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8日，临近新年前夕，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通辽市一间60平米出租屋内，刚吃过晚饭的王明宇正歪在沙发上聚精会神的和战友打着《使命召唤》，刚刚参加完研究生考试的女朋友在一旁追着近期爆火的悬疑古装剧《风起洛阳》。
自从进入冬季，两个人一直蜗居在这个舒适的“小窝”中，除了偶尔买菜需要走出家门外，剩下大部分时间里女朋友都在专心备战考研，作为男主人的王明宇则承担起大部分家务劳动——买菜、做饭、洗衣服，偶尔懒惰的时候二人也会连着三四天点外卖改善一下口味。
之所以没有出过家门原因是因为王明宇和他的女朋友都没有工作。在这个并不是二人出生和大学毕业的城市，他们选择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一年之内通过送外卖、兼职房屋中介等灵活用工的方式集中工作三四个月，积攒一两万块钱躺平一段时间，直到入不敷出再出去找工作。
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完全是王明宇主动的选择。2019年，刚刚从呼和浩特市一所双非一本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他马不停蹄的来到通辽。扛不住一线城市内卷，很重要的原因这里能够离父母更近一些。
但几次面试受挫，他很快发现在这里工作想找一份稳定且高薪的工作基本不可能同时兼得。“稳定就意味着薪金低廉；高薪就要求学历、经验和能力”，王明宇说道。
在寻找工作期间，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也曾向王明宇抛出过橄榄枝，可是2000元月工资，朝九晚五且试用期工资8折兑付的条件，作为非本地人的他还不够缴纳日常租金、解决吃饭、通勤等费用。在工作两个月后，王明宇最终还是选择了离职。
这段短暂的工作经历过后，靠着父母的资助王明宇狠狠地玩了半年。但等他再次萌发寻找工作的念头时，疫情来了，王明宇发现连这样一份工作也很难找到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1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11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14.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尽管从全国就业统计数据中，1~11月给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207万人，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但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仍比全国城镇失业率高出近三倍。
严格来说，现阶段选择主动躺平的王明宇很难被归结于这一年龄段失业统计中。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统一标准，失业人口需要满足没工作、主动找工作和能工作三个条件。但与之相对的是，王明宇也曾经历过大半年找工作的煎熬期，直到其后选择换一种舒服的方式“躺平”。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整个就业市场的招聘端来看的话，今年四个季度的企业招聘需求均高于去年同期，即使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也呈现了先低后高的走势，总体而言是不错的。
“变化主要出现在求职端，今年四季度求职人数呈现反超的状态，不仅高于去年，也高于前年同期。目前来看，一些行业的调整与此有很大的关系。比如以往吸纳大量就业的教培，互联网，房地产行业面临政策调整，导致人才重新流入求职市场。”
在李强看来，今年秋招期间，应届生的招聘需求与往年相比略显疲软态势，求职人数却在持续扩张。大量岗位的缩减，叠加今年和去年因疫情因素应届身份被保留两届的毕业生，都让这批处于主力的年轻群体压力倍增。
躺平的吴志锋
吴志峰也是16~24岁年轻群体中的一员。
1999年出生，2018年6月从长沙一所职业学校毕业时，吴志峰刚满19岁。这几年他一直游离于失业和工作状态，以至于记不清自己到底工作过几次。
吴志峰最早的一份工作可以追溯至读中专时在寒假兼职当过的服务员。他说，“那时候工资一天有80几块吧。直到毕业后，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几乎每天都呆在湖南的老家里。”
这一年，吴志峰的开支除了靠之前积攒的一些钱外，额外不够的零用钱几乎全是靠爷爷奶奶支持。没有工作的期间，他每天起床就是刷手机打打王者荣耀、英雄联盟，偶尔看看篮球比赛，父母也会偶尔给一些买衣服的钱。
