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0年来各国贫富状况的逆转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制度安排埋下了未来贫富状况逆转的种子
编者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对繁荣的影响的研究”。三位教授2006年共同写作的《贫富的逆转：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一文（原文刊载于《比较.第32辑》），分析了过去500年来各国贫富状况的逆转所反映的事实，指出制度安排的颠倒埋下了未来的贫富状况逆转的种子。大规模的逆转和收入差别的扩大要归因于19世纪后开始的工业化。掠夺制度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可以比较有效地利用农业技术，但工业技术的扩展却需要众多社会人士的参与------小业主、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等。因此，工业时代的来临为那些拥有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提供了起飞的机会。
在过去500年里，欧洲国家曾经拥有许多殖民地。其中，在公元1500年左右时许多相对富裕的国家现在变得相对贫困起来。我们通过反映经济繁荣的近似指标—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来研究了这种财富分布的逆转现象。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是与许多地理因素相关，但财富的逆转现象并不支持这种说法。相反，我们的看法是，逆转是由欧洲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制度因素造成的。对这些国家来说，欧洲人的干预制造了一种“制度安排的颠倒”，就是说，在那些原来比较贫穷的地区，欧洲人更多地引进了鼓励投资的制度。这种制度化的颠倒导致了各地区相对贫富程度的变化。接下来，我们还进一步研究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的相对贫富分布的逆转现象，发现其主要原因是拥有良好制度的地区抓住了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本文将研究前欧洲殖民地的相对贫富状况的逆转现象。例如，在1500年的时候，印度莫卧尔王朝、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安第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北美洲、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是最不发达的地区。但今天，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要比莫卧尔、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所在地区的许多国家富裕得多。
我们衡量1500年的经济繁荣程度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城市化水平。贝罗奇（Bairoch，1988，第1章）和德弗里斯（de Vries，1976，第164页）在研究中指出，只有拥有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和发达的交通网络的地区可以支持大量的城市人口。另外，我们也通过时间序列和交叉检验显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我们还使用了另外一个指标来反映经济繁荣程度，即人口密度，这方面有更多的数据记录。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人口密度和繁荣程度的关系更为复杂，但是很明显，在前工业化时代，只有相对繁荣的地区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
不管采用哪种指标，各地区在公元1500年时的繁荣程度与今天的繁荣程度都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图1显示，在1500年时居住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里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与今天的人均收入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图2显示，在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口，对数值）与今天的人均收入之间也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我们控制了反映大洲地区的虚拟变量、殖民地宗主国、宗教、距离赤道的远近、温度、湿度和资源等变量以后，无论某个国家是否是内陆国，也无论有关的数据是否排除了“新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图1和图2所显示的相关关系都是稳健的。
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检验那些彼此对立的关于长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理论。我们把其中一种最常见的理论称为“地理因素假说”，它主要是通过各国在地理、气候、生态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经济繁荣程度的不同。坚持这种看法的学者包括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519）、孟德斯鸠（Montesquieu，1748）、汤因比（Toynbee ，1934~1961）、马歇尔（Marshall，1890）、缪尔达尔（Myrdal，1968），以及最近的戴蒙德（Diamond，1997）和萨克斯（Sachs，2000，2001）。这种假说最简化的版本是，某些地理变量，例如气候、疾病等会对人们的工作努力和生产率产生持续的、不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影响，也就预测说，在1500年时那些比较富裕的地区和民族在今天依旧会比较繁荣。然而，各殖民地相对贫富水平的逆转并不支持这种假说。
