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东石油和人口大国能否实现平稳的政治权力过渡，未来国家航向将如何调整？
2024年5月19日，当总统莱希乘坐的直升机突然消失在伊朗西北部偏远山区的一片浓雾中时，这个拥有约8800万人口、地缘政治地位显要的中东国家，被推向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当中。十余个小时的猜测、等待和搜寻后，消息传来：现年63岁、上任尚不足三年的莱希，以及随行的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等共9名机上乘员，都已因直升机坠毁山间而殒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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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24年5月20日，伊朗瓦尔扎甘地区，载有伊朗总统莱希的直升机坠毁在山腰。 |
这场被伊朗官方初步归咎于“技术故障”的坠机事件，发生在伊朗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码制裁、美伊持续对抗的态势，令国家收入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朗经济常年陷于困境，国内民众对通胀飙升、社会管控收紧的不满情绪日益蔓延；而在国门之外，从俄乌战事到巴以冲突，此起彼伏的地缘政治风暴正在不断堆高整个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紧张局势，甚至一度将伊朗推至与宿敌以色列全面军事对抗的边缘。
在莱希等伊朗政府高官罹难引发举国震动的同时，伊朗官方仍试图对外呈现国政运行如常的景象，以显示在冲击面前的伊朗社会一如既往地充满韧性。
在5月20日莱希专机失踪的消息刚传出时，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就在社交媒体X上同时用波斯语和英语发帖，安抚民众“无需担忧或焦虑”，并强调“国家的管理完全不会受到干扰”。
一天后，在伊朗西北部城市大不里士举行的莱希遗体告别仪式上，伊朗内政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在讲话中称：“在任何其他国家，这一事件的未来都将非常黑暗；但有最高领袖在场，以及他在讲话中传达的和平，我们将轻松处理这些问题。”
伊朗政情的观察者普遍认为，作为伊朗政坛二号人物的总统突然罹难，料不会令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的生存安全和政权稳定，遭到根本性的威胁和动摇。在政坛“一把手”最高领袖未发生更替的情况下，伊朗近年来奉行的内外政策方针，也应不会因这起事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在地区局势已然高度紧张、伊朗国内又面临严峻社会治理挑战之际，伊朗政权对威胁的感知力和敏感程度可能会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剧意外事件发酵风险。本被一些人视为有望接班85岁哈梅内伊的莱希突然离世，也令伊朗特殊体制中最重要的两大职位——最高领袖和总统的继承问题，显得更加迫在眉睫。
在莱希罹难后，哈梅内伊宣布，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131条，现任伊朗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将暂时接管本由莱希负责的行政部门。哈梅内伊强调，穆赫贝尔必须与立法和司法部门的负责人协商，在最多50天内组织大选，选出伊朗的新总统。在莱希发生意外事故前，伊朗原定于2025年举行新一届总统大选，而在2021年当选上任的莱希本应在明年争取连任。
据伊朗官方最终的时间表，伊朗将在2024年5月30日至6月3日展开候选人登记，6月12日至27日展开竞选活动，新总统选举投票定于6月28日举行。
早在莱希2021年上任前，由于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重启制裁，伊朗的经济再次受到重创，伊朗国内主张和西方维持积极互动的所谓温和改革派，在民生、经济压力之下备受批评，政治声望和政坛势力都已被大幅削弱。
在伊朗国内民意走向的这一转变之下，莱希所属的保守派阵营通过近年来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已逐渐走向全方位主导政权。尽管在选举中不断刷新纪录的低投票率，也反映了在强硬保守派主政之下，伊朗社会的普遍失望和挫折情绪并未得到缓解。
在莱希突然离世后，这个中东石油和人口大国未来的航向，会在多大程度上遭遇震荡和调整？莱希所留下的短暂“政治真空”，又会在伊朗政坛、尤其是保守派阵营内部引发怎样一番权力争夺？外界仍在紧张观望。
5月23日，莱希被下葬在他的家乡、伊朗的宗教圣城之一马什哈德。
在5月20日莱希的死讯被证实后，伊朗官方宣布为莱希等人举行为期五天的全国哀悼，并将5月22日定为法定假日，以便民众参加葬礼仪式。不过，在公共哀悼期间，除了娱乐、体育活动被叫停，伊朗政府仍要求其他经济社会活动保持正常运行，以显示社会秩序未受这一政治变故的干扰。
