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大家讲个真实故事。
故事主人公叫张平，82年的湖北荆州人，此前在老家的厂里干了十多年，每个月四千多。2017年来到深圳，成为了富士康的正式工，每个月到手工资也是四千多，和老家收入差异不大。因为周边同事在兼职跑外卖，张平也开始尝试在美团兼职送外卖，曾经还有一段时间全职送外卖。
在每年的8、9、10月份，为了赶制苹果的订单，富士康会招募大量的临时工，每个小时将近30元，一个月到手的有七八千，甚至比正式工工资还高。张平也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进入富士康，这三个月旺季结束后，再出来跑单。一般情况下，张平跑外卖的时间大概为9个小时，在工厂的话，不加班工作8个小时，加班的话，就工作10个小时。
张平家里的儿子已经10岁，即将升学，张平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多赚点钱，供孩子好好读书。
“候鸟骑手”成为现象
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故事呢？
因为这几年，这样的故事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候鸟骑手”——来自工厂的骑手，大量以兼职的形式送外卖，他们在普工与外卖员，乃至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多重身份中来回切换，在工厂订单的淡季出来从事外卖员等工作，在工厂订单的旺季再返回工厂，自由选择，如候鸟迁徙。
“候鸟骑手”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折射出社会经济产业变迁的缩影：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出现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商业模式必然催生新的就业岗位。
在滴滴发布的《新经济，新就业——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中显示，最近一年共有2107.8万人通过滴滴平台获得收入，包括专车、快车司机，代驾司机，以及顺风车车主，相当于2016年全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6.2%。
能够看到，外卖员、滴滴司机、快递员这些因数字经济而产生的新形态就业为“稳就业”、“保民生”等提供了重要动力。
另一方面，“候鸟骑手”现象也反映出数字经济时代，灵活就业的潜力巨大。
相较于工业时代简单、封闭的经济模式，数字经济打破了时空界限，模糊了产业之间的边界，形成了协同、开放、多边的经济模式。新就业岗位也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与数据经济的发展出现去雇主化、平台化的就业模式。
依据人社部2021年8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2亿左右。据调查，一些平台外卖骑手达到400多万人；有的平台上从事主播及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达到160多万人，比上年增加近3倍。
据近日饿了么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显示，有四成的骑士表示有本职工作，较为自由的上线时间、接单时间，外卖配送成为新业态劳动者的副业选择。
在此之前，美团发布的《2020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兼职做骑手”成为就业新趋势，近四成骑手有其他职业，其中不乏律师、舞蹈演员、导演、企业中层管理者、金融从业者等群体。
此外，“候鸟骑手”现象的背后能发现，平台经济推动着市场上的各种要素进行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同东非的“动物大迁徙”，渺小的个体组成一股巨大的生命洪流，依时令而动，永远追寻水草丰茂之地。
在一个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里面，个人做出的选择受有限信息的影响往往是局限的，但于个体而言，却是局部最优解，事实上“候鸟骑手”们已经做出了筛选和判断。
也有很多人说外卖、快递、滴滴这些行业是在跟制造业抢人，但这种说法本身就过于偏颇：到了如今，中国需要的是依靠“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吗？还是说国家更需要大量的“专精特新”企业，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据央视财经2019年报道，预计2020年高端技工缺口达2200万。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在对中高技能劳动者提出更高数量需求的同时，必然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会被取代。
确定性收入的重要性
作为互联网、数字经济时代的产物，平台经济推动着资源要素的更大化流动，这种流动是人与物的流动，也是人自身的流动。相较于单调的、重复的机械性工作，人们能够进行更加自由且自主的职业选择，也在倒逼制造业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等方面的转型。
不过，平台经济可以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但却无法规避大环境的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比如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我国现在约有1.5亿户市场主体，无论规模大小，都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保证他们能够活下去、发展好。
