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小升初，遭遇史上力度最强“阳光招生”
“一派”结果出炉，何媛儿子掉入了“坑底”，被第六志愿的学校录取。他的初中同学中，还有人是以第十志愿被录取的。“一个只招百十来个学生的学校，第十志愿都录上了，说明根本没有人报，但我还把它放在了第六。”
以“北京小升初”为关键词简单搜索，南方周末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现了十余名专做升学规划的老师，提供一对一的小升初升学咨询，每小时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亲手把孩子送进“坑校”，这是2024年6月初，最让何媛辗转难眠的一件事。
作为海淀妈妈，5年前，何媛通过“点招”将大女儿进入了全北京最好的中学。但5年后，在小儿子小升初时，何媛“失败”了。
“点招”，即“点名招生”，是北京市海淀区小升初的一个关键术语，意为一些学校通过各种手段，先于电脑派位入学之前就锁定并招收尖子生，以此来与普通学校拉开生源质量的差距。
6月5日公布的“一派”录取结果显示，何媛的儿子被北京实验学校录取。单从简介上看，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声誉卓著，前身是著名慈善家熊希龄于1920年创办的香山慈幼院，拥有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基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一长串头衔。
然而，这些都不足以让它成为家长心目中的好学校。
流传于民间的评价标准认为，北京市海淀区68所公办初中和14所民办初中里，北京实验学校只能排在最后一档，属于公认的“坑校”。与之相对的，是被称为“六小强”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十一学校等6所“牛校”。“六小强”的高中部拥有高达90%以上的一本录取率。在北京的其他区，类似的牛校名单同样存在。升学率，几乎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过去，“点招”是北京一些牛校的重要招生手段。2024年5月15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北京某教培机构配合个别学校，通过考试、竞赛以及筛选简历等违规手段，提前锁定并招收尖子生。
两天后，北京市教委发布通报，点名北京明诚外国语学校、陈经纶中学两所学校违反阳光招生要求，要求整改。通报还写道，“将对部分重点区开展警示提醒约谈……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加强学校校园活动管理，坚决禁止一切与义务教育招生或变相招生相关的校园活动。”
何媛儿子的小升初，正好遇上了“阳光招生元年”。
遍地黑灰棕，遍地冲锋衣、运动鞋，与时尚绝缘，但聚集了全国四分之一的院士，高校教授与海淀妈妈都在这里将教育作为一生事业。这是2024年7月底，海淀网信办发布的宣传视频《海淀很潮》中的内容。
对教育和知识的追求像浪潮一样，将每个人裹挟进来，不容准备。
何媛就是如此。世纪之初，她从外地考入北京一所211高校，一路读到博士，而后留校任教，在朝阳区组建了自己的家庭。2016年4月，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大女儿突然提出，她不喜欢弹琴，喜欢数学。那时，卷奥数和信息竞赛还只是海淀妈妈的专利，朝阳妈妈更倾向于培养孩子弹琴、打球方面的特长。
何媛尊重女儿的想法。那一年春天，她找了一位大学生家教，每周末花两小时教女儿数学。一个多月后，家教告诉她，从小学三年级下到六年级下的所有知识点孩子都学会了，建议她带孩子去上奥数课。
那时，奥数与升学挂钩，已是人尽皆知的秘密。有专家统计，当时仅在北京地区，奥数产业的年利润就有二十多亿元。
教育主管部门很快出台了抑制奥数的政策。2012年8月，北京市教委表示，坚决治理奥数成绩与升学挂钩，声明到当年10月31日，全市所有涉及奥数的培训将暂停。话音刚落，9月开学时，奥数又变身“拓展思维”“快乐数学”卷土重来。
2016年暑假，何媛带着女儿去了海淀的奥数培训机构。宣讲课结束后，老师问何媛孩子在哪所学校就读，一听说在朝阳，马上要求她去一边等会儿，他要先接待那些来自海淀区“牛校”的家长们。“意思就是懒得理我，因为我是朝阳的，朝阳家长根本就不抓孩子的学习。”何媛回忆说。
以一种“受歧视”的状态进入浪潮中心，何媛开始送女儿去奥数班，每天花费两小时往返于朝阳与海淀之间，再花两小时上完价值1200元的小班课，或是3000元的一对一。培训半年后，已经升入四年级的女儿去参加了小学阶段的五大奥数竞赛杯赛，即迎春杯、华杯赛、走美杯、希望杯与IMC国际数学竞赛，全部获奖。