此外还有更加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版本，它们强调某些地理因素的影响会随时间发生变化。某些地理因素在1500年时对经济发展没有什么作用，甚至还有害，但是日后却可能成为有利的因素。我们把其中一种观点称为“温带转移假说”，它的含义是，热带地区在经济发展早期存在某些优势，但是后来出现的一些农业技术，例如深耕、轮作、饲养家畜以及引进高产量作物等则对温带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有利（参见Bloch，1966；Lewis，1978；White，1962；以及Sachs，2001）。这个观点看似有理，但同样不能解释逆转现象。首先，相对收入的逆转似乎与欧洲人到来之前的人口密度和繁荣程度有关，与某个地区固有的地理因素却无关。其次，根据温带转移假说，在欧洲的农业技术传播到殖民地以后，逆转现象就会发生。然而，至少在北美洲，尽管引进欧洲的农业技术比较早，但主要的逆转还是发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并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另外一种更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的版本是，某些地理因素如煤炭资源和出海便利程度，对于某些地区的工业化更有利（参见Pomeranz，2000；Wrigley，1988）。不过，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地理因素导致工业化的证据。我们对数据的分析结果对于各种地理因素假说的版本均不支持。
在作者看来，对于逆转现象的另外一种解释，也是最好的解释，乃是“制度因素假说”。该假说要求把经济发展的成就与社会组织形态联系起来，认为那些为投资提供了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将比那些没有提供激励和机会的社会变得更为富有（参见North和Thomas，1973；North和Weingast，1989；以及Olson，2000；等等）。我们假定存在这么一组社会制度安排，它可以保证社会中广大阶层人士的财产权利，我们称之为“私有财产制度”，该制度对于激励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相反的情况下，则存在一组“掠夺制度”，它把社会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人士手中，让大多数国民处在被剥夺的危险里，从而打击了投资，阻挠着经济发展。这样的掠夺制度虽然会对增进社会的总产出起到消极作用，却能增加掌握着政治权力的小集团的租金，因而它也可以表现出均衡的特性。
那么，制度假说又是如何解释前殖民地国家的相对贫富的逆转现象呢？其基本逻辑是，欧洲海外帝国的扩张是从15世纪末期开始的，它给许多殖民地社会的制度安排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事实上，历史学和经济计量学的研究都证明，欧洲殖民主义的到来导致了一种“制度安排的颠倒”。其具体含义是，在那些原先比较贫穷的地区，殖民者促进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而在那些之前比较繁荣的地区，他们引进了掠夺制度，或者维持了原来的掠夺制度。出现这种颠倒的主要原因是，相对贫穷的地区人口十分稀少，让欧洲人可以大量移民过来，并且发展出了鼓励投资的财产保护制度。相反，在人口稠密、相对富裕的地区，建立掠夺制度对于殖民统治者而言则更加有利可图。例如，他们可以驱使当地的人民从事采矿业和种植业，夺取现有的征税、纳贡的权利。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与这种制度安排的颠倒，与1500年开始的各国贫富状况的逆转是一致的。
这种逆转的确与制度因素有关吗？我们的研究表明，从1500年至今的相对富裕程度的逆转至少在统计上可以被各国的制度差异所解释。制度假说还认为，如果出现某种新技术，它需要更广大的社会阶层的投资来支持，那么制度差异的作用还会变得更加明显。因此，拥有良好制度的地区将更有希望赶上工业化的大好时机，而被掠夺制度拖累的社会将被甩在后面，统计数据也支持了以上看法。
我们没有发现此前有哪些研究专门关注和探讨过经济发展的这种逆转现象。然而，许多历史学家都强调，在1500年时，莫卧尔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中国的经济都非常繁荣，而它们在此后的500年中却增长缓慢（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我们关于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整体解释与科茨沃思（Coatsworth，1993）、恩格曼和索科洛夫（Engerman和Sokoloff，1997，2000）的研究工作密切相关，他们强调，加勒比和中美洲地区的大种植园制度带来了政治和经济上巨大的不平等，对当地的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我们之前也发表过一篇相关的论文（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a），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提出，当欧洲人到达某个殖民地的时候，当地的流行病对欧洲人的定居以及后来的制度发展有重要影响，并且利用这个工具变量粗略估算了制度差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的主题与之一脉相承，但重点是强调当地的人口密度和经济繁荣程度对欧洲人后来采纳的政策的影响（另外参见Engerman和Sokoloff，1997）。此外，我们研究了众多前殖民地国家贫富水平逆转的数据，表明该现象与工业化有关，19世纪时制度安排与工业化机遇的相互作用对于这些地区的长期发展产生了最核心的影响。
本文的其他部分是这样安排的。第二部分将讨论构建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数据的办法，并证明这些数据是反映经济繁荣程度的理想指标。第三部分讨论“贫富的逆转”，说明1500年时候的经济繁荣程度与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确存在负相关关系。第四部分探讨，为什么那些简化和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都难以解释这种逆转，而制度因素假说却可以做到。第五部分则说明，相对收入水平的逆转反映着欧洲殖民主义造成的制度安排颠倒，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这样的制度差异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第六部分是总结。
2.1 关于城市化的数据
贝洛奇（1988）的研究对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化数据做了最好的整理和估计。在我们的研究中，1500年时的基础数据是依据贝洛奇（1988）的结果，加上埃吉曼（Eggimann，1999）的研究修正得到的。同时，我们还参考了另外三个不同来源的独立的数据估计，第一个是贝洛奇的研究，第二个是埃吉曼的研究，第三个是钱德勒（Chandler，1987）的成果。这四个数据系列参见表1，其估计结果则反映在表2中。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尽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数据比其他地方更少，但很明显，在公元1500年之前，那里的城市化水平要比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更高。例如，贝洛奇也认为在公元1500年以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城市化进展良好。不过，由于缺乏比较详尽的数据，我们在使用城市化水平的数据做回归分析时还是把这个地区排除在外了，而在用人口密度做回归分析的样本中依然包含该地区。
