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平替”:去马来西亚读书|出海·前线

留学“平替”:去马来西亚读书|出海·前线

 

寻找另一种可能性?

       “这里的国际学校性价比非常高!”32岁的Dora年初从宁波搬到马来西亚槟城。Dora三年级的女儿,之前在宁波的国际学校就读,每年学费高达20万元人民币,而槟城大叻(Dalat)国际学校每年的学费仅为3.8万马币,折合人民币大约是6万多元。

  像Dora这样为孩子教育而搬到槟城的家庭并不在少数。过去五年,马来西亚迎来大量中国学生,特别是在K12国际学校领域。英国国际学校研究公司(ISC Research)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7月的五年内,马来西亚国际学校的入学人数增长了11%,达到111185名学生;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数量也同步增加,同期增长了11%,达到348所,其中一些还提供寄宿设施。

  除了K12低龄留学外,选择赴马来西亚继续深造的高等教育留学生人数也在持续增长。马来西亚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领域共收到29195份来自东亚的学生申请,同比增长了22%,其中,来自中国的申请人数为26627人,比2022年增加了27%。相比之下,在疫情前的2019年,来自东亚的申请总数为14142份,其中约12174名申请者来自中国。

  “算是逆袭了!”来自湖南的沛沛在国内专科毕业后,2024年入读了位于槟城的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SM)的多媒体专业研究生项目。这所大学2024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137位。

  沛沛所在的班级里,总共有40多名学生,其中90%是来自中国的同学。她表示,“还有不少过来读本科的同学,把这里作为跳板,硕士阶段再前往欧美深造。这通常是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

  “马来西亚是个幸运的地方。”马来西亚Kingsgate International School的首席营销官Neoh Soon Ken认为,马来西亚凭借其政治稳定、温暖的热带气候以及低自然灾害频发的特点,成为国际学生的理想目的地。马来西亚经济稳步增长,汇率对外国学生具有吸引力,这也是国际学校纷纷在这里落户的原因。

另一种可能

  “这学期才三个月,已经走了三个外教老师了。”佳怡的孩子在北京海淀区一所国际学校读一年级。近期师资流动频繁,令她对学校管理的稳定性感到担忧,开始考虑是否带孩子出国留学。

  龚哥则是率先付诸行动的家长。“在北京的国际学校班主任却是印度人,让印度人教我孩子英语,我接受不了。”他原本在2017年申请了马来西亚第二家园签证(MM2H),但由于工作原因以及疫情的影响,并未立即出国。

  2022年,他明显感受到国内学费持续上涨,而教师流动性较大,教育质量未达预期。同时,受国内经济形势下行和收入减少的影响,他权衡再三,最终决定调整生活重心,并重新启动了带孩子出国留学的计划。

  为了寻找到理想之地,在前往马来西亚槟城之前,龚哥先后考察了新加坡、吉隆坡、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地。“那时新加坡不给父亲陪读签证,这意味着我无法陪伴孩子;日本、德国主要考虑到语言的问题,大人融入困难;我们在吉隆坡有房子,但那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内陆城市,还不如北京繁华;相比之下,槟城有椰风绿野、白浪碧沙,更吸引我们。”

11月8日,槟城东方大酒店附近一片椰风绿野好风光。图:财新 杨敏

 

  龚哥一家原本已经开始办理加拿大的移民手续。“我是东北人,去加拿大一看就后悔了。待在那里,根本见不到人。”龚哥曾拜访在加拿大的朋友,“他说带我去邻居家吃饭,结果开车要40分钟,这算什么邻居?上午学法语、下午钓鱼,晚上9点全家就都睡觉了,真是太无聊了!”

