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出版了哲学译著的农民工，不是励志故事的主人公
“我没有从坚持学习哲学中获得所谓的‘阶层上升’、‘阶层跨越’——这是‘励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陈直在《海德格尔导论》的新书分享活动中说。
铸刻文化主编陈凌云希望陈直在“本质性生存”之外，能多包容些各种各样的“非本质性的生存”，“当然，他坚持自己也很好。”
“崩溃”
在我们见面前，陈直刚刚经历了一次“崩溃”。
“我感到沉重，至少目前不太适合采访。”在约定采访的前一晚，他忽然要求取消会面，在微信上留下了如上解释。
两天前，一家以流量著称的视频自媒体刚刚上线了有关他的视频短片《90后农民工意外走红：“他是中国的一个奇迹”》。这是他第一次出镜接受采访。他承认自己对此非常看重，等剪辑完成的短片最终推送后，他几乎刷了下面每一条留言和评论。然后，他崩溃了。
有人批评他对妻子态度冷漠；有人指责他只顾自己读哲学，不懂得赚钱养家，让母亲和妻儿受苦；有人吐槽他里面说的一些话；还有各种完全没有来由的恶言恶语。
深夜里，他在微信上倾吐着自己的苦恼和受伤——他后悔让妻子出镜，“她不应该受到那样的批评”；他懊悔自己不会说话，可能造成了“得罪”和“冒犯”的后果；对于因为自己的个性、缺乏赚钱能力导致的种种社会性困境，他感到了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
等我们见面时，陈直的情绪已经从这场风暴中基本平复下来，看上去平静、安稳。
他向我承认：意外出名、被公众看见，总体而言给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他也认同：大多数读者、网友对他是善意、支持的。然而，正是那些占少数的批评、指责乃至恶意中伤的毒刺，以冷不丁的方式扎进了他的心里。
“我觉得陈直身上还是有一种积极的力量，我觉得这是哲学带给他的。”得知采访如期进行后，铸刻文化的主编陈凌云颇为欣慰。2024年5月，铸刻文化出版了陈直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一书。
▲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是英语世界的海德格尔研究名著
一桩哲学意义上的公共事件
陈直原名曾植，1990年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的一个农村。2021年11月7日，这个热爱哲学的年轻人化名“陈直”在豆瓣社区“海德格尔小组”上发了一个帖，说自己是一名农民工，翻译了理查德·波尔特的哲学专著《海德格尔导论》，想联系出版社出版，并询问是否可以以此证明同等学历入读大学。几日内，这个帖子迅速成为豆瓣热帖，豆友们积极回应，多位大V在网上评论、转发。媒体随后跟进，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以《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为题采访报道了他，这篇文章迅速成为阅读量10万+的网络热文。
在公共舆论空间，主流媒体、各方人士随后展开了一场关于农民工身份和哲学的热烈讨论，有媒体称陈直为“工厂里的海德格尔”。
世界是平的。拥有全球知名度的“明星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从一位中国B站up主那里得知了陈直的故事。2023年，他在其出版的新书《自由：无法治愈的疾病》的序言里热情洋溢地赞美陈直，顺道抨击了海德格尔的“黑历史”，批判了资本主义对人类的异化。
“我们应该庆祝像陈直这样的奇迹——他们证明了哲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哲学可以突然中断我们日常生活的进程，让我们产生困惑……今天，我们应该说：让一百个陈直研究哲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摆脱我们不幸困境的出路。”
等到2024年5月《海德格尔导论》出版，这位“哲学界摇滚明星”的赞美被印在了新书的书封上，成为最醒目的推介语。
如果用哲学术语来描述，陈直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一桩进入国际视野的“公共事件”。