2.2 城市化与收入水平
有充足理由表明，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是正相关的。库兹涅茨（Kuznets，1968，第1页）在他关于经济增长的著作开篇即写道：“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表现为全民的人均产量和每个工作者的人均产量的持续提高，通常还伴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人口在城乡之间分布的……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
贝洛奇（1988）指出，在前工业化时期，会有相当大一部分农产品剩余被花费在运输上面，所以要支持庞大的城市人口，就必须有足够多的农产品剩余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参见Bairoch，1988，第1章）。他说：“真正的中心城市的存在不但表明农产品存在剩余，而且表明这些剩余可以顺利实现交易。”
我们利用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说法，分析了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的联系，参见表3。其基本结论是，城市化水平是关于收入水平的很好的指标。
2.3 人口密度和收入水平
迈克伊韦迪和琼斯（McEvedy和Jones，1978）的研究结果提供了最详细的从公元纪年以来世界人口的变化数据，他们的估计来自原始的人口普查和公开的第二手材料。尽管个别国家的数据进行过修正，还有的存在争议（特别是欧洲人到达之前的中美洲国家），但整个估计结果与最近的一些研究基本保持一致（例如美国人口普查局所做的估计：www.census.gov/ipc/www/worldhis.html）。
我们把麦克伊韦迪和琼斯（1978）的研究作为基础数据，并使用了不同的估计结果（例如，对于欧洲人到来之前的墨西哥及其邻国就采用了低值和高值两个人口估计数据）。
我们计算人口密度的办法是用总人口数除以可耕地面积（面积的数据也是根据麦克伊韦迪和琼斯的估计），从而剔除了沙漠、内陆水域和冻土带。我们尽可能地使用所考察的国家在当时的耕地面积。
在理论上，人口密度和收入水平的联系要比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的联系更为复杂。根据类似的理由，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只有相对富裕的地区才能支持更密集的人口（参见Bairoch，1988；以及马尔萨斯的经典研究）。马尔萨斯（1798）的研究指出，高生产率可以提高出生率，降低死亡率，从而导致人口的增加。然而，他所关注的主题却是，超过均衡水平的人口数会如何导致死亡率的提高和出生率的下降，从而恢复到均衡状态。于是，过多的人口反映着人口的“过剩”，它会导致人均收入的降低。因此，在把人口密度作为人均收入的近似指标时，我们需要特别小心。关于人口密度和收入水平的关系的实证结果也不如城市化与收入水平的联系那么清晰。在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鲁滨逊（2001b）的研究中，我们提出，在许多情况下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会同时提高。
然而，在近来的许多数据中，这种相关关系已经不存在了，那主要是因为世界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由于收入水平与生育子女的数量的关系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所以高人口密度已经不再与高人均收入相关（参见Notestein，1945；或者Livi-Bacci，2001）。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在本文的研究中还是把人口密度与城市化水平一道作为人均收入的近似指标。这有如下三个考虑：首先，人口密度的历史数据更多，可以用来检验我们关于城市化水平的数据；其次，正如贝洛奇所指出的那样，人口密度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事实上，我们的测算结果也的确如此；第三，人口密度的变化不但对于描述贫富逆转的现象非常重要，而且可以发挥解释的作用。
3.1 根据城市化水平回归的结果
本节将阐述我们的主要统计结果。图1描述了1500年时的城市化水平与今天的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表4报告的是同样的相关关系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是我们的前殖民地样本在1995年的人均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对数值与1500年的城市化比率的回归结果。它显示，1500年时的城市化水平每低10个百分点，将使今天的人均收入增加将近一倍。很重要的是，这并非简单的中值回归，不是说比平均值富有的国家将回到平均水平，而是说贫富状况会发生颠倒。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乌拉圭和危地马拉的情况。在1500年时，乌拉圭所在地区的居民的城市化比率几乎为0，而我们的基础数据显示，危地马拉的比率大约在9.2%左右。表3的第1列的估计值是0.038，它显示危地马拉人在当时的收入水平要比乌拉圭人多42%，而根据表3中第1列的估算，我们认为今天的乌拉圭的人均收入将比危地马拉人高105%，这与今天的实际数据基本符合表4的第2列排除了数据质量可能比较差的北非国家，而结果并无大的变化。第3列排除了整个美洲地区，结果是相关系数和标准差都有提高，但估计值依然非常显著。第4列只报告了美洲国家的回归结果，其相关关系更弱，但依然在8%的水平上显著有效。第5列加入了大洲的虚拟变量，以检验上述的相关关系是否受到了跨洲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尽管虚拟变量有作用，但是因变量对1500年的城市化水平的相关系数并无大的改变，其估计值为–0.083，标准差为0.030。
人们或许会关心，上述的相关关系是否主要是因为所谓新欧洲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所导致的，这些国家是由欧洲移民在以前相对不发达的文明所在的地区建立起来的殖民地。这些地方后来的发展历程与印度和中美洲等相对发达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描述贫富的逆转和寻求解释结果时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表4中发现，即使排除这种对比，依然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在表4的第6列中，我们就排除了上述的样本，结果相关关系虽然变弱了，但依然是负数，而且显著性水平为7%的水平。在表4的第7列，我们控制了距离赤道的距离（利用纬度的绝对值），结果同样没有影响逆转现象的存在，与赤道的距离本身倒是个不显著的因素。在第8列，我们控制了一些代表气候影响的地理变量，例如温度、湿度和土壤类别等，对回归结果也没有特别影响。最后，在第9列和第10列，我们加入了宗主国和宗教因素的影响，它们对我们的估计值没有效果，自身也并不显著。
