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女郑佩佩 人生难分戏里外
香港庙街，一家老牌餐室里，人声鼎沸。这家餐室有两层楼，地方不大，二楼都是卡座。载我们到此地的出租车司机，听我们一说目的地，就来了精神：“这家餐室非常有名，以前经常用来拍一些怀旧戏。”
郑佩佩选择了在这里接受我们的专访。这是一家和她阅历相同的餐室，拥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她一见到我们的摄影师老方，就说：“你很脸熟，我好像经常能见到你。”
老方愣了一下，寻思曾在什么场合见过这位采访对象。郑佩佩笑声爽朗，她显然不认为自己抢了老方的开场白——毕竟记者和老方才是经常见到郑佩佩的人，尽管是在影视剧中。
谈话中，郑佩佩喜欢说“yeah”，喜欢大笑，常微笑着说“对不对”，谈到一些往事的细节，如不能确切记得，她会直接说“我不晓得了”。由于与店方熟稔，这里成了她的客厅，很多人能认出她来。采访中，隔壁餐桌来了很多食客，他们低头吃饭，各自谈着事情，在我们走动时，甚至没有人投来好奇的眼光。这似乎坐实了郑佩佩喜欢香港的一个原因：这里的人，就像自己的邻居一样。
谈到人生的各个阶段，郑佩佩最喜欢目前的自己。关于往事，她眼神会黯淡，但很平静。她说，那时候的人，想法很简单，不像今天年轻人想得那么复杂；早点结婚生子，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在巅峰期息影，人们替她惋惜，她对这些惋惜敬谢不敏，但对子女有内疚，认为自己亏欠了孩子一生。
郑佩佩的愧疚，源于1989年与丈夫原文通的离婚，导致她的4个孩子没有完整的家庭。
那是她人生的分水岭，直接否定了她过去的20年。原文通是台湾商人，其父是邵氏公司在台湾的代理商。他与郑佩佩的相识颇具戏剧性：郑佩佩的母亲到原家打麻将，输了钱，让郑佩佩送钱过来。她就这样和原文通相识并相恋，于1969年结婚。
1970年，郑佩佩决定息影，和原文通移民美国。对于郑佩佩的决定，小她6岁的妹妹郑保佩（现在是佩佩的经纪人）说：“那时候讲究归宿，如果一个女孩到24、25岁还没有嫁出去，就已经是很夸张的事情了。”
老板邵逸夫、恩师胡金铨都支持郑佩佩。她说，“胡导演很喜欢我的选择。觉得我选择很对，很会选。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我选得好，就觉得我嫁这样的人最合适。可能大家也看不到很多很细节的东西。”
师长们对原文通评价很高，“主要他不是圈内人，有学问、很正派。”而原文通在众多追求者中胜出，也因为他的确与众不同。
“他老跟我唱反调。（笑）譬如我爱喝可乐，我拍戏时，罗（维）叔叔买一打可乐，放两大杯冰块在那里让我喝。我结婚以后，原文通的第一点是‘不许喝可乐，不喝可乐不会死掉’。我心想对啊，不喝可乐不会死掉，为什么我非要喝可乐？我是觉得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在侠女的光环下，郑佩佩接受着广泛的宠爱。“突然有人唱反调，就觉得其实这个人还比较有道理。至少我说月亮是方的，他告诉我，不是方的，是圆的。”
在美国，郑佩佩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琐碎生活。20年里，她怀孕8次，流产4次。“借个肚子为丈夫生孩子”，她当时认为是自己的义务。如果不是在1985年为单传的丈夫生下一个儿子，她的生子事业还将继续。
郑佩佩没有侠女的武功，但无疑拥有侠女的体质，4次流产并没有对她的身体造成很大影响，相反，她还干了很多活儿：开舞蹈班教人跳舞，管理百货商店，亲自送货上门，经常把大件货物送到买主楼下，然后通知买主：家里有没有男人，下来一起搬东西。
“去了美国之后，我才知道我有多红。”在唐人街，几乎无人不识郑佩佩，那里的华人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猜测她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
这给了原文通很大压力。
“他本身就很大压力。因为别人都会叫他郑佩佩的丈夫，甚至有人叫他郑大哥，不容易，找一个有名的人做太太，而且这个太太还——虽然不要穿名牌，但是她要的东西，太理想，太虚无。”
她要回归社会，希望为当地华人做些事情，于是办了个华语电视台。即使已经息影，郑佩佩似乎还是把武功高强的“金燕子”角色代入到真实生活中，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定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拿到。