由于地处湖南四线农村，村子里大部分都是像吴志峰一样的年轻人，父母常年外出打工，家中只有爷爷奶奶看守。没有父母的朝夕陪伴，年老的爷爷奶奶们很难照顾他们的学业也造成了这座村子里年轻人的路径几乎很单一——中专毕业再沿袭上一辈的足迹继续外出打工。偶尔出现一两个大学生，偶尔谁去了长沙上学，就算是了不得的大事情。
一年多后，也就是2019年下半年，熬不住的吴志峰终于和父母一起去了浙江的服装厂工作。那时吃穿有爸妈负责也导致他始终没有太认真工作。吴志峰说他不喜欢加班，一个月2000多元的收入也不值得太认真。加上爸妈在旁边整天喜欢唠叨，只工作了三个月的他就选择了回家过年。
2020年4月，吴志峰没有再回到浙江打工，而是选择了自己一个人去上海闯荡。这一年，他应聘了挺多单位，因为没有入职体检体型又比较胖，屡次在面试中被刷了下来了。吴志峰想留在上海闯一闯，最终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公司提供宿舍，但其实也是多人住在一起的工棚，每个月月薪3000多元。
没有人管的日子着实让他开心了一段时间，尽管日晒雨淋，但每天站在工地旁，没事就买点自己喜欢的零食、槟榔吃，赶上周末还能去市区里改善一下伙食。自助餐、牛排、肯德基，这些消费也让他在上海的几个月钱花的飞快。没钱的时候，吴志峰还是会找爸妈要钱，当时他最主要的目标是想攒钱换个3000多元的手机。
就这样不疾不徐的工作了大半年，攒够钱换上新手机的吴志峰在一次和中专同学聊天中，听到他们介绍说长沙有不错的工作机会，很能挣上一笔钱。加上自己又想体验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便拎着一个行李箱头也不回的坐飞机去了长沙。可是到了长沙后才发现这项工作不但要自己租房，还要三班倒，受不了熬夜的他再次需要寻找新的工作。
但犯难的是，当时换了新手机没有任何积蓄的吴志峰，想换一份新工作又找不到，最后只能去投靠离长沙比较近的株洲亲戚处。
这也是吴志峰印象中最难的一次经历。当时拎着一个箱子的他，身上仅有一件长衫和薄外套。2020年的11月，长沙天气突然降温，湿冷的天气包裹着没有钱住旅馆的吴志峰，让现在的他想起来都只能吐出很冷很冷的词眼。
几乎有两周的时间，吴志峰没有洗过澡也没有换过衣服。父母当时因为气愤他不肯踏实工作不再提供一分钱的支持，没有办法的吴志峰只能每天呆在有空调开放的麦当劳里，白天点份最便宜的套餐支撑一天的伙食，晚上就睡在椅子上。即便是后来投奔株洲亲戚，路费还是来自这位亲戚处。
两个月在亲戚家的吴志峰又开始周而复始的每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逐渐忍耐到嫌弃的亲戚在无可奈何下，只能又拖朋友在株洲一家电子厂给他找到了一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可很快，他便嫌弃这里食堂伙食不好、6点钟才下班、忙的时候还要加班……工作不到1个月的吴志峰最终还是管妈妈要了路费，回到老家成为一名待业青年。
在吴志峰时间跨度长达两年的找工作－就业－离职过程中，他认为离职期其实工作都挺好找。“年轻人干什么都行，可以送外卖、学习安装防盗网、学习开挖掘机。”现在的他对找不到工作一点不感到担心和焦虑。“只要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就行”，吴志锋说道。
张小艾的失落
就在吴志峰兜兜转转频繁转换工作岗位的同时，身处北京的张小艾已经在北京大展宏图。2020年他以应届生身份入职一家头部教培机构做辅导老师，试用期即获得了8000元的月收入，转正后还能上涨20%。
2020年，教培行业尚未受到政策严格管控。在疫情因素的影响下，在线教育风生水起，大厂招聘需求大增，增长提速下应届生的薪金开始水涨船高。
一位头部机构教培人士告诉经济观察报，以她所在的机构，2020年管培生能开出30万年薪。双非二本在线课程的辅导老师能给出平均8千元月工资，即使在武汉、西安等基地也有平均6千元的月收入，且她所在的机构还算是薪金较低的企业，4家大厂至少在这个数字上再增加1千~2千元收入。
赶上机遇冲进大厂的张小艾，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冲到主讲老师的位置，收入实现快速翻番。谁料今年7月双减政策下发后，仅工作一年的张小艾的大厂梦就落幕了。
事实上，从5月开始她已经感到寒潮袭来，最初的征兆是公司停止外部渠道招聘，辞退试用期工作的员工，到后期一批一批和她熟悉的同事相继离开。苦熬到8月，连赔偿都没有的张小艾被公司通知被辞退了。
每个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离开的时候张小艾只带走了一只承载她一年日用品的单薄纸箱和水杯。
结束短暂教培生涯，张小艾迫不及待的寻找起新的工作机会。除了身处一线城市的房租、吃喝网费外，上班期间每月高消费带来的卡帐也成了压在她头上的一座大山。但张小艾发现，同行业溢出的求职人数已经填满了她所熟悉且能做的各个领域。