“华杯赛拿了三等奖，迎春杯拿了二等奖，其他的都拿了一等奖。”等到五年级再次参赛时，何媛女儿又拿到了华杯赛和迎春杯的一等奖。
有了傲人的成绩，何媛女儿距离海淀牛校，还差最后一步。
时间倒回四十年前。1984年，海淀的中关村到处都是农田，人大附中也只是一所二流中学。没有人能预料到，几年后，全北京的家长挤破头地想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
1978年，为落实“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中央指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少年班。发现、研究智力超常的少年儿童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股热潮。
人大附中也被这股潮流所感染。1985年，该校与中科院心理所超常儿童研究中心合作，招收40名学生，组成首届超常儿童实验班，由数学教师、后来担任该校校长的刘彭芝担任班主任。同年，人大附中又建立起北京华罗庚数学学校，其小学部属于校外培训，中学部则以班级形式设立于人大附中初、高中内，实质成为人大附中选拔优质生源的渠道。这是最早的“坑班”，进了这个班，就等于在人大附中提前占了一个“坑”。
人大附中实验班的学生很快就在中考与一些数学竞赛中崭露头角，但真正让这所学校一举成名的，还是高考。
1990年代初，北京超一流的中学只有两所——北京市第四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都位于西城区。
但到了1997年，局面发生了变化。据人大附中校史记载，当年应届毕业生中，有28人考入清华，34人考入北大，241人考入重点大学。这些数据令人大附中声名鹊起，进入21世纪后，该校的高分考生与清北人数常年居全市之冠。
生源，是影响升学率的决定性因素。学校掐尖主要是为了升学率。但中国的公立学校为何对升学率孜孜以求？2024年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唐江澎坦言，升学率对学校的影响非常大，关系着生源质量、地区党政领导的态度与家长的满意度，还意味着改革与试错的空间。如果学校没有升学率，肯定会被边缘化，也就得不到资源上的支持。
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来数易其名直至取消，但“坑班”的概念却从此深入人心。
1998年，北京市以“电脑派位”代替考试，通过学区划片、电脑随机摇号的方法分配“小升初”的学位。教培机构与一些学校合作推出的“坑班”由此进一步膨胀，学生必须努力在奥数竞赛中取得好成绩才能进入对口的“坑班”，进而某一所牛校提前“点招”录取。
2010年初，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人大附中的实验班有了新身份——“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基地”，即如今的“早培班”。位于西城区的北京八中与人大附中也同时创办了一个超常儿童实验班，后来演变为“八少班”“八素班”。
但在2016年，因北京市民投诉，北京市教委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停止以早培班、超常儿童班名义举行的任何选拔性考试，北京八中与人大附中被点名。消息传出不久，人大附中招生办老师当时则在记者咨询时承认，早培班还是学校的一个项目。
2018年上五年级时，何媛女儿报名了人大附中的“早培班”。招生简章写明，除了资格审查，所有报名的学生还要通过初筛、复筛、入营活动三个阶段的筛查，才能被录取。
每个阶段具体的筛选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只有民间流传的版本。2024年7月19日，在小升初实行“阳光招生”、“早培班”被外界怀疑将要走到终点时，人大附中公布了招生简章，宣布延续前两年的选拔标准，但只面向海淀区招生。
不到一周后，南方周末记者在一家教培机构的家长群里看到了初筛、复筛及入营活动的考察内容，内容涵盖语数英及化学、物理等知识。其中数学的考察范围包括几何、排列组合、逻辑推理等，英语的考察难度则相当于剑桥英语考试（PET）级别，对应国内高中英语水平。
何媛的女儿没能通过早培筛选，“但人大附中会通过早培的成绩去点招”。在没有投递简历的情况下，女儿上六年级时，何媛提前接到了人大附中的“密电”，即通知其被预录取的“秘密电话”。“女儿的小学从来没有出过考上人大附中的学生，当时办入学手续的时候，老师都不知道怎么办，最后还是人大附中那边把手续办好了。”
掐尖，从来不是教育部门面临的唯一问题。
1987年，北京五中收下了全北京第一个“票子生”。教育部门允许学校在招生计划完成后，根据自身能力多招收部分学生，一般每班5人，称为择校生或计划外招生。
