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特朗普第二任竞选时期的政策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因而政策的组合是动态变化的，最终对经济效果差异很大
按照博弈论的类型，中美贸易关系和关税问题可定义为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的“无限重复博弈”。由于美国总统任期四年制，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被限定为“有限重复博弈”。有限重复博弈均衡的策略主要是“合作”和惩罚“不合作”，而有限重复使得博弈方主要考量收益的当期贴现和成本的未来摊销。美国上一任和下一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一任时的中美贸易摩擦给市场留下了深刻印象。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2.0）的到来，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2018年6月特朗普开启“关税大棒”以及中国的反制结果来看，2017年-2021年特朗普第一任期间，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金额分别为4297.3亿美元、4783.95亿美元、4186.6亿美元、4517.3亿美元5760.8亿美元（注：特朗普2021年1月离开白宫，此处加入2021年全年数据作比较），考虑到2018年当年有贸易抢跑效应，关税大棒使得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出现下滑（较加关税前的2017年下滑110.7亿美元），而之后从2020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再度大幅反弹，且2021年开始中国对美出口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可见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使得加关税的第二年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出现下滑，且改变了以往逐年上升的趋势，但第三年之后中国对美出口绝对金额出现了超常反弹，并恢复了以往的趋势。中美贸易差额来看，2017年-2021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为2757.8亿美元、3232.7亿美元、2957.7亿美元、3164.8亿美元、3963.7亿美元，可见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与中国关税反制并未改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趋势，反而贸易差额从加征关税的第三年开始持续扩大。如果特朗普第二任期兑现竞选时的关税承诺，考虑到第一任期时的关税大棒效果并不佳，后续随着中美贸易关系重复博弈次数增加，“针锋相对策略”（tit-for-tat）可能相反会激励双方在多轮重复博弈中保持合作。
特朗普一贯秉持“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具体表现在：对外加征关税和对内减税、收紧移民、国际组织退群等，这些本质上属于“内向型”经济导向政策。特朗普的核心诉求可归结为“两高四低”，高贸易顺差、高就业率、低赤字、低通胀、低汇率和低利率。由于这些政策诉求之间存在矛盾或者说不可兼得性，因而特朗普交易的指引较大程度上依赖特朗普在不同阶段实行的政策组合（可能来自特朗普政府主观推动也可能是市场形势客观推动）。
当前中国的三个核心关切：一是特朗普第二任竞选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当选将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商品征10%-20%的关税，并额外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60%的关税”，甚至“四年内停止对中国生产的必需品的进口”，那么这些“威胁”是否可信？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贸易？如何评估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显性收益和隐性代价？其次，2024年10月19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其年度报告中表示“国会应该废除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美国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最后，美国负责关税的商务部长候选人及其执政理念也关系到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11月19日，特朗普宣布任命Cantor Fitzgerald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担任下一届商务部部长，负责关税和贸易议程，并直接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美国新的商务部长对中国贸易关系意味着什么？可能的政策组合将会是什么？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对中美贸易进行复盘。1960年，美国经常项目贸易顺差规模为35.08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8.92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13.85亿美元。可见历史上美国也曾经是货物贸易顺差国。到了2023年末，美国经常项目贸易逆差规模7848.9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逆差10632.88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2783.98亿美元，美国已是巨大的贸易逆差国。