移民美国时，她认为在恋爱中拥有了一个happyending，“没想到以后，完全没有想到。我就觉得女孩子最终还是要一个归宿。没有想到，喔，这些东西都看不到了。”
华语电视台非但没有做成功，还让她亏损了二三十万美金。丈夫是生意人，并不支持郑佩佩的这一事业。分歧日渐加大，最终他们在1989年结束了这段婚姻。离婚后，一向对钱没有概念的郑佩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她要独力为生计奔波，还要求自己与前夫一起抚养子女，此外还须偿还做电视台欠下的债务，那笔钱对于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最近，郑佩佩总结这段婚姻：“我不是温柔的女人，我太好强了。我觉得女人不要太强，弱一点的女人男孩子会喜欢多一点。我不太像女人，所以丈夫才把我开掉。”
离婚后，她还和丈夫一起住了些日子，不让孩子知道。甚至妈妈及妹妹都是过了好久才知道郑佩佩离婚的消息。
问：“你说过‘戏外不是戏里面’，当时自己没有区分得太开吗？”
郑佩佩说：“对，我想起还是。演戏一定会有个ending，人生其实是不那么容易有ending的，这让我学到很大的一课。虽然我们常常说人生是戏嘛，但是事实上那部戏是比较长的，要你自己导、自己演、自己编，然后自己去承受所有的代价。”
九百多年前，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折磨，九死一生后得以出狱，感慨写道：“平生文字为吾累。”如今的郑佩佩总结婚姻教训，颇有那么一点“平生侠名为吾累”的意味。
在绝望中，郑佩佩想起了拍戏，想起了香港。
“你现在是美国人，还是香港人？”
“香港人。”
在一生的地域身份中，郑佩佩历经了这样一个变化：上海人，1946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上海人，“佩佩”的上海话发音与baby接近；香港人，1961年随母亲投奔香港的舅舅，在此地生活、工作、成名；美国人，1971年，她和原文通移民美国。
现在，郑佩佩是香港人。她喜欢这个令她成名的地方，这里让她感到亲切，此外还为老人提供了许多养老的方便。复出至今，她没在香港买房，现在和女儿租住在一间公寓里，“我对我的老来有了安排，香港政府有一种老人公寓，我现在在申请中，等他们批下来。”
然而少年时来香港，郑佩佩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探长，1949年后在内地入狱，被关在了数千里外的内蒙古。在郑佩佩小时候的记忆中，自己是反革命家属，因此改跟母亲姓郑。但即使如此，她也没能逃脱这个群体在那个年代的固有命运。
“刚解放的时候，国内其实不是（现在）这样的，我们那时候的教育，每个人都非常有礼貌。我父亲不在，我妈妈很早就带我弟弟妹妹到香港，剩下我一个人在上海。那会儿治安非常好，人也非常懂礼貌。但是我在他们中间，总觉得很被排挤，因为我身份不好，所以我从小很好胜。我觉得虽然我是反革命家属，但我不一定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以我从小就愿意穿破衣服，愿意比人家劳动多一点。我从小就很不服气，为什么反革命家属、资产阶级的家属，我就一定是不好的？！”
16岁时，她并不心甘情愿地来了香港，“我妈妈一定要接我过来，骗我说外婆病了——外婆很疼我，也在香港。我来的时候，觉得香港很腐烂，（这里的人）经常打麻将，不务正业。”
带着这种倔强，她进入了邵氏。当时公司会请一些武行师傅来培训新人，以拍摄武打片。郑佩佩也在其中。当她看见一些女孩因为被打到鼻子出血而哭起来时，心里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丢女孩子的脸。
由于出众的舞蹈功底，她被胡金铨导演看中，让她出演《大醉侠》的主角金燕子。这部电影被誉为新派武侠电影的开山之作，上映即大获成功，她很快成为香港街知巷闻的女一号。
那时候，很少有人赞她漂亮，集中在她身上的赞美，是“能打”。她说，自己并非真的能打，而是比其他女孩子会打，能吃苦，所以就以这个出名了，“我走在弥敦道，那些‘飞仔’（流氓）都不敢碰我，他们不晓得我（会武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事情。”
