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将历时15年完成，虽然渐进式安排被不少人认为很“温和”，但不同群体接受度各一，影响也迥异；对此，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尤为关键
1月1日，延迟退休——这项堪称近年来影响最深刻的政策改革，迈入正式实施阶段，超过5亿职工工作和退休生活的轨迹就此发生改变。
一百余天前的2024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并对外发布。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下称“方案”），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将延迟至63岁，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延迟至55岁、58岁，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延长至20年，同时按照自愿弹性原则，可以选择提前退休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
“比较温和。”这是多位专家学者看到方案后的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分析，男职工、女干部平均每五年延长一岁，女工人平均每三年延长一岁，考虑到起点比较低，进程相对缓和，此外允许自愿选择，弹性延迟，理论上对大部分人影响并不大。
面对日渐消失的劳动力红利和可持续性备受挑战的社会保障体系，延迟退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
一方面，老龄化和少子化正携手逼近，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群首超20%，902万新生儿数量再创新低，人口已连续两年负增长。“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更好地释放人力资源红利；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减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作出解读。
另一方面，养老金支付缺口已从隐忧走向现实，根据精算平衡，通过延长缴费年限、缩短待遇领取时间，养老金收支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纾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估算，改革后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大概能增加三成。房连泉预计，整体养老金替代率（退休前后收入的比值）水平将上升5%以上。而若想实现上述目标，关键是优化“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缴多得”的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与激励奖惩机制，让更多职工主动自愿延迟退休。
方案落地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企业单位，一系列政策迭出，各方紧锣密鼓迎接到来的变化。
“把扩大就业作为支撑改革推进的重要举措来抓，落实和完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政策，保障好劳动者权益。切实强化养老保障和服务，落实好提高城乡居民和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政策，加大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调剂力度。增加就近就便的托育服务，降低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国务院总理李强在9月19日的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表态。
五天后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进一步部署，将抓紧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比如促进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高海拔地区职工退休等方面；同时落实自愿、弹性原则，制定弹性退休具体办法，进一步明确弹性退休怎么办理。
随后的几个月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关于大龄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接连出炉，实施时间不约而同指向2025年1月1日，公众对于延迟退休的前景也逐渐清晰。
“社会此前多少都有一定预期，关键是怎么做好宣传引导，熨平大家心中可能存在的疙瘩。”一名东部省份人社部门人士告诉财新，2024年9月开始，他们已经在内部对社保经办部门、街道社区、企业开展了多轮培训和政策解读，再由他们传递给参保人。
可以预见，更细化的调整还在路上。多位专家表示，多项与延迟退休相关的政策、法律，诸如《社会保险法》中涉及退休年龄规定的参保和享受待遇、劳动就业相关法律中对于劳动力年龄的规定，也需相应修改调整。更进一步，目前不少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退休年龄已达到65岁，未来与各项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同频，退休年龄存在进一步延长的空间。
而改革启动后的当务之急在于，如何跟进和完善就业、生育、养老服务等配套措施及社会系统性支持——让劳动者不因“35岁”的隐性就业歧视而丧失工作机会，避免灵活就业群体游离于社保体系之外，同时减轻人们养老和托育照料的顾虑。这不仅决定改革平稳落地的成效，更关乎每个国人工作在职时的安心保证、晚年退休后的体面保障。