智联招聘一份《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了这样的图景，教培行业7月发布职位数比双减政策发布前的3月下降32.4%。其中，7月一线城市教培业发布职位数比3月减少了38.2%，高于其他城市等级，北京降幅达49.3%，居全国首位。
焦虑、沮丧、担忧，杂糅成一种说不清的感受充斥着张小艾。
从8月离职到10月，张小艾投递了上百封找工作的邮件，但有回复的少之又少。“不是回复的我不乐意，就是我乐意的压根不回复我”。最终还是一家直播公司向她抛出了橄榄枝。“尽管运营专员的岗位薪金对比教培机构的辅导老师已经下降了3成，但至少能缓解一下目前窘迫的财务状况”，张小艾说道。
可就在临近转正的12月底，张小艾所在的直播公司又以能力不足胜任岗位需求的理由，辞退了她。
换一种就业方式
再次失业的张小艾，起初几天会焦虑到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一方面实在不好意思再朝伸手朝家里伸手要钱，另一方面实在想不通自己每天勤恳上班，有时甚至加班到很晚，怎么会说辞退就被辞退？”
每天大部分时间，她都会自然反射地用手机刷着招聘网站APP投递简历，也会在想不通的时候去豆瓣、知乎寻找失业的同盟军。在豆瓣上，张小艾加入了很多找工作、反内卷小组，大家也会从中相互鼓励，抱团取暖。
渐渐张小艾不再过分担心。“反正年轻总是有机会，大不了回家复读一年准备考公、考研。”
对于这样的感受王明宇也曾有过。去年找工作期间，有大半年时间他几乎都是靠父母的帮助度过了失业期。“虽然父母没有任何埋怨的话，还经常问他够不够花，但每次碰到想买的东西，还是抿了抿嘴选择作罢。”
失业焦虑最严重的时候，王明宇想过干脆回老家跟父母一样放牧养牛。在他的老家即使养牛、种玉米一年也能有20万的年收入，“比市里条件好多，何必受这个罪”。
但碍于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望以及自己受不了种地、养牛的脏和累，王明宇最终找到用灵活用工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租房和温饱问题。
从去年中旬一分钱没有的情况下王明宇开始跑外卖，慢慢发展到兼职成为房屋中介、银行信贷员。“在这里基本是熟人圈子，三个行业都对时间要灵活”，最高的时候三份工作的收入累加起来能让王明宇达到8000元的月收入。在这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已经算一份不错的报酬。
“至少比起步阶段只能找一份2000多元的工作强”，王明宇说道。
王明宇的收入得益于灵活用工在四五线城市的崛起。这种用工的方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着这一年龄段的青年群体。集中工作一段时间再躺平，在自由和收入之间寻求一个看似完满的平衡点。
李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灵活用工能够促进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目前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灵活用工的方式工作。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每天工作只要几个小时也能拿到不错的的工资时，肯定会偏向不愿与同一家企业进行深度绑定。这样既有大量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可以用小部分的时间去工作，让人在有一定的保障基础下，不需要为工作这件事情浪费太多精力和时间。
根据一份去年12月29日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书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全国灵活用工人数高达9867.4万，劳动者数量已接近1亿人。
李强指出，灵活用工并非没有负面效应。从企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企业招聘的难度会变得越来越大。第二，如果劳动者只从事一些重复类工种的话，很可能有一天会被机器替代，第三，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简单重复的工作对技能提升没有帮助，也将面临在职场上失去竞争力。
“灵活用工可以解决一部分短期生存问题，可是过了五六年以后，求职者技能没有任何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获得专业能力的他们，更谈不上个人职业路径发展。如果再遇到行业性变化，对他们的未来也会是一个隐忧。所以，在鼓励发展灵活用工的基础上也有赖于整个社会、教育体系和企业对他们的技能进行持续的提升”，李强说道。
结构性错配和解决