5月19日事发当天，莱希是在参加完伊朗与阿塞拜疆交界处的一座大坝的开工仪式后，在返回伊朗国内途中发生坠机意外的。
与莱希同在直升机上的乘客共有9人，除机组和安保人员外，还有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伊朗东阿塞拜疆省省长马莱克·拉赫马蒂（Malek Rahmati）两名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大不里士的什叶派高级神职人员、拥有阿亚图拉头衔的穆罕默德·阿里·阿勒哈希姆（Mohammad Ali Ale-Hashem）。
莱希所搭乘的直升机，是一组三架直升机编队中的一架；另外两架载有伊朗能源部长、住房和交通部长等人的直升机，则平安抵达目的地大不里士。
事发时乘坐另一架直升机的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人伊斯梅利（Gholamhossein Esmaili）向伊朗国家电视台披露，莱希一行三架直升机是在当地时间5月19日下午1点左右起飞返程的，当时天气状况尚属正常。
然而，在飞行约45分钟后，由于前方出现云团，莱希所乘直升机的飞行员便发出指令，要求三架直升机上升高度，避开云层。但当另外两架直升机飞到云层上空，并盘旋了30秒后，其飞行员却发现，原本在两架直升机中间飞行的总统专机却突然消失了。
伊斯梅利回忆道，当时他所乘坐的直升机曾立即试图返回寻找，并几次尝试通过无线电设备与莱希的直升机取得联系。然而，由于云层的干扰，直升机难以降低高度，只得继续飞行，并迫降在附近的一个铜矿。
伊斯梅利称，尽管后来几次拨打电话，与莱希同在一架直升机上的阿卜杜拉希扬和总统安保负责人始终未能接听。
不过，已平安降落的两架直升机的飞行员，一度联系上了莱希机上的另一名乘员阿勒哈希姆——他当时表示，自己的情况不太好，并称直升机坠入一个山谷里。后来，伊斯梅利又与等待救援的阿勒哈希姆通了一次电话，并得到同样的答复。
据伊朗官方媒体事后披露，坠机发生在东阿塞拜疆省的瓦尔扎甘地区，这一偏远的山区位于莱希等人揭幕的边境大坝以南约58公里处。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5月23日公布的首份事故报告中指出，莱希所乘的直升机一直按计划航线飞行，并未偏离指定航线。报告还称，事故发生前，地面塔台与机组人员的谈话中没有发现任何可疑情况。
由于事发地带属于山区、地形极其复杂，同时还伴有大雾等恶劣天气、能见度极低，救援行动持续了一整夜。与伊朗西北部地区接壤的邻国土耳其，也派出无人机和具有夜视功能的直升机协助搜救。
直到当地时间5月20日清晨5点左右，参与救援的伊朗红新月会报告称，土耳其无人机发现一个“散发热量的区域”，热源疑似来自莱希所乘直升机的残骸。
随后，救援人员又花了大约一个小时，才抵达距离当时他们所在位置约2公里、海拔2200米的坠机现场。伊斯梅利称，救援人员找到遇难者的遗体后判断，在坠机后一度与外界取得联系的阿勒哈希姆，应是事故发生数小时后才遇难的；莱希和其他随行人员，应是在坠机后当场丧生。
伊朗国家电视台还播出一段画面模糊的视频，显示从山谷对面能望见一架坠毁在山腰的直升机，露出蓝白相间的机尾，旁边是一些被烧毁的灌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的首份调查报告称，坠毁直升机的剩余部件中，没有发现任何弹痕或其他类似的情况。
伊朗官方通讯社很快将此事归咎于“技术故障”，但尚未指明故障的类型和原因。伊朗武装部队派出的调查团则在首份调查报告中称，与此次事故相关的“大部分信息”已收集完毕，有些内容伊朗方面还需要更多时间来审查。
此次莱希等人所乘的座机，为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生产的贝尔212型直升机。这一机型于1968年首飞，最多可搭载15名乘客和机组成员，被美国、加拿大、伊朗、日本等多个国家的军方和民用部门采用。伊朗拥有的该型直升机购买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据此推算，莱希所乘的直升机应有45年以上的机龄。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受到美国制裁，难以获得美制直升机零部件，因而在直升机维修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伊朗前外长扎里夫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称，正是美国的制裁，损害了伊朗使用现代航空设备的能力。
对于扎里夫指责莱希等人坠机“背后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美国”，美方在第一时间反驳称，“每个国家都有责任确保其设备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也包括民用航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还透露，在莱希等人的空难发生后，伊朗政府曾要求美方提供搜救协助。米勒表示，尽管美方愿意提供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任何政府采取此类做法”；但最终，美方仍因“后勤原因”未能提供此类协助。