更令她得意的是自己那时候参演的电影，票房都很好，“我的戏都过百万。不得了，不得了！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漂不漂亮，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不对？他觉得你很漂亮，你可能不是很漂亮，对不对？”
她渐渐定型，成为当时香港媒体眼中的武侠女皇。认识原文通前，她和两个人先后恋爱。第一个是陈鸿烈，在《大醉侠》里演反派玉面虎；第二个是岳华，演醉侠范大悲。和陈鸿烈的恋爱很短暂，结束得还颇有戏剧性，“他虽然整天说我是他第一个女朋友，但我们没有真的怎么样好过，那时候他追我，还同时在追潘迎紫，结果他哥哥告诉我了。我蠢得要死。（笑）那时候我很红了，他就担心我会对潘迎紫不好。为什么我要对她不好？”
至于恋爱5年的岳华，她不愿谈及，“我想还是要少提他，回头他回到家里还要挨揍。他太太还是蛮在意，所以我尽量不说他。”
在《大醉侠》里，潘迎紫饰演郑佩佩手下的一个无名女兵，后来潘与陈鸿烈结婚，这段婚姻只维持了8年。《大醉侠》的武术指导是韩英杰，跑龙套的有程小东，当年13岁，在片中饰演一个被刺瞎眼睛的小和尚。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如雷贯耳的人物。只有绝对主角郑佩佩不仅淡出电影圈，还远离了华人社会，一走就是20年。这段时间，香港影视沧海桑田，当年看她电影长大的后辈，已成为这个领域的中流砥柱。而资讯传播发达，让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可以拥有更多光环，更多人涌进来竞争。
郑佩佩还能演戏吗？
90年代复出前，她为自己是否还能演戏感到困惑。此外，她仍然希望留在美国，这样能与前夫分担抚养子女的责任——尽管她自己已经破产。但她很快发现自己谋生乏术。
“我当时是想，最好能留在美国，孩子还那么小，所以我就想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以为我开玩笑。我到餐馆说，我给你做洗工。他们觉得我开玩笑。”
纠结中，她陷入了有生以来最深的彷徨中，“谁告诉我什么东西我都会去拜，拜神、念多少经，我都做了。哪棵树砍掉就好，我就把那棵树砍掉了。其实我后来发现，这些都是错的，根本上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自己只要站起来，往前看，就没事，就把前面不好的全部都斩断，重新开始。”
她去澳洲看望母亲，在那里又见到了师父——1988年她就已皈依星云大师。星云大师告诉她，她还是应该重新做回“郑佩佩”，这样可以做更多事情，帮更多的人——这些人自然包括她的孩子。她想了想，觉得目前为止自己最能胜任的，还是演戏这份工作。
1992年，她回到了香港。因为没钱租房，星云大师让她住在香港佛香精舍，一住就两年。这段时间，她在香港深居简出，平素在佛堂帮忙做早课、晚课。经纪人冯美基告诉她：现在周星驰很红，你要跟他拍戏。于是，她接拍了《唐伯虎点秋香》。
跟影片充满笑点不同，拍摄的时候，片场显得很严肃，“太吵的话，周星驰他们就想不出东西了。你必须要很严肃，不能嘻嘻哈哈。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嘻嘻哈哈的东西，对不对。”
当时接到剧本，她只知道自己演的是一个会武功的华夫人，跟她之前的戏路一样。拍摄时，巩俐不肯搞笑，周星驰就问郑佩佩能否试试，郑佩佩二话不说，就与周星驰卖起药来。
昔日的侠女金燕子，摇身变成谐星。她与周星驰对戏，一个卖“一日丧命散”，一个卖“含笑半步癫”，令观众捧腹，也令胡金铨和李翰祥痛心。师伯李翰祥导演说，华夫人这个角色，把郑佩佩给糟蹋了。
面对师长们的质难，郑佩佩保持沉默，“我心想我现在最要紧的是工作。我只是这么想，接下去我们都要工作，我也不能向你们拿钱，对不对？他们一个是我师父，一个是我师伯，都可以说我，我只能听着，他们讲我什么我只能听着。”
现在的郑佩佩，如何看待华夫人这个角色？“我是幸亏演这部戏，不然内地不会有那么多人认识我。他们（胡金铨、李翰祥）不知道，他们不能想象，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我还是金燕子。”
在众多亲友都依然沉湎于金燕子这个角色的时候，郑佩佩率先走了出来。1996年，李翰祥去世，次年，胡金铨去世。这两个让郑佩佩感念一生的人，没能看到她在《卧虎藏龙》里的演出。这一次，郑佩佩第一次饰演反角——碧眼狐狸。
郑佩佩说，“我相信胡导演见了不见得会喜欢。因为我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影迷反对得不得了，说把我弄得那么丑！其实他们不把我当演员，把我当郑佩佩，还是漂亮的郑佩佩。”
