工作当作事业来做，也减弱了他们对自己“党的干部”的身份认同感。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在一个乡镇里，一位刚刚工作两三年的事业编年轻人，月工资2600元，老婆没有正式工作，在家带小孩，家庭经济压力大。这位干部无奈之下尝试做滴滴司机，第一次载客接的单，就是自己所在乡镇的领导。他碍于面子没有收领导的车费，还因此被滴滴公司罚款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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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调研来看，这些基层年轻干部的社会交往比较健康，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大大减少。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基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业余时间大量用于各种应酬、交往上，导致公私交织不清。现在，基层的招待应酬极大缩减，干部对自身的要求也提高了。另外，他们的交往对象也较为简单。“70后”和年轻更大的基层干部的社交对象比较庞杂，除了亲朋好友，县域范围内掌握不同资源的各色人物都是交往对象，“社会关系不愁多”。而年轻基层干部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因为业务关系而结交的同事群体，他们的年龄、学历、经历、体验相似，没有利益冲突。
总之，考上基层公务员之后，如果能够承受住这种不太宽裕的经济条件，扎根在乡镇、农村里工作，能得到的培养和晋升也是可期的。
本文转自于 三联生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