去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16~24岁失业率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表示，随着6月份毕业季的到来，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高校毕业生不断增多，就业压力明显增加，将带动青年失业率明显上升。6月份，16~24岁城镇的青年调查失业率为15.4%，比上个月上升了1.6个百分点，和上年同月持平。其中，20~24岁的大专及以上人员失业率还要更高一些，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
在李强看来，除疫情、行业调整等因素影响之外，就业难主要源自岗位需求和大学生能力期望结构性错配。“新一代青年对于好工作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如果仅仅只是想要一份工作的话他们可以随时找到，但他想要一份他满意愿意做的工作的话，却不是一件简单事。”
“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地域的错配。我们看到对青年群体其实求职更向往发达城市。比如，长三角珠三角这些区域，在这些区域都被叫做人才聚集区，求职竞争的压力就会非常激烈，企业在选人的时候标准要求也很高。但像无锡这样有非常多活跃市场主体，但高校资源相对较少导致人才储备不足的城市，不得不去周边地方寻找人才。”“第三，就是企业性质的错配，根据我们的大学生就业调研报告来看的话，国企是现在毕业生的首选，作为就业市场主体的民营企业却很难招到人。”
李强指出，最后才是职业的错配。技术和研发这些核心岗位的竞争力高，高端人才的缺口其实非常大，所以理工科的毕业生在就业上会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另一方面，行政、文秘等这些岗位存量人才本来就非常巨大，但因为这是前些年大家愿意学的方向，人才存量大，竞争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激烈的。
而在2018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写过一篇名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变化特征研究》的论文。在汲取大量数据对比后，他发现16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近20年，中国16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从 2000年的78.76%下降到2018年的70.31%。其主要原因是16~24岁人口的总和经济活动年限下降幅度较大。既不在校也不在业的青年劳动力就业问题突出，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王广州认为，这一阶段失业率走高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找工作是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匹配的过程，这个阶段总会有一个波动的过程。我们所要解决的长期问题更需要回归教育的本质。“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学校是教授了学生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固然重要，但却缺乏技能培训。学生进入社会没有技能很难被赋予很高的为人力资本价值。而且即便是传授技能也很难做到马上与社会需求相匹配，这之间是有个时间差的”，王广州说道。
针对未来就业形势，李强建议：“第一，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应该投入一些大规模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的公共岗位对冲周期性因素影响。比如社区医院高校这些基层机构设置一些流变调查员、社区健康助理、科研助理和养老相关的公共岗位。并持续的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到这些领域里面，形成有效可持续的就业机制。”“第二，建立政企联合的大众培养体系。目前新经济效果已经越来越显著，但是新经济的大学生后教育体系及培养体系还未形成，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一体系建立起来缓解结构性因素。”“最后是招聘平台。因为我们其实是做招聘的，所以鼓励大家多发挥一些平台的优势，比如目前在智联有大量的云端双选会，宣讲会，可以帮助青年人群更好更快的提升求职效率；也可以通过测评类的产品，看看自己是否符合一些基本的素质能力模型”，李强说道。
（文中王明宇、吴志锋、张小艾系化名）
本文转自于 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