2023年2月起，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岚雨一直在伊朗境内调研。他告诉财新，莱希遇难的消息传出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产阶层或低收入阶层，“整体来看，伊朗老百姓的情绪触动并不是很大”。
他形容，即便在德黑兰举行悼念活动的当天，街头的咖啡馆里也依旧坐着人，许多饭店和商场也仍在营业。在近年来任何一场突发危机都能引发货币短时间急剧贬值的伊朗，市场甚至未因莱希的死讯产生明显的恐慌情绪，汇率并未出现明显波动。
以往现身公开场合的莱希，几乎永远以一副银边眼镜、一顶黑色头巾和一身黑色长袍示人。作为一名受到伊朗强硬保守派广泛支持的神职人员，莱希被认为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关系亲近，他在伊朗政坛的步步高升也离不开哈梅内伊的幕后扶持。莱希被视为一名“执行力强”“实干”的保守派领袖，在任内曾试图推动一些旨在保护伊朗民族工业、提高国家经济和外交自主性的政策和项目，并且忠于维护伊斯兰共和国的利益和执行最高领袖的意志。
莱希1960年出生于伊朗东北部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的一个教士家庭，早年曾就读于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学府库姆神学院。尽管曾师从一些显赫的伊朗宗教人士，莱希在宗教研究方面的建树，以及他的宗教地位和头衔，均存在争议。
1979年，伊朗境内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权时，莱希才19岁。他据称也曾投身当时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巴列维王权推行的西方化和世俗化政策。
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年，年仅20岁的莱希进入伊朗司法体系，并在这一系统中不断获得擢升，历任德黑兰检察官、伊朗监察总局负责人、伊朗第一副司法总监等职务。
2014年，莱希被任命为伊朗国家总检察长。两年后，他又被哈梅内伊任命为伊玛目礼萨圣地监护人，并掌管伊朗财力最雄厚的宗教基金会阿斯坦·古德斯·拉扎维组织。
在2017年的伊朗总统大选中，莱希首次代表强硬保守派出战竞选总统，但最终以38%的得票率，输给了当时欲寻求连任的温和派候选人鲁哈尼。
在这次选举中铩羽而归后，莱希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地位却一路攀升。2019年，莱希被哈梅内伊任命为伊朗司法总监，统领伊朗的国家司法体系。同年，他还被任命为由80余名宗教法学家组成的伊朗专家会议的副主席，这一特殊的伊朗权力机构主要负责监督和选举伊朗的最高领袖。
到2021年6月最近一次伊朗总统大选举行时，伊朗高层属意由莱希接棒总统职务、负责政府日常运作的态势已明，数名莱希的主要竞争对手均被排除出候选人名单。
在2021年的大选中，再次挑战总统宝座的莱希，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改革为主要号召，宣称要在伊朗“消灭贫困、腐败、羞辱和歧视”。声势和政坛历练均领先其他剩余候选人的莱希，最终在几无悬念的情况下，以62%的得票率当选伊朗总统。不过，当年大选的投票率仅约为48%，远低于前一届大选时超过70%的投票率。
莱希突然在坠机事故中罹难，正值他主政的伊朗内外局势日益动荡之际。
由于常年遭受美国单边制裁，伊朗政府对民生物资短缺又缺乏有效应对措施，伊朗经济一直陷于困境。
据刘岚雨在调研时观察，伊朗物价不断飙升的同时，民众的收入正在急剧减少——在短短数年间，一名伊朗大学教授的收入就缩水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并且与过去一人工作足以养活全家人的情况不同，如今一家人都必须外出工作，还可能需要多份兼职。在伊朗街头亦能看到许多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他们找不到工作，对未来普遍感到迷茫。
到2021年莱希上任时，受到制裁和疫情双重打击的伊朗，面临着高通胀、高失业率、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棘手的社会治理挑战。莱希在上任之初亦公开表示，解决伊朗的内政问题是他的施政核心。
2022年9月，伊朗一名库尔德族年轻女性马萨·阿米尼（Mahsa Amini）被指并未“正确佩戴头巾”，被宗教警察在街头逮捕，随后在拘留所内突然死亡的事件，在伊朗引发席卷全国、持续数月的针对伊朗当局的抗议风暴。
对于这场由女性着装问题触发、矛头亦指向伊朗特权阶层的抗议活动，莱希领导的伊朗当局一面承诺将就当事人马萨之死展开“彻底全面的调查”，一面也表明“坚决应对示威者”的立场，并以强硬手段逐渐清退街头示威的人群。这场波及范围广泛的示威浪潮，也未令伊朗现有体制的稳固性遭到松动。
由于对改善伊朗经济、民生的承诺，莱希上任后并未简单固守强硬派的外交姿态。在誓言“抵抗”美欧等西方国家施压的同时，莱希的外交政策也展现出一定的务实性。
对于在温和派的前任总统鲁哈尼任内谈成、后又遭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撕毁的伊核协议，莱希政府并未放弃与美国重启谈判、以寻求解除制裁的努力。但他亦明确表示，伊朗“不会将国家的发展和问题解决”与伊核协议谈判相挂钩。