作为这次延迟退休的基本原则，“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贯穿了整个方案设计。总体来看，给予退休时间处于过渡期的人群相对宽松的选择空间，对方案实施后的“提前退休”未设置强硬的惩罚措施，但给予延迟退休的“激励”措施也相对温和。这意味着，方案尽可能减少相对更临近退休时点的过渡期人群抵触情绪，同时尽可能将延退影响人群的年龄向后延伸。
方案对当前养老保险制度最主要的调整，在于到龄退休时间和缴费年限逐渐延长。就前者而言，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按原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每隔四个月分为一组，其中到龄退休者均往后延迟一个月退休，后面组别以此类推，依次累加延退时长，分别延迟至63岁和58岁退休；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原法定到龄退休者每二个月为一组，整组人延后一个月退休，以此类推累加，最终延迟至55岁退休。
改革覆盖面之广，令各年龄段人群均感受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男性职工，1965年1月之后出生者，即2025年1—2月退休的人，将首先面临延退，直至1976年9月出生者，其后出生的均延长至63岁退休。女干部延退则从1970年1月出生者开始，直至1981年9月出生的，其他统一在58岁退休。1975年1月出生的女工人率先延退，直至1984年11月及其后出生的，均延长至55岁退休。到2036年1月1日，延迟退休渐进累加的过渡期将全部结束。
和“自愿、渐进”延退相伴随，缴费年限同步延长，是方案的另一大关键点。相比延退，缴费年限调整节点晚了五年。2030年1月1日起，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直至2040年1月1日调整到位。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不满最低缴费年限的，可通过延长缴费或者一次性缴费达到最低年限。
李忠解释，缴费年限延长的起点晚于退休年龄，主要考虑到部分缴费年限15年左右的职工已经临近退休，设立5年缓冲期，可以减轻对他们的影响。
直接受影响者可分为几类群体。“除了已经退休的职工不受直接影响，当前即将退休的人、未来一二十年将退休的人和目前正在缴费的年轻人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分析，这包括超过3.5亿正在缴费的在岗职工。他们既关心自己的实际缴费压力，又关心自己未来退休能领到多少养老金；他们虽然没有紧迫的得失计算压力，但非常希望看到政策的确定性，这关系到他们未来是否可以依赖目前这套职工养老体系。
聂日明估算，按25%的职工养老参与率计算，未来20年内以职工身份退休者人群超过1亿人，“退休延迟、最低缴费年限延长，都会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
延迟的亮点是避免了“一刀切”，劳动者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这也意味着，退休时间处于延迟退休过渡期的人群，方案并未施加压力，给予了更加宽松的选择。而等到15年过渡期结束，职工仍然可以在延长后的年龄前退休。
房连泉解释，方案中弹性的规定接近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即划分为领取养老金的正常领取年龄（或全额养老金领取年龄）、最低领取年龄和延后年龄三个年龄节点。将选择权交给个人后，退休时间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劳动者可根据自身情况，作出何时退出就业市场和领取养老金时点的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中的自愿原则也与待遇挂钩。根据现行养老金待遇计发办法，早退休一年，待遇减少1%，计算公式为：基础养老金=退休时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1+本人平均缴费指数）÷2×缴费年限×1%。与许多国家相比，这一安排未涉及额外的“早减晚增”奖惩机制。
例如，美国计划在2027年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7岁，最早提前退休年龄和最大可奖励延迟退休年龄分别是62岁和70岁，通过正负激励设置选择余地。若在62岁时退休，必须扣减正常退休年龄给付标准的30%左右；如果选择不办理退休手续，也不领取退休金，而是继续工作缴社保，那么到达70岁后，月退休金最多可额外增加30%。据统计，OECD国家的平均奖惩点数在6%—8%，且奖励高于惩罚。
一名养老保险专家分析，这主要考虑到中国延迟退休政策刚刚起步，许多条件尚不具备，若将养老金减少作为提前退休的处罚，恐引发一定争议。财新从人社部12333热线处了解到，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激励约束作用体现在参保人员每多缴费一年，养老金水平相应提高。现有政策口径是激励晚退，但不再制定额外的扣减规定，否则会降低他们的待遇水平，影响退休生活。
但这不可避免带来激励性不足的弊端，多少人能主动选择延迟退休，体现国务院总理李强所强调的“确保真实体现职工意愿”，恐被打上问号。
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退休领取政策缺乏正向激励，即延迟退休的边际收益递减。2023年发表在《人民论坛》上的论文《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可行方案》以典型参保个体（劳动者工资收入处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例测算，2022年在其缴满15年时，多缴一年获得的待遇额增长为6.7%，之后逐年下降，而缴满35年时，多缴一年的收益则下降至2.8%。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郭秀云撰文分析，在现有无额外激励方案下，男女养老金财富现值均超过养老保险缴费现值，参保回报率始终大于1，但随着退休年龄增长，财富现值的增长速度低于缴费现值的增速，参保回报率反而呈下降态势。“每缴费1年计发1%的养老金，不足以补偿增加缴费和减少领取年限的成本，难以体现精算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隐性税收，可能构成提前退休的诱因之一。”