3.2 根据人口密度数据回归的结果
在表5的A组，我们把今天的人均收入与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的对数值进行了回归，并包括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数据，结果与表4大体相当，并参见图2。
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1500年时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今天都明显更贫穷。第一列表示，相关系数为–0.38，1500年时人口密度每增加10%，将对应今天的人均收入降低4%。例如，今天的玻利维亚地区在当时比阿根廷地区的人口密度大7倍，那么根据回归结果，如今的阿根廷人要比玻利维亚人富3倍，这与实际情况大体相当。
其他列显示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在控制了一系列地理和资源变量、宗主国、宗教变量，以及放弃美洲、新欧洲或者北美洲样本数据的情况下，统计结果都没有大的改变，在1%的水平上，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对数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表5A组的估计所采用的人口密度变量包含了两个因素：人口的差异和可耕地面积的差异。在B组中，我们分开考察了这两个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使用人口密度的指标的确是合适的。在C组中，我们用公元1000年时的人口密度作为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的工具变量，从而分离出了国际间的人口密度差异的长期影响。C组所显示的用二阶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与A组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
3.3 进一步的结果，稳健性检验和讨论
在解释表3、表4和表5的结果时需要特别小心。对1500年时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的估计有可能存在误差。这种测量随着时间的推进可能趋近于0，因此，人们可能会猜测，上述表中得到的负相关系数可能被低估了。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的估计误差不是随机的，而是与当前的收入水平存在某种系统性的联系。我们在表6中使用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的其他估计值，检验了上述的可能性。
总之，统计的结果表明，相对贫富状况的整体逆转现象依然存在。然而，这中逆转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关于诸多文明的历史研究文献都指出，在500年前，亚洲的许多国家相当繁荣（或许和当时的西欧相当），而中美洲和北非也足够发达（参见Abu-Lughod，1989；Braudel，1992；Chaudhuri，1990；Hodgson，1993；Kennedy，1987；McNeill，1999；Pomeranz，2000；Reid，1988和1993；以及Townsend，2000），相反，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农业活动很少，人口密度一直保持在每平方公里0.1人的水平上。麦克伊韦迪和琼斯（1978，第322页）描述那时的澳大利亚“依旧停留在旧石器时代”。实际上，由于这些地区的相对落后，当时的欧洲各国也没有把它们看成是有价值的殖民地。
伏尔泰就把加拿大形容为“一块雪地”。与对西印度群岛的关注相比，那时的欧洲各国一点也不重视加拿大。在北美洲的部分地区，如东海岸和西南部地区，也有定居农业，但那里所支持的人口密度也不过是每平方公里0.4人。阿兹特克地区和印加帝国的水平显然要高很多，那里有相当发达的农业，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1~3人，甚至更高。北美洲的数字比亚洲和非洲的发达地区也低得多（麦克伊韦迪和琼斯，1978，第273页）。麦迪逊（Maddison，2001）最近的研究也确认了这一点，他估计，在公元1500~1700年的时候，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墨西哥都比美国更富裕。
3.4 逆转的时机和性质
那么，上述的逆转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时机的问题与探索逆转的原因有关，例如，假定逆转与某些资源的开采有关、与殖民地的掠夺有关，或者与欧洲人带到新大陆的什么传染病有关，那么逆转的时间就应该出现在殖民地建立之后不久。
可是图3显示，逆转现象化主要是出现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与那时的工业密切相关。图3a比较了两个类别的新大陆殖民地的城市化进程，分别是1500年时城市化水平比较低的地区与比较高的地区。我们集中研究新大陆的殖民地，因为这些地方从很早开始就都被欧洲人控制了。图中所显示的平均值根据1500年时的人口进行了加权。另外，在图3B中，我们分别描述了印度和美国的情况。该图显示，城市化程度低的群组，以及美国，大约是在1750~1850年之间超越了印度和其他城市化程度比较高的群组。
图3C描述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和印度的人均工业产量，数据来自贝洛奇（1982）。该图显示，相对于巴西、墨西哥和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工业产量有着迅速的提高。
1750年时的人均工业产量，印度为7，而美国只有4（以1900年英国的人均工业产量为100）。贝洛奇（1982）还指出，在1750年，中国的人均工业产量为美国的2倍；然而如图所示，在后来的200年里，美国的工业产量有了巨大的增加，而印度和中国远远落在了后面。
相对贫富程度的逆转发生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并且与工业化进程有关，这里提出的普遍解释与我们从其他途径得到的人均收入和工业化关系的零碎证据相一致。科茨沃思（1993）、埃尔蒂斯（Eltis，1995）、恩格曼（1981）以及恩格曼和索科洛夫（1997）的研究都有证据指出，直到18世纪以前，西班牙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殖民地都比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更为富庶。