但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重点学校的择校生比例一般都在50%以上。交钱的不只个人，还有各种单位，这些孩子也被称为“共建生”。
对于学校来说，这笔钱收得理所当然。在当时，中小学教育经费有40%-60%要靠学校自筹，被校长们戏称为“自己发愁”。
更大的问题是“条子生”。1996年，时任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郑理撰文写道，每年夏天，面对各个单位递来的“条子”，有的学校甚至要抽出专门的人来处理、讨论，分析利害，称为“条子工程”；还有校长四处躲藏，直至深夜才敢回家，一位海淀区重点校的校长曾非常头痛地说，“光条子，我一点也不夸张，可以用秤约！”
教育部门并非无动于衷。1994年起， 北京市统一规定，家长们需要将捐资助学款先交给区教育局，再由区教育局转交择校生所在学校。次年，北京市又规定捐资助学不与择校挂钩。
2014年，北京市正式宣布取消“共建”，提出“政策保障协调入学”的方式，为“政府引进的海外归国人员、各类引进人才子女及各种符合政策的保障对象子女入学”提供方便，即民间俗称的“政保”。4年后，这一规定在教委网站上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烈士子女、台籍学生、华侨子女、现役军人子女、全国劳动模范子女”，以及政府引进人才子女。
实践中，“政保”最终成了“共建生”和“条子生”的延续。
2018年，时任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薛小乐发现，北京市西城区一所小学，班上32名学生参加计算机随机派位，20人被重点中学录取，“基本上是强势行政、企业事业单位子弟”，普通家庭学生则多被派位到较差中学。
以小学生家长身份咨询多位教培机构中介后，南方周末记者获得了一个普遍的说法：今年“小升初”时，海淀区很多学校只在有“政保”身份的学生中“点招”。
不过，当南方周末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人大附中负责“早培”招生工作的老师时，对方否认了上述说法。据该老师介绍，今年的“早培班”并未在入营环节设置“政保”门槛，而往年从“早培班”报名学生中“点招”的政策也在今年被取消，至于明年是否恢复尚不可知。
7月29日，在一家同时经营升学指导与学科培训的机构内，南方周末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对方透露，受到今年阳光招生的影响，海淀学校“点招”时，“有‘政保’的都给刷了一半，只保留了上面（成绩好）的一半”。
对于“政保生”及今年点招的情况，南方周末记者以家长身份分别询问了北京市西城区与海淀区教委。西城区教委介绍，政保政策主要存在于幼升小阶段，小升初的“政保”及在“政保生”中点招的情况需要咨询相关单位。海淀区教委则表示，只知道有“政保”政策，但众多学校具体如何执行，是否取消“点招”，教委方面并不了解，建议家长具体去查询各中学的录取数据。
近几年，有关“阳光招生”的政策要求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在教育部与北京市教委下发的文件里。直到2024年夏天，海淀妈妈们迎来最强力度的“阳光招生”。社交平台上，一众今年小升初的学生家长哭诉，为点招准备多年，最终却是一场空。
对普娃家长来说，“阳光元年”也依然有挑战。
五年前，女儿进入人大附中就读后，何媛的小儿子还留在朝阳读书。为接送孩子，何媛和丈夫每天早上五点就要起床。这样折腾了两年，夫妻俩最终决定，卖掉朝阳的房子，置换海淀的学区房，将小儿子也转学到海淀。
与姐姐完全不同，何媛很早就发现，弟弟不是很爱学习，也没有展现出什么天分。因此，整个小学阶段，何媛只给儿子报了英语班，没有“鸡”过奥数，也就没考虑过“点招”。
今夏之前，何媛的想法都是，按政策，儿子只要在学区内升到一所非“坑校”的普通学校就心满意足了。
2024年4月29日，海淀区发布了《202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根据这份文件，除了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学生可以直升到对口初中外，其余学生都需由家长填报志愿，随机摇号录取。
随机摇号分两次进行，简称“一派”“二派”。根据《实施意见》同日发布的“初中入学问答”，“一派”的网上填报时间是5月27日，家长可以填满10个志愿，也可以一个都不填，直接等“二派”。“一派”录取结果出炉后，6月25日，独属第二批次的派位才会启动，即为“二派”。
社交平台上，家长们普遍认为，“一派”的招生范围更广，可以填海淀全区的任何一所学校，但到了“二派”阶段，就只能在对应学区内择校，且被强制要求要填满所有志愿，在学区内“坑校”较多的情况下，要优先选择“一派”。