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美国实现GDP环比增速2.8%，其中商品和服务贸易净出口负贡献（-0.56%）。美国自1971年开始出现贸易逆差（-13.01亿美元），且服务贸易顺差不足以覆盖货物贸易逆差（除了个别年份1973年外），这一特征持续了51年。1977年开始，美国贸易逆差规模大幅扩大并超过200亿（-272.47亿美元），与此同时，商品贸易逆差超过总贸易逆差，这一特征持续到现在。总体上，美国对外贸易货物逆差+服务贸易顺差是常态，且这种状态不随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以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及中国关税反制等事件而改变。笔者曾在《频超预期的中国外贸，预期忽略了什么》一文中分析过，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加征关税和中国关税反制是一次性冲击，并没有改变双方在对方贸易总额中占比总体上升的趋势，改变的是斜率。鉴于美国贸易逆差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朗普第二任期若寄希望于再度对中国等国加征关税来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长期趋势，大概率是难以成功的。
在中美各自的比较优势和自然禀赋基础上，中美经贸关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形成固化的互补模式。2001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金额为542.8亿美元，中国进口美国的金额为262亿美元，贸易顺差约280.8亿美元。到了2023年底，中国出口美国的金额已高达5004亿美元，进口美国的金额1637.4亿美元，对美国贸易顺差3365亿美元。事实上，1998年开始国家统计局有贸易历史数据记录以来，中国对美国贸易就一直呈顺差状态，这种趋势不因中国经济景气或者不景气，也不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20年疫情，也不曾因美国的关税及中国关税的反制而改变。
另一方面，从中美双方的出口伙伴关系来看，截至2024年前10个月，中国最大的出口贡献国家（地区）前三甲分别为：东盟（4726亿美元）、欧盟（4281亿美元）和美国（4278亿美元）。而对美国而言，2024年前10个月，美国出口最大的贡献国家或地区前五名分别为：墨西哥、加拿大、中国、英国和日本；美国进口贡献最大的国家或地区：墨西哥、中国、加拿大、越南和德国。中美之间是彼此之间重要的贸易伙伴，彼此相互竞争相互依赖，脱钩对双方而言没有未来。
但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持续失衡使得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存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内，美国对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实际平均关税率由2.7%最高升至15.4%，之后疫情期间对中国关税略有下降。中美之间的经常账户顺/逆差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扭转。此外，美国还对中国贸易采取了结构性制裁，如美国在对中国半导体出口、对来自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太阳能、钢铁等黑色金属等领域加征关税。既然关税无法从总量上改变中美之间的经贸失衡，那么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出现的情形是：设定要求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额度；继续以“301条款”或反倾销、“国家安全”为由，从重点商品贸易着手，在贸易结构性竞争和博弈方面加码；在资本和金融领域加大对中国进行制裁以防止美国对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缩小。
2018年起，美国对中国中兴和华为等企业进行惩罚，之后对中国整个芯片产业链采取了严格的出口管制。2018年8月美国签署《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扩大并强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针对外国主体投资美国关键技术、基础设施、敏感领域等的审查和决定权限。2020年5月出台“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措施，直接指向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半导体公司，禁止这些公司利用源自美国的16类技术及软件的设备和产品，出口给“实体清单”上的企业。2024年9月13日，美国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多种商品征收301条款关税，包括钢铁、铝、锂离子电池、石墨和其他关键矿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将一系列商品的关税定为25%，包括钢铁、铝、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锰、钴、铬和钨的矿石和精矿；氧化钨、钨酸盐、碳化物；未锻造钽、铬和铟，包括其粉末：镍铁、铌铁（最大0.02%P或S，最大0.4%Si）；以及锡合金等，关税于2024年9月27日生效。从2026年开始，天然石墨、其他应用的锂离子电池和永磁体的进口将被征收相同关税税率。此外，从2025年开始，半导体的关税税率定为50%。
特朗普第二任期，即使再度实行贸易大棒，中国对这些方面已有比较成熟的应对经验，市场也经历过为期四年的压力测试，且市场对特朗普竞选时期关税的底牌已有预期。与此同时，由于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已经深度嵌入，关税和关税反制对双方都是有代价和成本的。若是关税再度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胀，加上意外的供给冲击，美国通胀可能再度卷土重来，使得美国所有的政策被动切换到抗通胀。若博弈双方福利损失显性化，中美贸易的有限重复博弈可能使得双方逐渐走向“合作”，关税与关税反制被迫停止。笔者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可能不是中国最大的难点，应重点关注汇率和金融领域的新题目。