进入18世纪之后，北美殖民地的人均收入开始领先，但是直到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才真正拉开差距。麦迪逊（2001）的研究也证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墨西哥在1700年时要比美国更富有，到1820年时就落后了。
美国在这段时期的增长同样也表现出了工业主导的现象。麦克库塞和梅纳德（McCusker和Menard，1985）以及加兰森（Galenson，1996）的研究都强调，北美洲在18世纪之前的生产率和收入增长是比较有限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是从1840年到1900年，那时的人均农业产量增长平平，而工业产量的增长极其迅猛。盖尔曼（Gallman，2000）的研究指出，从1840年到1900年，人均农业产量提高了大约30%，而制造业的人均产量则提高了4倍。
4.1 地理因素假说
地理因素假说宣称，经济成就的差别反映了各国之间地理、气候和生态因素的差异。这样的假说有不同版本，最普遍的一种观点或许是，气候对于人们的工作努力有影响，由此对收入水平产生了直接作用。这样的观点可以上溯到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519）、孟德斯鸠（Montesquieu，1748），而汤因比（Toynbee，1934，第1卷）和马歇尔（Marshall，1890，第195页）也强调过气候对于工作努力程度和生产效率的重要性。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米尔达尔（Myrdal [1968]）同样非常重视地理因素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他说，“在认真研究欠发达地区的问题时，我们应该考虑气候及其对土地、植被、动物、人类和物质资产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的影响”[vol. 3， p.2121]。
最近，戴蒙德（Diamond 1997）和萨克斯（Sachs 2000， 2001）又提出了地理假说的其他版本。例如，戴蒙德认为，新石器革命的时机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而萨克斯则强调地理因素对流行病、交通费用和技术的影响，他写道（2000，第30页）：“这个世界的某些地方具有地理优势，包括靠近重要的资源，靠近海岸线，拥有适合航行的河流，紧邻其他成功的经济体，有利于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对人类健康有利的因素等。”同时参见米尔达尔（1968，第一卷，第691~695页）。
这类简化的地理因素假说的结论是，某个地区的经济表现将保持稳定，因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最重要的许多地理因素本身是非常恒定的。而我们上面的证据则不支持这些假说：对于前殖民地国家而言，让它们在今天获得富裕的原因与1500年时对它们有利的因素应该有很大不同。
4.2 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
然而，财富的逆转现象未必能推翻更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在1500年时对经济发展无用甚至有害的某些地理因素到后来可能变成有利条件。在这个小节中，我们将简要讨论几种复杂的强调那些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地理因素的假说。
第一种是“温带转移假说”，它的含义是，与热带地区相反，温带地区将在后来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随着一些技术的出现，地理位置的作用会更加明显。
例如，有人提出，对早期文明而言，热带地区的环境最适合—人类毕竟是起源于热带地区的，那里需要的卡路里摄入量也比较低。但随着更多技术的出现，温带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提高，这其中包括深耕、轮作、牛羊等家畜的饲养、小麦和大麦等高产量的欧洲谷物的出现等。尽管这些技术对于温带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对热带地区却影响甚微（Lewis，1978）。萨克斯（2001）也在近来的论文里表述了类似观点，他借鉴了戴蒙德关于技术在不同地区的推广的论点：“农业、医疗以及相关领域的某些技术可能适合在同一个生态环境里进行推广，而不适合在其他的生态环境里进行推广，因此，经济发展的成果扩散到了广大温带地区，而对热带地区却没有效果”（也可参见Myrdal，1968，第14章）。
但是我们的证据显示，贫富的逆转并不是适合温带地区的农业技术的出现所导致的结果。首先，表3、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都表明，逆转与地理因素没有什么联系。其次，温带转移假说预示，逆转应该与欧洲农业技术的扩散有关，但实际上，欧洲的农业技术是在16~18世纪期间推广到各殖民地的（McCusker和Menard，1985，第3章关于北美洲的部分），而贫富的逆转主要是发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早期，是与工业化有关的现象。
考虑到逆转现象与工业化有关，另外一种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版本可能是，存在某些地理因素，它们对工业化比较有利。首先，我们可以设想，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分工的空间，而专业化的分工需要贸易的支持，如果各国的交通便利程度不同，那么交通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就可以在工业化时代率先起飞。但这种论点并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因为实际的逆转与这些地理因素并没有什么联系。
还有，那些之前比较繁盛、却没有成功走向工业化的殖民地中包括了许多岛国，如加勒比群岛等，以及中美洲各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具有天然港口的国家。
此外，许多没有走向工业化的国家的交通运输成本其实并不高（参见Pomeranz，2000，附录A）。其次，我们还可以假定，有的国家可能缺乏工业化所必需的某些资源，特别是煤炭等（Pomeranz，2000；Wrigley，1988），因此耽误了工业化进程。然而，煤炭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种资源，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储量，50多个国家在从事开采（World Coal Institute， 2000）。我们在表3和表5里的结果也显示，缺乏煤炭或者其他什么资源并不能解释财富分配的逆转。因此，这些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都缺乏数据支持。
4.3 制度假说