▲陈直故乡赣南的村子 图/受访者提供
2024年6月9日下午，在杭州单向街书店的活动现场，我第一次见到陈直。
当时，他与中国哲学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陈嘉映、孙周兴一起坐在台上。他低头盯着自己的膝盖，看上去紧张、局促。主持活动的浙江大学教授王俊做完开场介绍后，请陈直发言。他站了起来，拿着事先写好的稿子，讲述了自己为何要读哲学，又为什么读的是海德格尔。
他说，“我的经历不是一个‘励志故事’（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励志故事’），我没有从坚持学习哲学中获得所谓的‘阶层上升’、‘阶层跨越’——这是‘励志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有关哲学的现场，会来这么多人。”透过厚厚的眼镜片，陈嘉映眼神稍稍往上一瞟，对着麦克风缓缓道来。会场黑压压的都是人，书店的二楼也站满了读者，他们靠在栏杆上安静地听着。
“感谢陈直，他给我们哲学带来了流量。”孙周兴操着一口浓重的绍兴腔也肯定地说道。
这两位名学者随后一边调度现场气氛，一边思想交锋。陈嘉映回忆起自己在内蒙古插队，一边种地一边读哲学、翻译黑格尔的“农民哲学家”岁月；孙周兴则回忆起了自己当年高考落榜、准备拜师当泥水工的事，“本来我就是一个农民工，现在还是，而陈直其实不是，他原来是读过两年的大学生。”
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学习者，三位学院派前辈所流露出的是小心翼翼的关心、呵护，以及某种难得一见的嘉许。事实上，王俊和孙周兴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该如何帮助陈直的话题。
自称“不太关心社会上的事”的陈嘉映也很早就开始留意到这一事件。2021年，当《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的报道轰动一时，曾有记者联系他、请他谈谈看法，他照例婉拒了采访，但推荐了一位专门研究“民哲”（民间哲学家）的青年学者。他随后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记者把采访的结果告诉他。
7月5日，“嘉映哲学”分上下两篇推送了陈直的来稿——《何谓海德格尔的“本质性生存”？》。在我的印象中，这是陈嘉映个人学术公号里首次发布这样的外稿。
被改变的，没有改变的
一个周六的清晨，我和陈直约在了他所工作、生活的学校碰头。
这是一所位于石家庄北郊的高等职业学院，教职工宿舍在老校区一侧。6月的清晨空气里透着沁人心脾的凉爽，老校区里大树成荫，鸟儿们在其中叽叽喳喳，以或低或高的声部加入大合唱。
这也是陈直最喜欢的季节——作为一个南方人，他很怕冷。但他似乎没有闲心关注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或者更哲学的说法——“现象”。当我提到有鸟儿在唱歌，他的反应有点懵。好一会儿，他发出“哦”的一声，才意识到头顶上传来叽叽咕咕的鸟叫声。
他穿着白T、牛仔裤，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趿着拖鞋，领着我走进了宿舍区。我们一路交谈着，对一个曾患有严重口吃近十年的人来说，他的口头表达和待人接物超出了我的预期，虽然他不时会困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想法。
“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2021年底，他收到了河北一所政法学院的面试邀约。通过面试后，他从厦门来到石家庄，在这所高校的校刊里担任编辑。北京的出版机构铸刻文化编辑、出版他翻译的《海德格尔导论》，并提前支付了部分稿费。
相比过去，陈直的生活处境有了明显改善。生活有了更多的稳定性；与同事们的相处，让他感受到被接受和接纳。总的来说，他自我评价“这两三年过得很不错”，虽然也免不了各样小小的烦恼。
母亲知道他如今在一所学校工作。给他打来电话时，第一句话通常都是问他是不是在上班。在这位劳苦了一辈子的妇人看来，儿子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写写弄弄，不用下地干活、不去工厂流水线，等于是“啥也不用干”。这个暑假，她很期待能到他工作的单位来亲眼看看。