那么为何会出现美国的持续贸易逆差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首先，美国虽然是货物贸易逆差大国，但是全球金融账户顺差大国（2024年美国国际收支出现一些新问题）。美国从贸易顺差国转向贸易逆差国大约在1971年。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石油挂钩，美元重新塑造了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制度瓦解后，美元在国际贸易计价、支付和结算、国际储备中扮演者重要角色。由于美元取代了黄金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家将贸易盈余换成美元资产，加上美国产业逐步升级并走向价值链高端，于是美国成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国和商品贸易逆差国，这使得美国的国际收支保持了平衡。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如OPEC等从商品货物贸易中获得大量的外汇收入，随着美国在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这些外汇收入大量转换为美元资产。而作为全球最主要货币的美元，承担着全球主权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功能，这就不可避免使得美国成为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净顺差国。当然，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资本金融账户的顺差也是它贸易和产业升级以及金融强国的具体体现。若要平衡美国贸易逆差（不只针对中国的逆差），那么美国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净顺差也将减少。随着全球“去中心化”和非美货币的崛起，美国的资本和金融账户净顺差将逐渐缩小，这种情形下，全球贸易顺差国将减少对美元资产的依赖，从而减小美国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顺差。当然，美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减少甚至逆差并不必然带来美国经常账户逆差的缩小或转为顺差。这还取决于美元的国际地位和非美货币的发展情况、美国商品的竞争力、美国与商品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产业内贸易还是产品内贸易或是产业间贸易）、贸易引力关系以及供应链优势等。
考虑到美国与中国和墨西哥、越南之间的贸易大多属于产业间贸易，若特朗普第二任期持续对中国、墨西哥和越南等征收关税，那么美国贸易逆差缩小的难度较大。但中国、墨西哥和越南之间的贸易竞争关系可能因加征关税的幅度不同而承受不同的压力。若美国对中国加征100%关税，而只对墨西哥和越南征收10%的关税，中方利益会明显受损。但若对中国、墨西哥和越南无差别加征60%的关税，那么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并不必然减少。此外，若美国无视加征关税“损人不利己”，不理性地进行关税博弈，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的背景下，只会缩小全球货物贸易的总量，这反过来又会减少全球对美元及美元资产的需求，反而不利于美国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可持续或者资本和金融账户的改善。
尽管中国进口美国商品的总额不及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总额，但中国对美国的服务贸易是逆差的，且中国对美国金融净投资为正。服务项目和资本账户逆差平衡了中国对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此外，按照最优外储持有原理，一国持有美元储备的规模一般与该国进出口额成一定比例关系。若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额减少，一方面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可能有所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美国的额度下降也会导致持有的美元和美债资产减少。1998年以来，中国经常项目绝大多数是顺差（除了2020年第一季度），而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大多数年份是逆差。2023年第四季度，中国经常账户顺差562亿美元，而资本和金融项目当季差额-466亿美元。中国资本和金融账户呈现逆差状态，大致抵消了经常账户的顺差。值得一提的是，若把金融资产当做产品，也可以说中国是美国金融资产的进口大国。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资产总规模2566.66亿美元，其中对美权益资产投资1298亿美元，对美债务投资1267亿美元。中国官方外汇储备中对美元及美债资产持有的规模，远远大于美国官方储备中持有的中国国债和人民币资产，这也是造成中美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原因。