更进一步，她模拟比较了双向和单向激励（激励延迟退休，不惩罚提前退休）方案的实施效果，发现在弹性退休制度推行初期，对提前退休的“惩罚”存在难度，且部分人群低龄退休并非个人主观意愿，单向激励方案更适合制度实施初期和女性劳动者。
目前披露的方案仅迈出了延迟退休第一步。聂日明判断，男63岁、女55岁或58岁不会是改革终点。不少OECD国家的退休年龄已达到65岁，伴随国内劳动力人口结构变化、养老金收支运行情况，长期来看还将进一步延长，且男女退休年龄趋于统一。
从正式启动开始至2039年全部过渡期完成，延迟退休改革一共耗时15年。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渐进式安排很“温和”。但对不同群体而言，是否愿意年轻时多缴纳一笔钱，换来退休后多领取一笔钱？答案因人而异。
温差首先体现在体制内外。在北京一家央企工作的高华（化名）即为延退乐见者。他1968年3月生人，按照政策，要延迟10个月退休。和已经度过的33年工作时间相比，高华认为再增加10个月“并不算多”，且他距离男职工原本60岁的“退休线”还有几年，“几年和几年零10个月，感觉差别不大”。
另一方面，高华也坦言，到了职业生涯后期，工作本身并不“苦”，他也不抵触工作。“我平时就算有时工作忙点，也不是现在年轻人的那种‘忙’，不像现在的年轻人那么累、压力那么大。”对他来说，延迟退休可能更多意味着收入增加，包括能多拿10个月的在职工资，也包括能把退休工资“稍微再抬高一点”。
高华粗略算过，不包括领取企业年金，按原来的60岁退休，退休工资大约是在职收入的四分之一。“社保缴纳是单位出大头，我的社保按缴费基数上限顶格交，（延迟退休）相当于单位给多交10个月。”这会让高华退休时缴费年限、缴费总额都相应略有提高。“孩子买房之后，现在想着我能多挣点钱，晚点退休也没什么不好。”他说。
在山东某市一名退休公务员看来，所谓“体制内”的人不愿意退休，主要是在职期间有各种补贴，收入比较好，比如五险一金、绩效考核、年终奖金，有些地方还有生活补贴；尤其是绩效考核，南方省份公务员每年绩效奖金最高能到十多万元，比如福建一名科级干部有三四万元，退休就失去了这部分收入。
“70后”的卢奇（化名）是一名大学老师，作为受延退政策影响的第一批人，她要延退4个月。“个人选择来说，还是愿意延迟退休的。虽然要继续工作，但领的工资也多。”她的薪酬由基础工资和绩效奖金构成，多上班的4个月可以领绩效和每个月4000元住房公积金，总体影响不大。
“虽然要多交4个月社保，但交的越多能拿的也越多。”她告诉财新，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后，才开始自己交养老保险，而且相比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缴纳更规范，单位是以实际工资的20%足额缴纳的。“看其他已经退休的同事每个月是9000多元，比起自己开公司的朋友退休之后拿2000多元，好很多了。”
但对不少私企员工而言，相较于更多的保障，延迟退休首先意味着更长的工作时间。
“我肯定选提前退休。”38岁的北京企业职员刘言毫不犹豫地说。她的工作不像互联网企业那样“996”（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工作6天），但平时压力很大。最近两年，她的工作状态大不如前，曾经得心应手的工作任务也会让她焦虑到手心冒汗。2022年确诊抑郁状态后，她意识到工作是对自己的过度消耗。与父母一份工作干一辈子的时代相比，职场越来越“卷”，能否有一份工作干到退休，答案都还未知。她之前已经在计划缴满15年养老保险，做好养老储蓄，提早“躺平”。
在国内某社交媒体的FIRE（the Financial Independence，Retire Early movement；财务独立，提早退休）群组，有这种想法的职场人不在少数，小组成立不过4年，成员已接近24万人。大家交流怎样降低物欲、理性消费，合理规划资产，迅速攒够一年生活费的25倍——考虑到通货膨胀率，这是较合理的FIRE资本，以求“尽快摆脱出卖时间换金钱的工作，追寻理想生活”。刘言是小组组员，看到有人42岁成功FIRE，也有中年人失业，被迫提前过上FIRE生活。
“到时候公司允许自愿的话，我肯定提前到55岁。”按照延退方案，刘言要到58岁退休，“不排除以后还有新的方案，60岁、65岁退休也说不好。还是快点赚够养老钱，尽早离开职场。”
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不同，全国还有2亿左右的灵活就业人员，无固定单位，收入普遍不高，多数人只愿缴满最低缴费年限。延迟退休政策意味着他们想要领取到养老金，必须缴纳更久的钱、打更久的工。
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企业职工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若选择职工养老保险，在本省份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60%—300%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通常为20%，完全由个人承担。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计入统筹基金。
100%由个人承担保费，即使按最低档次缴纳，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近年来社会平均工资的上涨，带动社保缴费金额的水涨船高。以江苏省2020年至2023年数据为例，最低档位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从673.6元涨至898.8元。
聂日明分析，中国企业职工养老的缴费人群里，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的劳动合同关系不稳定，多地流动，能缴满15年已是非常不易，继续增加5年缴费是不小的负担。