  他身边不少朋友放弃了加拿大移民。“我认识的很多朋友在那里无聊得快崩溃了。有些人甚至在加拿大买了价值一千多万人民币的房子,但实在不想完成‘移民监’,只能选择放弃。”

  龚哥原本在国内从事咨询工作,一年出差200多天,但在移居到槟城这座热带海岛城市后,他的生活节奏完全改变,开始和他加拿大的朋友一样过起了慢生活。“我躺了半年,啥都没干,每天喝茶、抽烟、看书、海边发呆、买菜、做饭、陪老婆、陪儿子。”

  与龚哥一样选择慢生活的,还有来自中国台湾的Lydia和Nick一家。Nick曾在苏州一家为苹果手机生产零部件的台企工作,因产业链外移,他回到了台湾,但对当地传统教育体系的刻板感到不满,便开始探索“另一种可能”。

  起初,他们计划前往清迈生活,但在考察时发现,当地因大面积烧山导致空气污染严重。连续两个月,清迈的天空都被雾霾笼罩,他们的孩子因环境问题咳嗽了一个月仍未痊愈。机缘巧合下,他们认识了几位马来西亚朋友,惊讶于他们流利的英语沟通能力,并了解到马来西亚拥有众多国际学校。经过一番考察,他们最终选择槟城,开启了一段新的旅居生活。

  在槟城,Nick的日常节奏悠闲而规律:每天早上7点40分送孩子到学校后,他通常会在附近的咖啡厅看书或与朋友小聚。到了下午,他准时回到学校接孩子回家,晚间则陪孩子复习功课,有时也会“没事找事”,比如去逛超市、参加车展。

  Neoh Soon Ken观察到,疫情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往海外求学。马来西亚因其相对较高的教育质量和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成为中国学生的热门留学目的地。他表示,该校在过去两年内学生人数增长了近30%,马来西亚其他学校也普遍增幅约为25%至30%。他分享的一组数据显示,来自中国的K12学生约为6000人,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排名第二的是来自韩国的约4000名学生。

  另据《马来邮报》10月报道,2024年中国和日本学生对槟城国际学校的申请人数显著增加。斯托尼赫斯特国际学校(Stonyhurst International School Penang)2024年8月入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将增长超过100%。威尔士王子岛国际学校(POWIIS)业务和运营经理Tim Lyons也指出,该校2024年学生人数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

看重“性价比”

  性价比的确是许多选择到马来西亚留学的学生和家长的重要考量因素。与其他国家的高昂学费相比,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提供相对低廉的学费,同时教育质量也有保障,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

  “这里比读民办大学还便宜,听说毕业回去相当于211。”尽管并不确定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在国内的知名度如何,沛沛认为这个选择“性价比最高”。

  在这里,沛沛一年学费8500美金(约合人民币6万),这还是“2024年翻倍后的价格”;她和同学合租一套三室两卫、不带家具的海景房,每月租金1500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444元);加上学费、生活开销,一年的费用大概10万左右。

  “教育是持久战。”Jolene大儿子有轻度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难以适应国内公立学校环境,在上学半年后,转为在家学习(home school)。为给孩子寻找更适合的教育环境,Jolene最初前往加拿大考察学校。

  “不管是国内还是新加坡的国际学校,一个孩子的学费已经足够我们三个孩子在槟城上很好的国际学校了!”Jolene原本只是陪朋友来槟城考察学校,却被这里相对低廉的学费吸引,迅速做出了决定。她希望通过在槟城生活,降低孩子早期教育的成本,为未来的教育积累更多的储蓄。

来自中国台湾的Lydia和Nick去年带着孩子到槟城求学。图:财新 杨敏

 

  以Jolene孩子就读的POWIIS为例,每年学费约1.6万至5.9万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6万至9.6万元),而在新加坡类似的头部英式国际学校德威国际,每年学费约3.4万至5.4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8万至29万元),而上海德威国际学校,每年学费约26.6万至39万元。

  新加坡的生活成本远高于槟城。以租房为例,在新加坡德威国际租一套90平米的小三房,大约需要50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7万元),而在槟城较好的小区——The Tamarind,租一套约130平米的海景三房月租大约为3500林吉特(约合人民币5700元)。

  粗略估算,一家三口带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小孩留学,选择新加坡的费用可能是槟城的两到三倍。

  同样出于性价比的考虑,来自河南的张师傅选择带孩子到马来西亚新山留学。张师傅原本在郑州经营一家修车厂,但看到孩子承受着过大的学习压力,“才10岁,早上5点起,晚上11点睡。”