在伊朗与西方关系不断疏远的背景下，莱希将外交的主攻方向放在伊朗周边地区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并更坚定地推行“向东看”政策。
这一方面体现在，伊朗在莱希主政下，不断着手改善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从而为伊朗专注经济发展谋求更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这一波外交缓和的高潮，便是2023年3月10日，伊朗与断交了七年的地缘政治宿敌沙特在北京达成恢复建交的重大和解。
为进一步缓解伊朗的外交孤立，同时寻求更多经济合作的机遇，莱希上任后，还先后实现伊朗总统对东南亚新兴经济体印度尼西亚近17年来的首次访问、对非洲大陆近11年来的首次访问，同时他还访问了多个与伊朗达成能源与工业合作的拉美国家。
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全球南方国家主导的合作平台中，莱希也试图带领伊朗扮演更重要角色——伊朗在2023年7月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第9个成员国，2024年1月正式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另一方面，莱希也非常重视发展与中国等传统东方大国的关系。在2023年3月伊朗于中方斡旋下，在北京与宿敌沙特达成和解之前，莱希曾在当年2月率庞大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领导人会晤，双方还就加快落实2021年3月达成的《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等达成广泛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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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21年8月3日，伊朗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左）批准莱希就任第13届伊朗总统。 |
2024年5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莱希在直升机事故中不幸遇难向伊朗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莱希总统亲属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莱希总统就任以来，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巩固和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努力。他的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5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总统莱希吊唁活动，并会见伊朗代总统穆赫贝尔。张国清表示，习近平主席已就莱希总统不幸遇难致唁电，又委派我作为特别代表前来出席有关吊唁活动，这体现了习近平主席、中国政府对中伊关系的高度重视。
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地缘形势下，伊朗与同样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压力的俄罗斯，关系亦不断靠近。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全面进攻后，莱希主政下的伊朗不仅在联合国投票中反对谴责俄罗斯，莱希还指责美国“煽动乌克兰战争以削弱欧洲”。早在军事和技术层面与俄罗斯有所合作的伊朗，更被认为直接向俄罗斯提供了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无人机等武器支持。
在2023年10月起发酵至今的加沙战争，以及红海危机等外溢到中东其他地区的冲突中，伊朗也被指扮演了关键的“幕后角色”——包括向哈马斯提供军事培训等支持，以及操纵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其他地区“代理人”，策应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历任伊朗领导人均延续了反对以色列的政治路线。莱希亦多次否认以色列的建国合法性，并曾表示在巴以问题上，“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一个从河到海的巴勒斯坦国”。
莱希突然身故的一个多月前，由于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领馆建筑，造成包括7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在内的共16人死亡，伊朗和以色列一度陷入针锋相对的报复循环。