在部分人看来，调整缴费期限带来了冲击。卢月便是其中之一，听闻正式出台的政策安排，已缴纳七年社保的她动了心思。
211硕士毕业后，她到幼儿园当合同制教师。因为没有编制和家庭变动，她近几年换了几次单位，获得这些工作机会对于一名30多岁的女性并不容易，因为“好多招聘到最后一轮告诉你要男的”。
近三年，她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自己交社保——“原本是高档位交，后来变成低档，现在停了。实在看不到希望，大概点了下继续交的数目，觉得不如自己存着，毕竟灵活（社保金额）年年涨价。”她到社保局询问退保事宜，才发现能退回的个人账户数目“少得可怜”。
这些年卢月一口气经历了结婚、买房，如今孩子即将出世，现金流对家境普通的两口子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她不光停交了社保，还把商业保险也退了，损失约6万元。
33岁的长春人小鹏表示，自己很相信国家托底的社保体系。三年前疫情期间公司倒闭后，她一直在家照顾生病的父母，其间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了9500元每年的社保。加上之前的在职时间，她总共缴纳了9年社保。但她形容自己现在是“骑虎难下”。她坦言，因为家族遗传因素，对自己的寿命“持并不乐观”的看法，加上经济不景气，保费支出算是家庭“大头支出”，她想观察一段时间再做决定：“国家也说过，虽然延迟退休了，但相应的保障和配套措施会逐步完善，那就等新政策出台。”
也有人将目光投向另一重保障。一名大型保险公司经纪表示，随着延迟退休风声渐起，咨询商业养老保险的客户变多，尤以40岁以上中年职场人为主力。“害怕失业只是一方面，另外养老任务紧迫，也没有其他好的投资渠道。”
受政策影响人群对延迟退休的体感不一，背后是多重社会因素作用。
“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高薪的和低收入的，其实都是存在差异的。”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看来，由于不同群体社会分工不同，在职期间的劳动报酬也会有很大差异，当前退休待遇又与在职期间的身份和收入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不同身份、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对退休的期待不同，对延迟退休与否作出不同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她补充说，延迟退休意愿的“因人而异”还与两个因素有关。首先是个体健康状况，能否支持多工作三年五载。其次与个人家庭规划有关。职工如果没有隔代抚养的压力，再多工作两年没关系，但如果子女还依靠老人退休后照看孩子，延迟退休就会给她带来更大压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同样观察到，性别、身体健康状况、就业收入水平、教育学历、子代照料等因素影响着人们的退休意愿。
不同的个体选择或导致一种多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担忧——延迟退休恐使原本群体间的养老金待遇差距扩大。
北京一家私企的28岁女职工王繁计算后发现，以当前工资计算，55岁退休每月养老金约5500元，延迟至58岁退休后，每月的退休金约为5800元。对她而言，30年后的300元变化，难以为她提供继续劳作三年的动力。
她表示，自己并不介意多工作几年，但原先的计划是，即使退休时还想继续工作，也可以先办理退休手续，再想办法返聘或找一份工作，这样既可以领养老金，又可以赚工资，还不用缴社保，比延迟退休更实惠。
在武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胡星每月工资比王繁低几千元，他的计算结果却大相径庭。根据改革方案，今年26岁的他在2061年退休，对比延迟退休前后，胡星每月的基本养老金增加了2400元。
长期以来，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无需缴纳养老保险费用，退休后养老金依赖财政补贴，替代率超过80%。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双轨制”启动并轨，但十年过去，与缴费合规性、第二支柱发展程度、转轨中引入过渡养老金等因素有关，二者差距仍存。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离退休人员数（或“实际待遇领取人数”）计算，2012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月均领取养老金2741.5元、企业职工月均2063.9元；2022年，这两个数字变为6099.8元和3148.6元。如今并轨改革已完成，采取统一的缴费和待遇计算方法，社会期待二者差距缩小。
不容忽视的是，现实条件下更倾向于选择提前退休的人往往本身收入水平较低、就业环境恶劣，如此“一减一增”，恐更不乐观。
多名专家受访时表达了对不同人群差距扩大的担忧。郭秀云在前述文章中测算得到，随着退休年龄提高，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养老金财富现值的绝对差距在扩大。无论是养老金财富现值比，还是参保回报率比值，“低收入职工”与“标准职工”（延迟退休中立人群）的比值呈下降趋势，而“高收入职工”与“标准职工”之比呈上升趋势。
她指出，如果女性“低收入职工”选择50岁退休，领取的养老金较低，其养老金财富现值仅为60岁退休的78.44%，可能面临老年贫困风险。
事实上，平衡公平与效率，实现激励相容，一直是社会保险制度设计中绕不开的难点和焦点。例如设置社会平均工资60%和300%的缴费基数下限和上限，即是为了平滑收入两端者的退休后差距，发挥再分配功能。但若忽视激励效应，则诱发过早退休的道德风险，使劳动参与率下降，不利于基金长期持续。
“在职期间效率为主，退休之后公平为主。”宋健认为，在职阶段，社会分工导致的人群差异有时是必然，但到退休阶段，应以公平为重。
有声音呼吁，应先缩小体制内外差距。不过封进提示，不同人群待遇差距是由社会经济环境、劳动力市场、工资结构决定等复杂因素决定，在现有激励机制不变的大前提下，寄希望于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来弥合差距不现实也不可能，必须向养老保险制度外寻求更系统性的措施。