2月18日，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下文简称《政策》）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政策》提出的措施包括服务业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餐饮业纾困扶持措施、零售业纾困扶持措施、旅游业纾困扶持措施、公路水路铁路运输业纾困扶持措施、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和保障措施等一共八大项，涉及房租、社保、贷款等关系到企业生存发展的多个方面。
显然，《政策》出台的背后有着国家对降低市场风险、建设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的考虑。而对于个体而言更是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环境，把所有的不确定风险转换成确定性收入。
拿前面提到的“候鸟骑手”来说，除了本职工作之外，通过兼职再获得一份确定性收入成为很多人在城市安身立命的底气。创业失败者、互联网程序员、工厂厂长、物流规划师……很多白领已经当起了外卖小哥。
00后周进来自安徽临泉，目前在苏州工业园区一家工厂工作。该工厂隶属于一家全球排名靠前的笔记本电脑机壳制造集团在苏州的分公司，集团财报曾有这样的表述，“为提升生产效率及减少对劳工的依赖，其过去数年间持续采购生产机械人，以取代人工生产。”
今年，周进无意中得知不少工友下了班会去跑外卖，自己也做起了美团骑手。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所在的配送站点，72%的兼职骑手都是附近的工厂工人。
有人家庭负担重、缺钱，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下班后跑几个小时外卖；还有人是因为每年3、4月份为工厂淡季，用工需求缩减，工人便寻到附近的外卖站点，兼职做骑手维持生计，待到9、10月份，工厂订单量回升，招工需求增大，他们又回流到工厂。
而通过这些确定性收入，不少骑手也实现了自己的买房梦。安徽临泉骑手彭中辉去年春节在县城买了一套四室两厅两卫的房子，总价89万元，首付27万元；同样来自安徽临泉，王文广也用做骑手的积蓄在县城买了一套近100平米的房子。
在保证骑手收入的关系上，平台型企业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让难以计数的中小商家得以稳定经营。
新冠疫情还会持续多久，没有人能说清楚，但疫情带来的“寒冬”，需要政府部门、大企业、小商户携起手来，同舟共济一同渡过。
什么是平台经济的关键？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宋志平在《经营方略》中提到：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是谁在调节市场，充当这是‘看不见的手’？我认为是大企业。
实践证明，大企业整合市场是解决过剩问题的明智之选，既可达到行业减量发展、去产能的目的，又能通过理性有序的优胜劣汰，把各种资源、各方利益兼顾好，这是市场化形态的进步。所以我常说，大企业就是过剩产能的终结者。”
作为连接起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角色扮演者，在商家、骑手、消费者之间，平台无疑要考虑更多的东西。
以外卖骑手为例，对他们而言，选择外卖配送员这样一个职业，无疑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尽管辛苦，但只要未来有盼头，生活有希望，就始终坚持着。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白领、不同职业的人也兼职送起了外卖。
但是，对于外卖骑手来说，除了努力赚钱，也同样有着其它的需求，比如劳动权益得到保障、有成长的空间等。
在这方面，平台公司也在做着更多努力。比如美团将点外卖的“预估送达时间点”，变成了给骑手更多缓冲时间的“预估送达时间段”。
再比如对于外卖骑手的职业发展，在饿了么发布的《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中提到2021年，共有1877位蓝骑士晋升为站长、队长。美团也在去年推出“同舟计划”，从工作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入手，呼应骑手最关心的一系列工作问题，让骑手在接单和跑单上感受到更具人性化的管理，并在11个城市累计有近3000名骑手得到晋升。
对平台而言，外卖骑手、商家和消费者三者都缺一不可，如何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外卖平台商业模式的基础。
反复的疫情也给线下餐饮商户的生存带来诸多挑战。2月21日，海底捞发布业绩预告，比起2020年3.10亿元的净利润，2021年预计净亏损38-45亿元。亏损原因来自，2021年关停300余家餐厅的损失，以及疫情下快速扩张导致的管理不当。
有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21年，餐饮业的关店数保守估计在百万级别，创十年新高。原料进货成本、人力成本以及房租物业成本，三项成本不断高企成为压垮不少餐饮商家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外卖业务收入对餐饮总收入的贡献对比以往有所提升。
数字化、线上化正在成为后疫情时代餐饮业的重要关键词，在这里平台经济的价值也在不断凸显。
所谓的市场之善也就体现在这，让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让一个社会最稀缺的企业家资源最有效地发挥作用，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
结语
在《亚当·斯密传》中，作者杰西·诺曼这样描述亚当·斯密：
2022对于企业平台、中小商户以及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依然会面临挑战，我们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永远积极地向前看，悲观者往往正确，但最终成功的往往是乐观者。
文章的最后，也以一个故事收尾，供大家品味：
故事的主人公同样是外卖骑士，他们是一对夫妻，叫薛明、董莉莉，平时在同一个站点跑单，去年他们二人在老家贷款买了房子，而在新的一年，两人计划用送外卖的稳定收入支付月供。在他们看来，未来是有盼头的，生活是在不断变得更好的。
本文转自于 正和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