中美贸易商品目录来看，美国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大部分是美国国内商品的互补品，且多数为关系衣食住行的必需品，价格弹性较小，因此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总体上无法大幅降低对中国商品的进口需求。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反而加剧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即是证明。以海关HS分类的22个大类99个细分子项目来看，截至2024年10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集中在：1、轻工业和制造业，如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10月出口额211.2亿美元）、杂项制品，包括家具、寝具、灯具、活动房；以及玩具、游戏或运动用品及附件（56.52亿美元）；2、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43.73亿美元）、3、贱金属及其制品，包括钢铁制品、铝及制品、贱金属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等（24.27亿美元）。4、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等（21.25亿美元）；5、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20.12亿美元）、6、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包括有机化学品、药品、精油及香膏、香料制品及化妆盥洗品、蛋白类物质等（14.25亿美元）等。而中国进口美国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工业品。以2024年10月数据为例，主要有：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件、附件，包括机电、电气、音像设备及零件（29.51亿美元），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等；车辆、航空器、船舶和运输等；其次是矿物制品，包括矿物燃料、矿物油及产品、沥青等，再次是光学、医疗等仪器、钟表（11.78亿美元）等。
再者，中国持续多年的基础设施投入为中国外贸进出口创造了正的外部性，中国供应链和物流效率的提升加强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告诉我们：中美贸易一方面取决于中美之间的经济体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双方的地理距离。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体量和巨大的市场使得贸易上彼此相互依赖。此外，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并不具备地理距离的天然优势。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在外贸基础设施方面多年持续的投入，使得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和竞争力明显增强。现代国际贸易中，商品制造只是其中的一环，而中国的海陆空运输基础设施、港口基础设施、集装箱、跨境仓库建设等基础设施方面多年的政府投入为中国出口商品创造了正的外部性，物流和供应链的优势大大提升了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世界银行创设了一项反映供应链和物流效率的指标，以清关程序效率、物流服务能力和质量、贸易和运输相关基础设施质量、货物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收货人的频率、安排具有竞争力的货运难易度五大项指标来综合编制指数。供应链和物流效率的指标结果显示，2007年以来总体上发达国家供应链和物流指数高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排名靠前，尤其是物流和供应链竞争力优于越南和墨西哥。2007年英国、美国、欧盟、中国、越南和墨西哥的物流绩效指数分别为3.99、3.84、3.41、3.32、2.89、2.87；而在2022年以上国家的相应指标分别为：3.7、3.8、3.62、3.7、3.3和2.9，表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物流效率方面较越南和墨西哥明显占优。不过2018年以来，中国与越南的物流效率差距不断在缩小，但与墨西哥相比仍然具有显著优势。
按照特朗普的经济主张，对内减税会导致国内财政收入减少，因此减税导致的财政收入减少需要对外加征关税来弥补。如笔者前文分析，美国加征关税很大程度将无法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但对内减税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减少美国的财政收入，增加关税是否能够提高美国的税收收入呢？事实上，减税的宏观经济调控原理不是特朗普主张的那样运行。减税有利于减少企业负担，增加企业收入，企业盈余增加有利于扩大再生产。而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产量，则利于扩大税基，从而总体上有利于增加税收收入，而不是特朗普认为的减税会减少国内财政收入。此外，除了减税的免疫效应，税收还具有乘数效应，减税对宏观经济具有杠杆效应。
不过加征关税对美国财政收入的增加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特朗普第一任期加征关税之后，美国的关税收入明显提高。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开始发起对外加征关税之年开始，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关税的额度明显提升。2018年-2020年三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关税分别为413亿美元、707.8亿美元、685.5亿美元。而在这之前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中关税的额度都在350亿美元以下。可见加征关税的确增加了美国的财政收入，有助于部分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在尝到第一任期加征关税的甜头之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有可能继续对外加征关税（不仅仅针对中国）。但是综合考虑美国重点加征关税的国家（中国、墨西哥和越南）总体上进口的价格弹性较小，加征关税对美国而言将会是总福利的损失。比如，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当年，美国进口商品总金额高达2.556万亿美元，较2017年仍然增加了1993亿美元，这一额度远大于当年美国联邦政府关税增加的额度（413亿美元）。正如中国商务部长所言“一个国家对中国加征关税，最终是进口国的消费者和最终用户来支付”。