“提供早于法定退休年龄退休期间的待遇水平，更好地保护劳动力市场弱势群体利益。”张熠介绍，对于特殊原因未能达到目标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者，芬兰、德国、西班牙等国提供失业养老金（Unemployment Pension），瑞典、奥地利等国发放残疾养老金（Disability Pension）。
封进建议，针对低收入群体和灵活就业者，可以效仿日本的国民年金，引入一个非缴费型的制度，由财政补助、特种国债、消费税等多种渠道筹资，为制度内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兜底保障。而仍有余力者，在这一基础上叠加其他缴费型制度，体现激励性质。
二、三支柱建设亟需提速。山东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于新亮撰文提到，通过提高税收优惠力度等手段推广建立企业年金，其随退休时间的延长而逐渐积累，当延迟退休所带来的企业年金财富收益抵消基本养老金财富损失，甚至引致总体财富增加时，员工的提前退休动机就会被消解。
站在社会宏观视角，延迟退休改革作用不言自明——扩大劳动参与率，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9月13日下午，方案一经公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即刻就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副部长李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和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等四个有关部门的五位负责人罕见地同时露面。几位负责人解读方案时，改革对未来人力资源供需的作用以及对就业的影响被重点强调。“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更好地释放人力资源红利；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减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王晓萍解读。
国务院总理李强亦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明确，改革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提到，未来三十年是中国低龄老龄化特征最显著的30年，60—69岁占60岁以上比重始终在40%以上。而到本世纪后半叶，80岁以上比例就会超过60岁以上人口的30%。“这为延迟退休的实施提供了一个人口机会窗口。”
张熠分析，对于有能力、有意愿的劳动者，延长其发挥自身价值的时间，延续人口红利优势，促进劳动力的长期高质量发展。同时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比例“退而不休”的返聘现象，他们与企业属于劳务关系而非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延迟退休使得这部分人雇佣关系走向正规化，其劳动报酬、休假、工伤、安全卫生等权益将获得更充分保障。
在前述发布会上未被强调的，还有延迟退休政策另一重直接影响。现行政策下法定退休年龄实际同等于领取养老金年龄，因此延迟退休可通过增加缴费时间，缩短领取时间，应对未来可能存在的养老金缺口风险。
截至2023年底，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接近6万亿元。面对疾驰的老龄化进程和下滑的出生人口，养老金可持续性不免令各界担忧。包括中央有关部门、中国社科院、武汉大学在内的多项研究预测，距离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亏空仅剩10年左右窗口期。
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2020年底出版发行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一书指出，养老保险将从2019年2.65个人养活1个人，降低到2050年的1.03个人养活1个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到2029年当期将首次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耗尽。
毋庸置疑，延迟退休可以充实国家养老财富储备，关键问题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压力？
从收入端看，现行职工缴费基数为上年度平均月平均工资，个人和单位缴费费率分别为8%和16%。这意味着改革后，若企业据实缴纳，每年将至少有延迟退休者平均工资的24%注入资金池。
再看支出端，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与个人缴费工资水平挂钩，每缴费满1年多计发1个百分点；个人账户的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计发月数”，多延迟1年，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多，对应计发月数越小。
“延迟退休对养老金的支出减少效应要强于收入增加效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黎明等人发表的研究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构建2023—2035年职工养老保险收支模型。退休年龄在60—65岁范围内，男性每推迟一岁，可使账户收入平均增加1.83%，平均支出减少10.26%；女性每推迟一岁，可使账户收入平均增加1.96%，平均支出减少9.05%。