不过，经过长时间的权衡，伊朗最终采取规模超乎以往，但打击力度有限的回击措施，从而在展示自身实力、对以色列“发出强硬信息”的同时，寻求冲突降级。对于随后以色列亦展现出克制的报复行动，伊朗也选择了冷淡处理。两国间一度濒于战争边缘的紧张态势，得以逐渐缓和。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开始实行“伊斯兰教法官监国”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相嫁接的独特体制，成为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伊斯兰共和制国家。这种独特的政坛设计和权力安排，也使得伊朗的国家决策过程往往显得极为复杂、难测。
在伊朗，总统为国家和政府元首，总领行政事务，任期四年，可连任一届。由伊斯兰教什叶派教法学家担任的最高领袖，则具有高于总统的权力，且任期终生，是伊朗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许多观察者指出，在伊朗的双重权力结构中，作为最高级别民选官员的总统，虽然在制定和执行国内外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也仅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一，并且必须服从最高领袖的最终政治权威。莱希在伊朗民众眼中为“最高领袖意志的执行者”，被认为并无过多个人的政策见解和政治建树，在伊朗体制内的决策影响力其实有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钮松对财新指出，由于在伊朗特殊的制度设计中，最高领袖才是国家的“一把手”，作为“二把手”的总统遭遇事故，不会导致伊朗的整个对外政策方向发生根本性变化。
未来，伊朗与沙特等地区国家的关系，料仍将延续“和解潮”以来的良好势头稳步向前推进。而在莱希任内紧张与缓和并显的美伊关系，距离真正的解冻虽远，但至少在本届拜登政府任内，美伊两国间业已显现的一些缓和迹象仍可能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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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2024年5月20日，伊朗德黑兰，暂代总统职务的伊朗原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 ( 左二 ) 主持召开内阁紧急会议，一旁摆放着罹难总统莱希的照片。 |
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对伊朗全面制裁和外交孤立以来，美伊两国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敌对状态。2020年，特朗普政府还发动了对伊朗军事要员苏莱曼尼的刺杀行动，将美伊关系拉至冰点。
尽管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台时表示，愿意在伊朗承诺履约的情况下重返伊核协议，但这并未成为拜登任内的政策优先事项。此后，美国继续执行和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力度，伊朗方面也加速扩张其核计划，继续扩大其铀存储的规模和浓缩水平。
2022年1月底，拜登政府曾考虑同意伊朗的条件，拟单方面、一次性地全面解除核相关的对伊制裁，甚至解除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在伊朗获得实利，也不再坚持要求美国以立法方式禁止日后的对伊朗制裁后，美伊双方重启核协议的立场基本趋于一致。
不料，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等军事援助，以及莱希政府对国内“头巾示威”的弹压，令围绕伊核协议的谈判又陷入死胡同。
但即便如此，美伊间围绕重启核协议的外交接触并未完全中断。美国和伊朗甚至还在2023年9月间完成一次囚犯互换；作为让步，美方当时还解冻了伊朗因制裁而被冻结在第三国韩国的60亿美元石油款项。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良祥对财新表示，莱希罹难后，伊朗外交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但总体将延续莱希政府的外交路线。
相比内外政策的调整，莱希离世带来的更大冲击和悬念，或在于伊朗如何实现平稳的政治权力过渡。迄今为止，不论是接替莱希的继任总统人选，还是更为重要且敏感的最高领袖接班事宜，伊朗高层的布局和安排仍隐没在水面之下。
外部观察者通常将伊朗境内的各派政治势力，归入保守派与改革派两大阵营。传统上，保守派一般信奉作为伊朗神权体制基石的宗教意识形态，对内主张实施严格的宗教法令和社会管制，对外推行带有宗教色彩的强硬外交政策；改革派则试图在伊朗现有体制的框架内，减少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同时缓和伊朗的对外关系，以改善伊朗较为孤立的国际处境。
近十余年来的伊朗政治版图，见证了保守派与改革派势力的此消彼长。走温和路线的改革派代表鲁哈尼在2013年当选总统后，凭借在2015年谈成伊核协议、换取西方解除对伊制裁、为伊朗赢得一些经济发展红利的政绩，吸引了许多中间保守派人士的支持，改革派一时在伊朗政坛颇显强势。