离婚后的郑佩佩，从来没有想过再婚，“我觉得婚姻不是全部，我在婚姻这个课程里面，已经修足分了。不管生孩子也好，作为太太也好，都修足了。如果这辈子要做的事就是修那个分，我前面还有演戏分还没有修完，所以我回来修那个分了。”
午后的餐室，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一名女食客，大概因为店方上错了菜，与掌店的一个高大男子吵了起来。吵架显然不是男子的强项，他情绪激动，略有失态。
郑佩佩先于我们下楼，68岁的她脚步轻健，从男子身旁走过时，停下，微笑，用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迅速下楼，把吵架双方的喋喋不休，抛到了脑后。
人物周刊：爸爸入狱之后怎么样了？
郑佩佩：他1963年在牢里死了。1963年我才开始拍戏，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后来结婚的时候舅舅告诉我的。拍《杨门女将》的时候，我到内蒙古拍戏，正好是我父亲100周岁。我就觉得是冥冥之中，父亲希望我能够回去看他，看看他当时是怎么样生活的。
人物周刊：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你有什么反应？
郑佩佩：我跟父亲不是很亲，知道他去世的时候，已经距离去世差不多快十年了。就等于是很以前的事情了。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反应。但在我的脑子里面，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阴影：没有父亲长大的孩子。我婚姻不好，我对孩子们觉得抱歉，也是因为这点。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是希望他们有父亲和母亲存在的。
人物周刊：经历过这么多身边亲友去世的过程，你现在对死亡这个问题有过什么样的思考？
郑佩佩：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停一个站，可能在下一站我们又碰到。我周围很多好朋友都走了，有时候我们好朋友也不是天天见面，但是有什么事情我就说哎，打电话给谁，就发现这个人已经不是打电话就可以找到的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已经越来越多了。可能我的朋友里边，在天上的比在这里的还多。
人物周刊：拍《大醉侠》红了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郑佩佩：没有什么变化，我从小赚多少钱都给我妈妈，我妈妈那时移民澳洲，把我几年的薪水都拿走了。所以我要教跳舞、要配音，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人物周刊：那么多合作过的导演，有哪些人是让你记忆很深刻的？
郑佩佩：那真是讲不完。比如岳枫导演，他是我第一部戏《宝莲灯》的导演，他一直告诉我怎样做一个正直的演员，让我一定要做一个演员，不要做一个明星。他的话我一直记到心里面，后来他走我也送了他。胡金铨导演是改变我命运的人，对我的影响很大。其实我如果能学胡导演那么爱看书就好了。
没有人可以真正了解你
人物周刊：去了美国后，有没有觉得自己过着那么平常的日子？
郑佩佩：我没有想这个，只是觉得想的事情，不可能做不到。这其实是我的致命伤。（笑）譬如说，我们搬了新房子，不够钱买窗帘。我说不要紧，我可以车（做）窗帘。那个房子很大，有2600尺，五六个房间，而且他们还讲究要像戏院那种波浪形的，我都可以做。我还煮饭，还要带孩子，还要车那个窗帘，有人不满意我就拿下来重车，车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人物周刊：离婚后，你欠下来的账要独自偿还吗？
郑佩佩：确实应该是我的事，对。
人物周刊：当时欠的债，也不至于到令家庭破产的地步吧？
郑佩佩：后来我们分开以后，我个人没有办法维持下去，所以就宣布破产，跟他没有关系。
人物周刊：你曾谈到，离婚之后你的生活陷入困境。而前夫是生意人，离婚的时候没有进行财产分割吗？
郑佩佩：我觉得自己不懂理财，4个孩子还小，至少我们之间有一个需要负起责任，况且那些都是他辛苦赚的钱，所以并没有去争取。
人物周刊：如果能让时光回流，你最想修正生命中的哪个阶段？