业界对延迟退休的测算并不缺乏。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在2000年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中国退休年龄每延迟1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合计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万撰文测算，假定从2025年起以“每1年延迟3个月”的节奏，将养老金正常领取年龄提高至2049年的65岁，延迟退休为2050年争取到了近25%的制度赡养比下降空间，养老压力高峰期大大推迟。特别是短中期内的政策效果强烈，2050年前每年养老金收支缺口将会因此减少40%—70%，但2050年后的远期效果开始明显减弱，届时可能仍需持续开展延退改革。
不过这笔账牵涉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个人延退选择、待遇调整幅度、就业情况、工资水平、养老保险覆盖率等多重参数，且随着社会经济条件不断变动，很难一概而论进行简单测算，有待于后续观察。
前述养老保险专家提醒，还需对比未来预期寿命增幅与退休年龄延长节奏的关系。例如人均预期寿命从2022年到2023年增加了0.67岁，2025年起每年延迟时间分别为0.25年和0.5年，二者之间可能形成缴费和待遇差。
张熠则认为，这次延迟退休的力度比预想中小，又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而待遇水平和缴费年限挂钩，因此待遇支出也会一同增加，且缴费年限的延长较退休年龄改革晚了五年，从短期看，对养老金体系的影响是较为温和的。因此改革首要的着眼点仍集中在开发人力资源和夯实国家长期的产业竞争力。
“在未来不同时期，因人口年龄结构、制度赡养比有变化，不同代人缴费年限长短不同，初始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不同，由此延迟退休对养老金支出压力的减轻（缴费期延长、收益期缩短）和增加（退休待遇提高）效应的强弱总会有变化。”刘万在前述文章中分析，这两种冲突性影响相抵后形成的净效应到底如何，需要基于准确的人口预测数据，结合养老金制度特征和未来各种养老金参数的合理假定，作出更为细致的估算，以形成更有价值的政策参考。
而延迟退休之外，平衡养老金支付压力需要更多元和更根本的政策工具箱。
在国家战略部署中，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财政补贴、国有资本划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等举措均可以为养老金持续“输血”，因此许多声音指出无需过度担忧。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金维刚在今年4月财新传媒举办的首届中国养老产业论坛（下称“论坛”）上强调，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筹资渠道是多元化的，除单位缴费、个人缴费、基金投资收益等，财政补助也是一个重要的法定来源。在他看来，剔除财政补助来谈养老基金收支缺口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机制包含了财政补助，所以把财政补助剔掉是不准确的。”
管理层和学界逐渐形成两种改革思路。一种是在现有养老保险“统账结合”下改变政策参数，如退休年龄、缴费年限、待遇计发月数、缴费费率。眼下多年未动的延迟退休和缴费年限已率先改变。
另一条路径则着眼于结构性探索，调整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基金规模。包括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内的学者主张扩大个人账户规模。周小川在论坛上提出“供一配一”的制度设想，即在职工个人缴纳8%的基础上，从企业16%的缴费中抽出8%配给个人，一同进入个人账户，提升个人缴费的激励作用。
这也被视作更长远也更撬动根本的改革措施。郑秉文在论坛闭门会上分析，技术层面的参数调整并末扩充收入来源，仅缓解了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补贴压力。若要从源头上解决基金收支和代际抚养矛盾，必须思考如何增加个人的积累激励，进而提高制度的支付能力和可持续性。
另一重制约个人参与养老计划激励的因素，在于制度内待遇参数不够公开透明。尤其延迟退休启动后，让劳动者清晰了解到自己未来拿到手的养老金水平，才能帮助作出更理性全面的抉择。
9月13日方案一经释出，人社部火速上线了“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输入年龄即可查询到自己的退休时间和延迟时间，各地社保部门纷纷开通专线，提供政策解读。但目前官方尚未有养老金待遇的查询平台或途径。封进对此表示，应当尽快出台细则，不仅告诉公众何时退休，更要解释其退休待遇与延迟退休的年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也有助于让社会对政策有正确看待。
房连泉介绍，为消除社会误解和非理性认识，瑞典各地社保局每年定期向参保人发送称作“橙色信封”的养老金报告，其中的信息包括对参保人在61岁、65岁和70岁退休时的待遇额测算。
周小川在论坛上建议，提高待遇计发标准的透明度，在微观层面建立一个可计算、可计划的基础，使个人能够根据自己的缴费清晰预知收益预期。例如，参保人随时能查询自己个人账户里有多少钱，才有利于在全生命周期内不断调整个人的财务计划和终身财务安全（Lifetime Financial Security），后者被定义为有能力在保持目标生活标准的情况下满足基本生活费用，直到生命终结。
此次延退方案中，除了前三条对“延迟退休”本身做规定，后六条均可视为相关配套措施，包括养老保险激励机制、就业优先战略、劳动者权益保障，另外也特别关注到失业人员、特殊工种，以及由延退政策连锁引发的养老服务、普惠托育服务问题。从现有公布的配套措施来看，各界期待着更全面的细则。
聂日明举例，目前方案缺少“弹性”退休的奖惩机制，也暂无“自愿”原则如何执行的规定。尽管其中称：“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但如果激励不强，自愿延退者数量有限，当如何应对？房连泉也提及，应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关于“自愿、弹性”的协商制度。