有时，陈直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给母亲传递了过于乐观的好消息。
为期三年的合同将在2024年年底结束。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学校不再和他续聘。之前，他考了驾照准备去开网约车，也在App软件上注册外卖骑手。但是，他发现开网约车如今已经很难赚到钱，“听说一天开十几个钟头，只能接到十来个单子。”
我们见面那天中午，他在结束采访后匆匆赶往高铁站。一家北京的文化工作室通过网络联系到他，约他见面商谈合作的可能，“我不是太确定，先去看看吧。”6月底，他到南京做新书宣传活动时，顺道到上海一家公司接受一个面试。我和摄影师在公司楼下的便利店等他结束。后来问他进展如何，他一时说不出个所以然，手上多了一本对方赠送的书。
万一工作还是没有着落呢？
陈直手头正在翻译一本批判胡塞尔现象学的哲学书，预计2025年出版，到时将有两三万元的稿酬。如果到时还没找到工作，他打算干脆暂停一两年，全身心投入到哲学学习上，包括翻译一本他很喜欢的哲学书籍——《黑格尔词典》。
▲陈直阅读青年学者林垚的作品《空谈》 图/沈煜
妻子、母亲，父亲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惊奇。”2010年，因为痴迷于哲学，陈直被杭州一所二本院校退学。
十年间，他辗转于浙江、福建和深圳、无锡、北京打工，很多时候过着“三和大神”一样的生活，做各种日结的临时工，等赚到一点维持最低生存所需的钱后，他就把时间投入到哲学学习上，主要是海德格尔的思想。
2020年，他结婚，有了家庭和孩子。这个离钱或者赚钱一直很远的哲学青年，现在有了一个必须面对的世俗责任——赚钱。
陈直和他妻子如今住在学校免费提供的教职工宿舍里。这是一排颇具年代感的老旧楼房里的一栋，室内墙面贴着洁白的瓷砖，看着简朴、整洁。进门时，一位圆脸、两颊红扑扑的少妇站在水龙头前，卖力地洗着浸在塑料桶里的衣服。她就是陈直的妻子。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一间用作卧室；另一间摆着桌子和电脑，还有两张单人床的床板，靠窗的墙上贴着一张释迦摩尼像。床板上堆满了书和各种资料。他现在有了更多的纸质书——有自己买的打折书，还有出版社寄给他的。在很长时间里，他没有余钱买书，啃读的许多哲学书籍是网上找到的电子书，他也把大部分读书笔记直接写进手机App里。
做完家务后，陈直的妻子躲进了隔壁的卧室，安静地刷着手机。她爱追言情类的网剧和小说，不会跟陈直聊哲学，没有对抽象问题的爱好。但两人相处和谐。母亲曾反复叮嘱陈直，一定要对老婆好。
与众多城市知识女性自我代入的想象不同，陈直的妻子对这段婚姻感到满意。
临近中午，陈直带我在学校食堂里吃了便餐。我要了一碗炸酱面，味道不赖，要价11元。他要了一碗10块钱的羊杂面，看上也是满满一碗。在学校工作，生活成本低了很多——陈直通常一顿饭花个七八块。
我们正在吃面时，他用手机拨了一个电话，然后轻声地用赣南方言跟对方交谈着。挂掉电话后，他告诉我他要去给妻子打包一份炸酱面带回家，“这样就省得她自己做了。”
▲陈直在学校教职工宿舍的家 图/受访者提供
对一个追求形而上的真理、奉行苦修的人来说，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是陪伴、牵绊，还是责任或义务？
在陈直的家中，我提问时谨慎地用了英文单词。他回答：“是责任。”
他很爱他的母亲。2020年回老家相亲结婚，是他为母亲做出的最大的人生妥协。此前，他抱有不婚的打算，出于现实处境，也因着个性——像康德、尼采、叔本华、笛卡尔、克尔凯郭尔这些大哲学家也都是独身的。他结婚成家，一年后有了孩子，这让母亲在村里获得了尊严和幸福感。“她是希望儿子有一个家庭，能过得更幸福快乐一些。”
陈直的孩子留在老家，由他母亲抚养。每半年，他会回老家一趟，妻子的工作更为忙碌，一年才回去一趟。长期分离，使得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感到陌生。这让陈直的妻子很难过，但他自己很淡然，“可能我在（做父亲）这方面不是一个很好的人。”
在他的人生中，父亲的角色是与暴力、冷漠、无端的羞辱紧紧相联的。关于他和他父亲，是他人不能触碰的话题——那个代际的伤口仍然裂开着。