郑佩佩：其实每一部分都是不可缺的。逆境你能学的，要比顺境多。我现在回首看当时，想法完全不一样。当时很多事情过不了，其实过不了的就是你自己。所以我基本上不太会去怨别人。我们分开的时候，我找过心理医生，医生说你为什么不怨他？我说因为我觉得这没什么好怨的，做还是你自己要做的，比如生孩子这件事，是我情愿的，不是他拿着枪强迫我做的，所以我认为，或许我修正任何一部分，我都不会成为今天的我。
人物周刊：所以当时心里面难过的点是哪些？
郑佩佩：这个人跟我生活在一起那么久，为什么他会那么不了解我。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了解你。
人物周刊：他误解或者说是不了解你的地方有哪些？
郑佩佩：我们俩对于很多东西的观念太不一样了。比如教育孩子，这个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所以认为孩子们必须要有父亲；他觉得我从小没有父亲，所以我不懂得父亲的重要性。
得失不能看太重
人物周刊：90年代复出那会儿，香港观众又换了一大拨人了，有没有担心年轻一代会把自己完全遗忘？
郑佩佩：我觉得我很lucky的一点是，虽然换了一代人，但是领航这一代的人，都是跟我在一块儿长大的，而且这些人，小时候我都对他们很好，所以他们都对我好。所以我觉得人，得失不能看得太重。
人物周刊：你当年怎么对他们好？
郑佩佩：当年我是坐馆姐姐嘛。打风了，我们拍戏很多那种叫花子演员，他们都不能出去，我就在片场招待他们，他们都记得。还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接了一个戏，那个监制，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今天，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人物周刊：是哪句话呢？
郑佩佩：我不晓得了。（笑）他说是我在片场跟别人随便讲的一句话，就帮助他，一直到后来，成就了他的今天。
人物周刊：他们后来怎么帮你？
郑佩佩：给我很多机会。你看不管哪个戏，尤其是动作片，他们这些武行或者武指，都是以前我们的小武行，他们都把我看作亲人。所以我常说不用他们老是帮我请助理，每个人都是我助理。（笑）
人物周刊：90年代回到香港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故人的？
郑佩佩：那时候住在佛堂，慢慢才跟朋友交往联系。我当时的一些老朋友，比如胡导演啊，罗叔叔啊，岳老爷啊，我相信他们慢慢慢慢开始觉得既然我能接受，他们也能接受，对不对。
人物周刊：当时的同辈朋友呢？比如陈鸿烈他们。
郑佩佩：陈鸿烈是帮我最大的，他很快就介绍我给周令刚，到北京去拍《马永贞》，去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这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人物周刊：当时已经拍了《唐伯虎点秋香》，经济方面还是很困难吗？
郑佩佩：还是很困难。经济上困难，工作也很困难。不是那么容易的。我经济上的问题一直到拍了《卧虎藏龙》后才比较好。
2009年上吴君如、钱嘉乐的《星星同学会》节目，我和岳华、陈鸿烈都去了。那天看3个人的话，觉得他比我和岳华两人感觉都要好，看起来身体都比我们强。他一直跟我说，他过不了67岁，是算命的跟他讲的。我就整天骂他，因为他有一个很小的孩子，我就说，你拍拍屁股就走了，那你的孩子怎么办？我每次都这样说他。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突然就走了（注：2009年，陈鸿烈在香港拍戏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我们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讲。
人物周刊：碧眼狐狸让你拿到金像奖最佳女配角，你拿到这个奖后有什么感受？要知道你当年是非常红的女主角。
郑佩佩：我当时是很感激的，感激这些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其实是女主角还是女配角都无所谓，只是他们对我认同。在生命里面，你永远是自己的主角，需要你一路走过来。你做些什么，那是工作，不是那么需要去执着的东西。
（实习记者曾琳、林渟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转自于 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