另如方案中提到，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等。但很多公众担忧，这些建议是否会流于形式化的老生常谈？
人社部、网信办八月底曾发文称，将加强对就业歧视行为监管，完善招聘信息管理制度、加强监督检查、推行招聘信息规范格式，防止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布含有性别、年龄、学历等方面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
但现实场景中，变相、隐性的就业歧视防不胜防。卢月曾因“已婚未育”屡屡碰壁。高治晓发现平台要求注册外卖员的年龄是55岁以下，“说白了还是有门槛，过了这个岁数想干这个活也难”。34岁的白杭（化名）重新求职时，曾在招聘平台接触某中型互联网金融公司一个要求3—5年工作经验的岗位，却在“打招呼”阶段就遭猎头拒绝。对方明确表示，“企业希望（候选人）年龄是30岁以下”。
许多人眼中“风向标”般的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至今还没有根本性地松动“35岁”年龄限制，仅对高学历人才和少数特殊岗位稍有放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王显勇今年初的一篇论文提及，2007年的《就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五条曾将“年龄”纳入就业歧视的具体类型，但随后正式颁布的《就业促进法》删除了有关就业年龄歧视的规定。
王显勇解释，这与中国现行劳动法实行强制退休制度有很大关系，“我国劳动立法如果改革强制退休制度，则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的实质障碍就会消除。”其建议，应在《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中明确禁止就业年龄歧视，禁止用人单位在招录过程中基于年龄而实施就业歧视，并对就业年龄歧视的例外情形、法律责任、实施机制等予以规定。
随着延迟退休改革，强制退休走向自愿退休，防治就业年龄歧视不仅要在法律层面尽早落地，也有赖社会共建更加包容的环境。这需要更新社会对就业的认识——要以人的能力而非以人为划分的年龄，来评判其是否能够就业；需要企业承担起对员工职业生涯的责任，例如在解雇前为其提供再培训的机会。
聂日明提及，在美国，企业会公示其职工的性别比、年龄分布等，以显示就业平等公平。前述养老保险专家则称，一些国家甚至采取“后来者先走”的裁员方式，以此作为对老职工的就业保护。“企业当然愿意用年轻人，但是别忘了，谁都有老的时候。”该专家说。
有声音担忧，延迟退休保留了“低龄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是否会对本就低迷的青年就业造成挤出效应？
多位受访专家向财新表示，从总量上看，延迟退休减少了“存量”的空缺岗位，而在经济发展带动岗位“增量”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可能减少新增招聘，认为这可能对青年就业造成挤兑不无道理。但其多解释，此次明确的“渐进式”延退影响较小，“自愿、弹性”原则还将进一步减缓冲击。此外，青年与老年的就业结构未必冲突；两者经验、资历有别，发挥的职业作用也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认为，长远而言，通过延迟退休应对人口老龄化与促进就业相辅相成。当劳动力有效供给增加，人力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开发利用，可以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与动能。“国家发展得更好，市场主体更活跃，实际上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从中长期看，对青年群体也有好处。”
在原新看来，即便没有直接冲突，青年与老年就业之间一定有内在的联系和矛盾，“一个刚进到学校来的博士，肯定不能替换博导的岗位。但如果博导退了，副教授就能上教授，讲师就上副教授，一个岗位不就盘活了吗？”
能否保障晋升渠道畅通，也影响着人们对就业市场的期望。对于有编制约束的“体制内”单位，这一问题更为显著。前述养老保险专家建议，应考虑是否要按需调整编制，该减的减、该增的增。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随着老龄化不断加剧，无论青年就业还是老年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岗位需求，其次是需要不断提升就业质量。
华东地区一名人社部门人士也分析，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在数据上影响不大，但影响的会是质量：越是就业质量差的岗位，劳动者越想早点退休；反之就业质量越高的劳动者，或更愿意延退，这意味着年轻人想获得高质量岗位可能更困难。该人士还担忧，是否会有更多年轻人由此进入缓就业、慢就业，“老人积累的财富能养年轻人十年”。
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业优先战略亦在十八大以来得到快速发展。原新表示，两者均为国家战略重中之重，“这是两个轨道上的事，别把它对立起来看，但都要做好。”
宋健认为，这实质上是代际之间、生命历程上的问题，需要社会心态调整。年轻人没有工作的时候焦虑，有工作了也很焦虑。从就业到退休，中间的漫长时间，“能不能够让大家愉快地工作，在工作之余有闲暇？”方案中对此提及，将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
除了能否有工作，人们还担心，延迟退休后，自己能健康工作多久？华中科技大学周迎教授团队的一项研究估计，在中国从50岁开始的健康工作年限平均为6.87年，人们健康状况差的工作年限比健康状况好的工作年限要长。