  “我小时候条件苦,反正挣钱就是为给孩子花,晚点花不如早点花!”最初,张师傅打算送孩子去新加坡留学,但计算了费用后发现经济压力较大。在留学中介的推荐下,他选择靠近新加坡的新山,“申请费只花了3000元人民币”。

  张师傅平时在新加坡的修车厂工作,住在员工宿舍,而妻子和孩子则住在新山,周末全家团聚,“工资基本能覆盖学费和生活费,至少不用担心坐吃山空了。”

  “不缺钱”的龚哥没考虑新加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新加坡的陪读签证政策规定,只有女性亲属(例如母亲、祖母、外祖母)才能作为子女的监护人申请陪读准证。不过,这一政策在2024年6月已经更改,男性亲属同样可以作为子女监护人申请陪读准证了。

下一站哪里

  在槟城过了半年慢生活的龚哥,“呆得有点难受”,突然决定回北京看看。“我站在地铁站,看着人们忙忙碌碌,挤上挤下,一趟趟的地铁门打开又关上,而我等了六趟地铁愣是没挤上去。这种场景曾让我避之不及,但那一刻却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快乐。”

  一星期后,龚哥带着新鲜感和放松的心情重新回到了槟城。而这一次,他决定开始做一事情。就在与记者见面的那个下午,他还赶着去见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准备洽谈2024年寒假的英语训练营,面向国内8到14岁的学生。

  有着十多年投资经验的龚哥显然不满足于“小打小闹”,他开始规划在新山建立一所国际学校,计划筹集1亿元的启动资金。“4000万买地,6000万建校园。”他坦言,“我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帮助更多中国孩子,二是为我儿子留下一个家业。”

  “大部分在槟城陪读的家庭还是有经济压力的。”龚哥表示,很多家庭搬到槟城后,为了应对生活成本,会寻找一些创业机会。比如,有些中国家长会做手工饺子、包子或者披萨等食品售卖,虽然成本低,若每天能接到三四百个订单,收入也很不错。

  安定下来的Lydia,决定尝试开设家庭纹眉业务;Dora则继续从事她在国内就起步的代购生意;而Jolene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重返自己的教育咨询行业。

  随着槟城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涌入,申请难度也开始提升。“现在竞争激烈了,错过了申请时间都不给面试”。 Lydia举例,5岁女儿面试时要求能用英语讨论“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你觉得爸爸妈妈爱你吗?”等问题,来考察是否具有清晰的表达和认知能力。

  建校仅7年、位于吉隆坡南部的Kingsgate也迎来了中国投资者。Neoh Soon Ken表示,随着中国投资者的加入,学校将增加更多设施,并引入人工智能教育等创新教学模式,以吸引更多学生。他预计,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内,学校的学生人数将增长50%至60%。

与Jolene在POWIIS国际学校对面的一家星巴克见面,标牌是写着“For a Better Day”(为更好的一天)。图:财新 杨敏

 

  目前,Kingsgate的学生人数约为89名,其中国际学生占比约为35%。这些国际学生来自12个不同的国家,其中约20%至25%的国际学生来自中国,这在学校的整体学生群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不过,Neoh Soon Ken也提醒到,马来西亚的国际学校数量已超过200所,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每个州近20所学校,市场容量有限,过度扩张可能导致教育质量下降。此外,随着出生率下降,未来的市场需求可能减少,学校若不能持续吸引学生,将面临财务压力,影响整体教育水平。他还分享到,目前国际学校市场已经非常饱和,竞争激烈,因此很多学校已经不再设定国籍配额。

  “每个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从硬件来看,槟城与国内的二线城市还有差距。”Jolene表示,最开始父母对她选择让孩子去马来西亚留学并不看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看到孩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放松,变得开心,最终也认可了她的决定。

  比起尚处“蜜月期”的Jolene,已搬到槟城五、六年的Paul明显感到了环境的变化,“槟城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物价高、租房贵、学费上涨,亚洲人暴涨,当地华人也感觉没有以前淳朴。”他身边也有一些朋友陆续离开,有的是因为中国孩子增多,担心不利于学习英语,有的搬去了更热闹的吉隆坡。

 

本文转自于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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