总体上，特朗普再度上任对中国加征关税从轻到重分别是：在第一任期加征额度的基础上加10%；加60%关税；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0%关税；取消中国永久特惠地位。美国有无可能取消中国永久特惠地位？此后四年每年审核中国的关税是否对中国就是毁灭性打击？
根据1999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的双边协议，200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PNTR地位的法案。2001年12月27日，美国正式宣布给予中国PNTR地位，结束了美国国会每年对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进行年度审议的历史。“最惠国待遇”，是WTO成员方之间正常贸易关系的对等互惠方式，是国际贸易协定的基本条款之一。取消PNTR意味着中国商品将被迫适用于美国非最惠国关税税率（42%），且美国国会也将重启对中国贸易行为的年度审查。可见即使是最坏的取消PNTR，对中国而言也不是毁灭性打击，最多只是美国单方面多了很多程序。此外，美国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非美国单方面的恩惠。由于中美均为WTO成员，因此均受世贸组织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条款约束。美国对中国基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但是中国也给予美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中美贸易关系博弈仍然朝着无限次重复博弈的轨道。
总体上，由于特朗普第二任竞选时期的政策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因而政策的组合是动态变化的，最终对经济效果差异很大。这里从外贸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三个维度进行组合：
第一，如果美国实行缩小贸易逆差+减税+降息的政策组合，那么国内就必须朝着美元贬值的方向。但另外一方面，减税之后美国经济可能向好，这又会推升美元指数，这与特朗普倾向于美元贬值相悖。
第二，美元升值+加关税/要求定额进口+降息，美元升值不利于美国出口，而加关税又使得美国进口较少，这种组合基本达到特朗普希望的减少贸易逆差的目的。美元升值的情况下，特朗普可能要求中国、越南和墨西哥通过定额进口以减少贸易逆差。此政策组合利于美国的风险资产，但全球非美资本市场风险偏好将会受到抑制，对被加关税国家不利。
第三，为了抑制美元升值，美国采取降息+提高财政赤字，加强资本管制的政策组合。这种组合利于美国实体经济恢复，将再度推升美元，美国贸易逆差将继续。
第四，特朗普对内减税+对外加关税以减少财政赤字+降息，相当于对内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利好美国经济繁荣并推升通胀。
第五，当美国通胀卷土重来，美联储不得不暂时终止降息周期再次收紧货币政策，加息和缩表带来强势美元，贸易逆差继续。
综上所述，特朗普2.0时期，可能的情形是：第一阶段，美国经济基本面继续改善，美元走强，通胀抬头，胀而不滞，经济逐渐复苏。由于特朗普倾向于不支持战争，因而相关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减少，同时要求的“保护费”可能增多。财政收支改善。第二阶段，美国经济走向过热，通胀问题卷土重来。美国经济从繁荣走向过热，劳动力市场实现充分就业，货币政策可能再度收紧。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可能好于拜登时期和第一任期，但财政赤字规模仍然可能庞大；同时贸易逆差问题可能较拜登政府时期和第一任期时恶化。总体上，这些都可能利好美国股市和美元、利好虚拟货币、大宗商品等，通胀反复和经济复苏则可能不利于美债。
鉴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市场已经有过长达四年的压力测试，市场对美国再次挥动贸易大棒有较为充分的预期。根据特朗普政策组合下的交易规律，利用特朗普政策诉求中的矛盾，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在中美贸易博弈中赢得主动权。
首先，在特朗普加关税落地之前，美国进口企业仍然可能提前抢出口和补库存，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仍可能在特朗普重新上任前期有所增加。后续中美双方是否继续加征关税还取决于对方的反应，以及上一轮加税后的效果，包括美国贸易逆差数据是否改善，美国关税是否增加从而改善了美国财政收支，美国企业的反应等。对于特朗普2.0时期可能对外加征关税，中国仍需积极应对，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赢得筹码。“针锋相对策略”（tit-for-tat）最终仍有可能使得双方在多轮重复博弈中保持合作。
其次，针对与中国贸易摩擦比较频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出口企业应当积极布局出海。出海是企业走向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唯一途径。中国政府部门应当在海外投融资支持、跨境支付、法律磋商、出海税务等全方位给以支持。
此外，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继续扩大跨境电商综合实验区的辐射范围。加大对国内电商境外业务的帮扶，着力提升电商的国际贸易水平，将国内贸易的竞争优势在地理上做外延。
再次，重点优化与欧盟和东盟及阿拉伯国家、“一带一路”国家或区域之间的经贸关系，积极发展贸易新增长点。
最后，持续提升中国供应链的效率和竞争力，加强供应链的自动化和科技化，提升供应链的专业化水平。着力提升中国进出口的报关效率、简化清关程序，提高物流和货运质量。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