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继而摆上台面。原新设想，考虑到大龄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可以推行弹性的工作制度，在工作方式、地点、时间、以及相应薪酬上保留灵活性。
此次方案明确，对于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延续了既往规定。
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1999年文件，对于上述特殊工种，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此外对于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
长期代理职业病诉讼的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管铁流告诉财新，一般劳动者患职业病时，与特殊工种人群的提前退休路径不同。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可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每月伤残津贴及退休后养老金等待遇。但对五级以下工伤职业病病人，并无类似“提前退休”制度，如果同样要求延迟退休，不利影响就相对更大。
超龄劳动者的相应保障同样暂为空白。王显勇在前述文中提及，根据中国现行劳动法延续了强制退休制度要求，当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者领取养老金时，劳动合同自动终止，老年人无法再建立劳动关系。这意味着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无法受到劳动法保护。
方案中对此亦有关注，称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但在其劳动关系难以被认定的情况下，如何落实有待考察。
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脆弱群体更长期脱离于社保安全网之外。张成刚告诉财新，目前这些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够，一是其缴费动力和意愿不足，二是企业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已占人工成本的相当大比例，在承担这方面存在较大困难。解决这些群体的社会保障需要进一步的资金保障，而各地执行能力和资源不均衡也是现实阻碍。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薛惠元建议，针对不同情况的灵活就业人员制订具体的参保建议方案，考虑其收入水平、工作性质、年龄等因素，以便其根据自身情况做出最佳决策。建立长期参保和连续参保的激励机制，例如对连续、长期缴纳的灵活就业者给予养老金倾斜；为收入处于底端的灵活就业人员做好兜底性保障，确保其至少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防止个人老年贫困风险演变为社会保障系统性风险。
劳动力市场之外，延迟退休的余波还将传导至更远。
首先，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亟待完善。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赵耀辉此前受访时提到，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养老机构发展，但一方面新建养老机构空置率很高，另一方面老年人照料需求远未得到满足。结构性失衡状态的化解，还需要更有效措施引导、扶持养老产业发展。针对养老，长期、可持续的投入依然十分关键，更要从单一部门主管走向多部门协同，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护理、康复、就医、居家医疗等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
在中国，退休老年人也是解决婴幼儿照料、分担家庭养育负担的主力。延迟退休后，亟需有效托育供给补位。国内托育行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全国实际入托率仅7.86%，机构运营成本难降，普惠程度不高，也导致已建设的托位实际使用率不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日前表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下一步，将根据出生人口变化情况和区域间人口流动特征，合理确定托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进一步研究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完善落实各项优惠措施。
延迟退休之于经济、人口、民生问题都影响深远。诸多配套“补丁”不仅是为减轻改革阻力，其自身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能否由延迟退休出发，全面深化改革，将是此次方案落地背后更大的考验。
从程序上，与延退年龄相匹配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需作出修订。“多项关于就业、劳动保护、社保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政策，都涉及到退休年龄。”房连泉举例，这包括《社会保险法》中退休年龄规定的各项参保和享受待遇政策、劳动就业相关法律中对于劳动力年龄的规定、还涉及二、三支柱养老金以及商业保险中关于退休年龄政策。
“改革的关键是给予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稳定的预期。”聂日明认为，对于影响如此广泛和深远的政策，事前做好沟通、促进理解、凝聚共识，披露分歧与风险，这样形成的政策会更加有效率。他期待着，未来方案及配套改革能够更充分面向公众征求意见。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