制度假说认为，那些拥有鼓励投资的社会组织形式的经济体将会获得繁荣。洛克（1980），斯密（1778）、哈耶克（1960）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强调过财产权利对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性。近来，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都非常强调保证财产权利的制度的意义，例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在自己1990年的著作中是这样开篇的：“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几乎已没有争论，”他还特别强调了保护财产权利对于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参见North和Thomas，1973；Olson，2000）。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把良好的社会组织理解为一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它可以确保社会各阶层获得有效的财产权利，这组制度我们称为“私有财产制度”（institutions of private property）。与之相对的则是“掠夺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该制度将使大多数人民面临被政府、统治阶层及其代理人剥削和控制的危险。私有财产制度的定义隐含着两个方面的要求：首先，这个制度可以保证安全的财产权利，使那些发现了创新机会的人可望从自己的投资中获得回报，从而产生投资的激励；其次，该制度应该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只有极少部分人（例如大地主）掌握着全部财富和政治权力，即使这少数精英人士的财产权利是安全的，但那里并没有理想的投资环境。在那样的社会里，许多人虽然拥有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发现了好的投资机会，却得不到有效的财产权利保护。特别是，政治和社会权力如果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则意味着大多数人在进行投资之后仍然将面临被剥夺的风险。
这个观点与诺斯和温加斯特的研究（North和Weingast’s，1989，第805~806页）相一致，他们强调，重要的是“……政府是提供对少数统治者有利的规则和监管，而对长期发展不利，还是提供能促进长期增长的制度规则”。在我们评价制度对殖民地时期的加勒比或印度的作用时，政治权力是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还是集中在少数精英人士手中，乃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在那些地方，精英人士的财产权利往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大多数人却没有正常的公民权利或财产权利。
很重要的一点是，掠夺制度尽管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却也可能成为“均衡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至少在部分上，制度是由政治上的强势集团决定的。这些集团如果选择私有财产制度，他们能获得的租金有可能更少（参见North，1990）；或者他们会担心，如果发生制度变化，会丧失自己的政治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2000，2001）；他们不愿意进行制度改革，还有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是经济改革成果的直接获益者。在前殖民地国家的发展历史中，这意味着均衡的制度安排有可能是为了保证欧洲殖民者的最大利益而设计的，而不是为了最大幅度地促进当地的长期增长。
社会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也往往是持续性的（参见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a），因此，制度假说认为，今天实现繁荣的社会未来还会持续繁荣下去。然而，如果有外来的重大打击扰乱了原来的社会组织，经济发展的路径也就会受到影响。我们认为，欧洲殖民主义不但打断了那些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形态，而且在原来相对富裕的地区建立起了或者维持了掠夺制度，却在原先比较贫穷的地区建立起了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可以说，是欧洲殖民主义导致了制度安排的颠倒，与原先比较贫穷的地区相比，那些原本更加富庶的地区在欧洲人的统治下更容易形成掠夺制度。制度假说和制度安排的颠倒结合在一起，导致这些国家的相对贫富水平将发生逆转。
历史证据也表明，殖民者在以前那些人口稀少、不够发达的地区引进了更好的制度。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欧洲人建立起了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而在其他许多地区，他们建立和继承的则是掠夺制度，以便直接获取资源，发展种植业和采矿业，或者征敛税款。请注意，我们所强调的重点并不是指，欧洲国家进行了简单的抢劫或资源掠夺，而是关注他们为掠夺而建立的制度所导致的长期后果。这些制度的主要特点是把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然后从广大民众那里捞取资源。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扩张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从美洲地区获取金银和其他宝藏，他们维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证掠夺的持续进行。为此目的他们建立了庞大的采矿业，实行强制劳动，维持对当地民众的压迫。与此类似的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英属西印度群岛也被少数种植园主控制着（参见Dunn，1972，第2~6章），对这些种植园主而言，政治权力异常重要，因为只有这种强权才能迫使大量的非洲奴隶在工资极其低廉的条件下从事艰苦劳动。