何媛也是如此。小升初开始前，她参加了儿子小学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她认为自己当时已经完全掌握了这项操作的诀窍。“一派”阶段，何媛填满了10个志愿，并将儿子小学对面的中学填为第一志愿。“当时说他们小学有三分之一的名额对口去那，儿子有好多同学都去，他想继续跟大家一个学校”。根据民间口碑，何媛原本意向的那所中学在海淀区属于中上。
不到10天后，“一派”结果出炉，何媛儿子掉入了“坑底”，被第六志愿的学校录取。在他的初中同学中，还有人是以第十志愿被录取的。
“一个只招百十来个学生的学校，第十志愿都录上了，说明根本没有人报，但我还把它放在了第六。”何媛不打算冲“牛校”，她只希望儿子能在“一派”时被前五个志愿的学校录取，而不至于走到“二派”阶段。
前述“初中入学问答”中提到，“一派”阶段，当报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时，计算机会按照志愿顺序，先从所有将学校填为第一志愿的学生中随机录取，直至满额，未被第一志愿录取的学生会转入第二志愿随机录取，直至录完为止。“一派”中被学校录取的学生，哪怕对结果不满意，也不能再参加“二派”。
何媛本以为，“一派”阶段满额的学校不会再参加“二派”，但她后来发现，儿子的许多同学都是通过“二派”去到了他们心仪的学校。
如同高考填报志愿一般，在小升初升学问题上，获取信息、解读政策同样是门学问。
早在2013年，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副主任方光伟就表示，在择校问题上，信息公开困扰着很多家庭。“很多人并不是说孩子一定要进重点学校，如果你的门槛清清楚楚，为什么有的人能进有的人进不去，明明白白的，家长就不会有这么大意见了。而现在是不知道怎么进去，家长不知道哪条路可以走。”
何媛陷入了自责。结果公布当晚，她反复地想，儿子掉入“坑校”，究竟是因为自己运气不好，还是没有研究清楚政策，还是志愿填报的宣教本就不足。
次日，何媛将自己的经历发到了社交平台上。后台收到的私信中，许多家长安慰她，今年是“阳光派位”，学校生源会发生很大变化，这让何媛渐渐接受了事实。“我想我儿子能去，肯定也会有其他更优秀的孩子去，学校的生源也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差了”。
录取结果尘埃落定后，何媛才从其他家长那里明白了填报志愿里的“道道”。他们告诉她，不想去的学校就坚决不要填。为了冲击人大附中这样的“牛校”，许多人甚至会在“一派”时只填写一个志愿。
何媛更不知道的是，信息的不透明、不对称与家长们的焦虑，早就使升学咨询成了一门生意。
以“北京小升初”为关键词简单搜索，南方周末记者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发现了十余名专做升学规划的老师，提供一对一的小升初升学咨询，每小时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收费标准与咨询形式、老师知名度及从业时间有关。699元的咨询只能在线上完成；“双减”后从教培行业转型而来的老师，每小时咨询费高达5680元。
以其中收费最高的为例，客服人员介绍，这位老师曾做过北京某知名教培机构的校区校长，从前年开始转做升学规划。如要预约他的1对1咨询，家长需要先购买2999元的基础会员，再支付32001元升级成为最高级会员。升级后，老师会为家庭提供3小时左右的面谈规划，允许家长无限次预约1对1私聊，分享升学、教师和朋友资源，并组织线下专场答疑见面会，直至孩子高考结束。不过，由于预约火爆，目前，这位老师的线下见面时间只能排到10月底之后了。
7月26日当晚，南方周末记者以家长身份接连参加了两场“升学指导课”。
在其中一场课上，主讲老师逐一介绍了西城、海淀与朝阳等区的掐尖做法。
除了官方许可的随机派位外，西城与海淀均有投递简历、“政保”、接收“密电”这三种方式。即便在教育水平不被看好的丰台区，家长投递简历，或是由学校统一组织，在五年级下、六年级上对学生进行测试，以此“点招”、掐尖也已成为常态。
与此同时，另一家做升学规划的机构，自称虽然只从学科教育转型一年多时间，但已对接过近两千名学生，体量做到了北京市前三名。该机构咨询老师介绍，购买服务后，他们会安排老师，对孩子小学到初升高整个阶段，做学科、升学路径、兴趣特长的全面规划，并为家长推荐合适的培训机构。
而当被问到今年阳光招生对点招产生的影响时，该咨询老师肯定地说，没有百分百取消，只不过几率偏低。
“未来的小升初其实是资讯与成绩的综合战争，第一还是要考虑成绩。”在前述“升学指导课”上，老师如是说。
奥数依然是“点招”时的硬通货。
有机构老师向前来咨询的南方周末记者透露，今年有些奥数竞赛已经转移到了外地举办，“有一个杯赛在河南安阳，但没弄起来，还有一个杯赛是到（韩国）济州岛开营，相当于去玩了一会儿，顺便参加个学习考试”。