他隐隐觉得相似的宿命还将延续到下一代。“我是希望能够降低对他（自己的孩子）的不好影响。如果他不认我或者其他什么的，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他能对他的母亲、对他的奶奶好一点，我觉得就够了。至于他未来对我怎么样，我基本都能理解的。”
陈直希望自己能赚到一些钱，让母亲、妻子过得好一点，让她们有生活的保障。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他就可以“离开了”。
“是出家的意思么？”我追问道，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墙上的释迦摩尼像。他有些犹豫，觉得这个说法不够准确。“那是从世俗生活中完全退隐出去吗？”他点头。
我提出想去他工作的新校区看看。陈直带我去的交通工具，是一辆苹果绿的小电驴，平时主要是他妻子上下班使用。从他载人的轻车熟路来看，这是这对夫妻外出的主要方式。如果在马路上看到他骑着小电驴载着妻子驶过，这会是一幅温馨的家常画面，前提是你对他“脱轨”的人生一无所知。
“有的人天生就有着形而上的冲动。如果他生在西方，可以去修道院、读神学，做牧师、神父或者其他。”在聊到陈直身上的异质性时，一位与他有过接触的文化界人士评价说：“但在我们的文化里，这种人就会格格不入。”
“因为我们的文化太世俗了，我们不会和神角力，只会贿赂神仙。”在网络的另一头，对方打出无奈大笑的字符。
▲陈直故乡赣南的农村集市 图/受访者提供
未来的林中路——何为“人的本质性生存”
离开陈直家之前，我又看了一眼墙上的释迦牟尼像，想起他的种种故事。
陈直告诉我：他很敬佩这个人，尤其敬佩他的苦行主义。至于这位印度王子舍弃尘世间的一切，他不以为意，历史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因为金钱、权势、地位、家庭等等，“这些都不是我们本质性的东西。”
在我们的交谈中，这也是他提到的频率最高的词——“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本质性生存”。事实上，他所遭遇的艰难、贫穷、孤独、绝望，都与对这个命题或主动或被动的追寻有关。
我问陈直：到底何为人的本质性？“我想知道的，是你自己目前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不是你读到的某个哲学家的理念。”
他说他现在还不是很确定，但是，他认为自己能够在宗教中真正找到人的本质，尤其觉得能够在印度教、佛教里找到，比如印度教吠檀多派的“梵”“我”同一的思想；在黑格尔、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中，他也读到了类似的观点。“我无法确定他们哪一种更接近真理，也许他们的想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人的本质就应该在宗教中寻找。”
他一度有过出家的念头。大约2017年左右，他曾到浙江的一家寺庙待了半个月。这是一段他不愿细谈的经历，因为跟他原本的期待落差极大——他发现：那里不像他以为的那样。
这段糟糕的经历让他再次意识到钱的不可或缺性。如果没有钱，生活很困难，即使是到了“那个地方”，还是要想办法搞钱。“有钱的话，你更加自由了，不用受物质的约束了。”
对这位特殊的翻译作者，铸刻文化的主编陈凌云投入了额外的情感。《海德格尔导论》出版之际，他专门去石家庄见了陈直一面，感受到了他个性里的硬邦邦，也感受到了他的激情所在。他尤其关心着陈直的生计、着落，以及未来的可能性。
此前，铸刻文化出版过一些处于贫穷乃至赤贫状态的文学青年的作品。
陈凌云认为，相比陈直，这些文学青年熬出头的一点可能性就在于，凭着他们自己的经验和对文学的理解写出的作品，就是此时此地可以被视为“作品”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我们可以无视文学圈、不顾主流，去支持这样的写作。”
“但哲学不太一样。似乎很难想象，此时此刻某位哲学青年能写出像维特根斯坦那样的天才之作，甚至罗素也搞不懂。所以感觉陈直更难。当然，继续通过翻译去磨砺自己，似乎是可行的道路。但这条路如何走下去，超乎我的认知。”
作为比陈直大十来岁的“过来人”，陈凌云说，自己希望他在“本质性生存”之外，能够多包容点各种各样的“非本质性的生存”，“当然，他坚持自己也很好。”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