那么，欧洲人是采纳掠夺制度，还是引进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所决定的呢？为什么相对繁荣的地区更容易成为掠夺制度的目标？我们认为有如下两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1. 不同政策的经济效益比较：在掠夺制度更有利可图的时候，欧洲人就会倾向于采纳。对殖民者来说，假如一个地方有比较高的人口密度，那就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强迫当地人从事种植业或采矿业，此时掠夺制度就更有吸引力。例如，中美洲地区就有充足的本地劳动力，有利于在那里建立强制劳动制度。同时，非洲的人口密度当时比较高，使奴隶贩子们有了向美洲的种植园输送劳力的来源。其他形式的掠夺性制度在相对繁荣和人烟密集的地区同样具有优势。此外，在那些比较富饶的地方，往往已经有现成的税收和贡赋制度存在，这也让欧洲人更容易继承当地的体系，继续享受高税收的好处（参见Wiegersma，1988，第69页，关于法国在越南的殖民政策的评论；或者参见Marshall，1998，第492~497页，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的评论）。
2. 欧洲人是否在当地定居：欧洲人如果在某个地方大量定居，就更容易建立起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其原因在于他们本身的利益将受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目标将与鼓励当地的经济发展相一致）。另外，随着大量移民的加入，许多生活在低层的人们会像母国的群众一样要求更多的权利和保护，移民在这方面的愿望甚至会更强。这种要求将使建立一种让社会各阶层普遍受益的财产权利保护制度成为可能。不过，欧洲人是否定居的问题要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当地人口密度的影响：直接影响是，欧洲移民在原本人烟稀少的地区更容易大规模定居；间接影响则是疾病方面的因素，欧洲人对疟疾和黄热病等缺乏免疫能力，而这些疾病在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比较流行（参见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a）。
表7提供了制度安排颠倒的计量学证明，它显示了1500年时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与后来的制度选择的关系。这里有三个反映制度的指标，头两个描述的是当地的现行制度：Political Risk Services制订的1985到1995年间的防止掠夺指数，大体描述了财产权利的安全程度；Gurr的Polity III数据库提供的1990年的限制行政权力指数，大体描述了统治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程度。该表的第1~6列显示，1500年的繁荣程度与现行的制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在殖民地时代或独立后不久的时间里，是否存在制度安排的颠倒。但由于Gurr的数据库没有包含非独立国家的信息，我们只能描述独立后的情况。第7~9列显示了1500年时的繁荣程度与早期制度（独立后第一年的限制行政权力指数，取自同样的数据库）之间的关系，由于独立是个附加的共变量，我们控制了时代因素。最后，表格的第二栏包括了纬度的绝对值作为附加控制变量，它显示，制度安排的颠倒并不包含某种简单的地理因素的作用。
制度假说和制度颠倒现象显示，在欧洲人的入侵之后，1500年时相对富裕和人口稠密的地区会形成比较差的制度环境，从而导致它们在今天变得相对贫穷。我们上面所归集整理的贫富逆转现象与这个逻辑相一致。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假说和贫富逆转现象并不排斥某些地理因素在早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通过制度产生着影响。制度假说主要强调的是，制度差异是今天那些国家人均收入出现巨大差别的主要原因。但首先，1500年时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能既反映着非地理因素导致的不同社会组织形态的影响，也反映着某些地理因素的影响（例如，热带地区的生产率在当时要比温带地区更高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强调过（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a），决定欧洲人移民和后来的制度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欧洲人在当地的死亡率，那主要是个地理因素。与此类似，恩格曼和索科洛夫（1997，2000）的研究指出，某个地区是否适合糖类作物的种植，对于欧洲人可能引进的制度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不过，地理和制度因素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说明，某些地区（例如中美洲）今天的贫困并不是地理位置决定的，而应该归咎于它们的制度，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和普遍的联系。
5.1 制度和逆转
我们下面将证明，从统计上说，是制度差别导致了贫富状况的逆转。如果制度逆转是导致前殖民地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发生逆转的原因，那如果我们恰当地排除了制度的作用，则逆转现象将会消失。或者说，对于上述的图1、图2和表中所描述的逆转所反映的相关关系而言，其中的干预变量应该是制度。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干预变量X，来说明Z和Y的相关关系呢？假定Y、X和Z之间的真实相关关系如下：
Y=α·X+β·Z+ε （1）
其中，α和β是相关系数，ε是扰动项。对我们来说，Y是今天的人均收入水平，X是对制度的衡量，而Z是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或城市化水平）。方程（1）中包含着变量Z，它可能对Y有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其他某个没有包括在分析中的变量发挥影响。我们感兴趣的假设是β=0，就是说，1500年时的人口密度或城市化水平对今天的收入水平的影响“仅仅”是通过制度变量来完成的。
这个假设显然要求，在X和Z之间存在统计联系，于是我们假定，X=λ·Z+v。
开始时，我们假定ε独立于X和Z，而v独立于Z。现在我们仅考虑Y和Z之间的回归关系（也就是对今天的收入水平与1500年时的繁荣程度进行回归，接近于我们在表3、表4、表5和表6的结果），即Y=b·Z+u1。
从表4、表5、表6和表7的结果，我们得到β=0，而α和λ不等于0。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Z（人口密度或城市化水平）“仅仅”通过制度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希望检测的假设。加上Z独立于v和ε以及X独立于ε的假定，我们将得到一个检验该假设的简单办法，即是对Y用Z和X进行OLS回归：
Y=a·X+b·Z+u2 （2）
表8的统计分析结果与我们的假设一致，在所有列中，我们都发现，一旦控制了制度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我们就不能拒绝“1500年的繁荣程度没有直接影响”的假设。这支持了我们的看法，即经济繁荣程度发生逆转所反映的事实是，早前的繁荣程度和人口密度影响了欧洲殖民主义所采纳的制度和政策，从而对后来的贫富状况产生了作用。