不过，南方周末记者也注意到，机构老师们的一些说法并没有官方信源的佐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与可靠性。对于很多机构来说，卖课才是最终目的。从奥数到作文、英语，甚至早培班备考，补课、培训仍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2014年，北京全面取消“共建生”时，媒体曾评价其为“史上最严”择校禁令。而今十年过去，京城迎来“阳光元年”，择校问题的内在根源是否得到消除，成为关注的焦点。
几十年来，来自教育界专家和决策参与者的观点一致地统一，在上学这件事上，北京的供需矛盾实在太大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异是根源。
仅以小学为例。在202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艳慧等人研究发现，尽管北京市的海淀区集中了北京市最优秀的教育资源，但根据师资配置、教学质量等因素评估，市民普遍认可的一流小学仅12所，仅有约46%的适龄儿童有机会进入其中。
2019年，在何媛大女儿就读的人大附中，任课的老师几乎都是各学科竞赛的省级冠军，留学海外或是毕业于北大、清华。而在小儿子就读的北京实验，首都师范大学毕业的硕士就算是比较好的老师了。
教育主管部门也试图弥合学校间的差异。2015年，北京市出台政策，鼓励各区县与学校推进名校办分校、教育集团化、教育联盟等一系列试点工作。四年后，仅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集团就建成了160个左右。
人大附中早自2002年起就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过去二十多年里，仅在北京地区，人大附中教育集团大家庭就囊括了二十余所学校。
“表面上看，集团办学是要解决矛盾，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治理薄弱校就是挂招牌。”一位教育系统内部人士发现，十几年前自己儿子曾上过的地质小学，如今已经更名为海淀区第三实验小学。“到处都是名校、学区房，恨不得都挂上牛校的招牌，”，也为集团校在内部选拔学生提供了方便。
但校际差异短期内仍难以弥补。
《北京教育发展研究报告（2023）》中提到，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教育满意度调查，得出的结果是，2022年，无论学生家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督学，还是校长和教师，都对“义务教育学校间办学水平差距”最不满意。
2012年面对记者提问时，担任首都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的苏尚锋表示，择校是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择校矛盾越来越严重背后，是社会正在朝向良性发展，更多人有能力去选择更好学校的体现。
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看来，“高热的择校存在认知盲区，尤其是培训机构的焦虑营销”。但不可否认的是，重视教育深植于中国人的文化DNA之中，无论是国人，还是海外华人，无一不挖空心思给孩子选择更好的学校。
2021年起，在禁止掐尖的同时，北京陆续在多个区探索大中小各学段有机衔接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陈志文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做好理念认知上的宣教、保障所有人就近受教育权利的基础上，不妨结合当下拔尖人才选拔与培养的需要，对天才少年们开启一个包括面试、考试等综合评价在内的公平渠道，将八中与人大附中的做法形成制度，面向所有学校。
“择校是现实，生生不息。怎么解决？是堵，还是疏？”陈志文认为，很多理论上不完美的做法，往往有其实际意义。
7月，在儿子即将入学的初中，何媛参加了一场家长会。会上，老师们说起，2024年是学校历年来招生最多的年份，为此，学校特意安排了刚刚带过初三毕业班的骨干老师，以示对学生的重视。
亮起的大屏幕上，何媛看到这所学校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很多人都考上了自己就读、工作的这所大学。那一瞬间，何媛心里涌出了许多对这所学校的好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何媛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顾靓楠、陈好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