5.2 制度和工业化
为什么财富的逆转发生在19世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那里的少数精英控制了政权，他们自己的财产权利被保护得很好，而其他民众的权利却没有有效保证。根据我们的定义，这不能算一个拥有有效财产权利的社会，因为广大社会阶层的成员并没有得到认可。然而，当时最主要的投资机会是农业，由于精英阶层可以投资土地，雇佣其他人作为劳动力，那么整个社会还是有提高产量的激励，财产保护体系的欠缺尚未有太坏的影响。
但假设后来出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技术，例如进行工业化的历史机遇。假如精英阶层依然可以进行工业投资，而不丧失自己对政权的把持，那么该地区还是可以抓住工业化的时机。不过在实际上，这里却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拥有企业家才能和创意的人未必是精英阶层的成员，由于他们得不到确定的保障，担心自己的投资成果被统治者掠夺，那就不会产生必要的投资；其次，精英阶层如果认识到工业活动的受益方不是自己，而是其他成员，他们或许会阻挠新的工业活动的开展；第三，如果担心新技术会带来政治上的波动和威胁，精英人士也可能会进行阻挠（参见Acemoglu和Robinson，2000和2001）。
以上分析表明，在要求广泛社会成员的经济参与的新技术出现之后，一个社会是拥有良好的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还是掠夺性的制度，将变得日益重要。
早期的工业化要求进行大量的投资，其中许多要来自那些不属于传统的精英集团的人，也要求产生新的企业家阶层（参见Engerman和Sokoloff，1997；Kahn和Sokoloff，1998；以及Rothenberg，1992）。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制度上的差异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那我们应该认为，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将会抓住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化的历史机遇。我们可以用制度、工业化和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GDP的数据进行有关的回归检验。贝洛奇（1982）估计了若干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工业产量的数据，麦迪逊（1995）也估计了许多国家的GDP数据。我们把贝洛奇对于英国工业产量的估计作为描述工业化历史机遇的近似值，因为当时的英国是世界工业化运动的排头兵。然后，我们利用如下公式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
yit=µt+δi+π·Xit+ø·Xit·UKINDt+εit （3）
其中，yit是国家i在时期t的产量变量，我们认为，在19世纪时，人均工业产量和人均收入是衡量经济发展成功的两个不同指标。另外，µt代表时代的影响，而δt代表国家的影响，UKINDt是英国在时期t时的工业产出，而Xit代表国家i在时期t时的制度变量。该制度变量也是来自Gurr的Polity III数据库的限制行政权力指标。
如前所述，这个变量的数据记录从每个国家独立以后开始，由于殖民地的统治往往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为了本表格的回归需要，我们对还处在殖民统治下的国家的该变量给了最低值。相关系数ø反映着好的制度与工业化的机遇之间是否存在着互动关系，正而显著的ø将表明，拥有良好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家更有希望抓住工业化的机遇。参数π则表示制度对工业化的直接影响，用UKINDt变量的中间值来度量。
表9是整个回归结果。总之，该结果支持了制度在前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和工业化高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而且通过这个作用，影响了如今这些国家的贫富面貌。
在过去500年里，欧洲国家曾拥有许多殖民地，其中许多在1500年时相对富裕的国家现在变得相对贫穷了。我们对于500年前的经济发展程度的测算非常粗略，但大体的事实却似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中美洲、安第斯、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在当时要比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拉丁美洲南端更为富有。欧洲人的入侵逆转了这种分布，这是第一手的事实，对于理解过去500年间世界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评价长期发展理论非常重要。
简化的地理因素假说认为，各国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是地理差异的直接结果，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会在长期保持一致，然而贫富的逆转现象与之并不符合。我们还证明，逆转的时机和性质也不支持那些强调会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因素的更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说。相反，过去500年来各国贫富状况的逆转所反映的事实应该是，制度（以及欧洲殖民者所造成的制度安排的颠倒）对今天的收入水平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殖民主义会导致制度安排的颠倒呢？这种颠倒又是如何引起相对贫富程度的逆转，并使各个殖民地的人均收入在后来出现巨大差异的呢？我们指出，制度安排颠倒的原因在于，殖民者在某种特定环境下实施不同殖民策略可能取得的收益有差别。在先前那些人口比较稠密的地方，欧洲人或者引入了掠夺性的制度，或者维持了原来的掠夺性制度，强迫当地人从事采矿或种植业，保留现成的税收和贡赋体系。相反，在先前那些人口稀少的地区，他们会大量移民过去，并创建起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保证广大社会阶层人士的财产权利，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制度安排的颠倒埋下了未来的贫富状况逆转的种子。不过更主要的是，大规模的逆转和收入差别的扩大要归因于19世纪后开始的工业化。掠夺制度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可以比较有效地利用农业技术，但工业技术的扩展却需要众多社会人士的参与—小业主、中产阶级和企业家等。因此，工业时代的来临为那些拥有良好的私有财产制度的社会提供了起飞的机会，我们的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