但2018年特朗普政府重启对伊制裁后，伊朗国内民意经历了一番转向。在金良祥看来，鲁哈尼的执政是伊朗试图改善与西方关系、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最后一次努力”。但在美国不断向伊朗施压、取消对伊制裁无望的情况下，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改革派逐渐失势，并在伊朗政坛被不断边缘化。
2021年莱希当选总统后，伊朗政坛从政府、议会到司法机构、军队，便已由强硬保守派人士全面掌控。今年3月刚落幕的伊朗议会选举中，由于大多数温和派和改革派人士均被取消参选资格，最终投票率仅录得41%，创下历史新低。
代表改革派势力的伊朗“改革阵线”联盟批评此次选举“没有意义、缺少竞争性并且无效”。伊朗前总统鲁哈尼亦在被取消参选资格后批评称，这样的决定将“破坏国民对体制的信心”。
按照伊朗的选举制度，任何参与总统、议会或专家会议选举的候选人，都须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这一机构由12名成员组成，包括6名最高领袖任命的伊斯兰法专家，以及6名议会任命的法学家，他们有权将任何“不合适”的候选人排除在参选资格之外。
伊朗问题专家沙巴尼（Mohammad Ali Shabani）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对掌握最高权力的哈梅内伊来说，自2021年以来政府所有部门都掌握在保守派手中的局面，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这可能降低政策上的灵活性。
在沙巴尼看来，莱希离世后即将在今年6月举行的新一届总统选举，或可成为哈梅内伊“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扭转路线”、允许改革派人士参选的机会，从而让选民有意愿“重新与体制展开接触”。
不过，考虑到近年来伊朗政坛日益保守化的趋势，目前外界普遍认为，下一任伊朗总统料将继续从强硬保守派阵营中产生。钮松指出，莱希遇难使得原定要到2025年才举行的新一届大选突然提前，也会令改革派人士在时间和部署上有些措手不及。
刘岚雨告诉财新，从他近两年在伊朗境内调研的观察来看，所谓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愈发趋同；但他们因各自经历和受教育背景，在政治表态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并且，他们在彼此间和各自阵营内部均存在权力争夺。刘岚雨认为：“到总统这个位置上后，他们自然而然都会变得务实起来；因为总统的政绩和合法性，都基于对当前政治、经济的管理。”
本次伊朗大选中呼声较高的候选人，包括目前暂代总统职务的原第一副总统穆赫贝尔、现任议会议长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以及曾任议会议长的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等人，这三人均来自保守派阵营。
现年68岁的穆赫贝尔，在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曾担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医疗队的军官，后出任胡齐斯坦省副省长。2007年，他被哈梅内伊任命为塞塔德基金会（Setad）领导人。此基金会直接听令于哈梅内伊，据称主要从事慈善工作。2021年，莱希任命穆赫贝尔为第一副总统，负责主持政府日常工作。
常居德黑兰的伊朗政情观察者章野向财新指出，穆赫贝尔和罹难的莱希均为哈梅内伊的重要心腹，其中莱希生前主要负责内政，穆赫贝尔则负责经济事务。他分析，在莱希身故后，暂行总统职权的穆赫贝尔仍有较大可能正式当选总统，并继续执行伊朗政府的现有政策路线。
但在刘岚雨看来，虽然擅长经济事务的穆赫贝尔在暂管行政权力后，势必在竞选资源上占据一定优势，但他此前的政治履历不算特别突出，个人政治形象也不鲜明，可能难以吸引到足够的选票。特别是，倘若曾任德黑兰市长的卡利巴夫，以及意识形态更激进、曾任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的贾利利（Saeed Jalili）均参选，那么穆赫贝尔的胜算恐会更小。
现年62岁的卡利巴夫，曾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司令、德黑兰市长等职。他曾在2005年、2013年、2017年三度参选总统，但均未获成功。在2013年大选中，卡利巴夫以得票率第二的成绩，败给最终当选的鲁哈尼。在2017年大选中，卡利巴夫虽然一度宣布参选，但最终选择退出选举，转而支持同属保守派阵营的莱希。
另一名热门候选人阿里·拉里贾尼即将年满67岁，曾担任伊朗伊核问题最高谈判代表、伊朗议会议长等职。在2021年的总统大选中，原本与莱希一同代表保守派参选的拉里贾尼，最终被意外取消了参选资格。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当时伊朗领导层为了确保莱希顺利当选，为其扫除障碍所致。
被一些人视为有望接班哈梅内伊的莱希突然离世，也令近年来因哈梅内伊年事渐高，并屡遭病危传言而愈发受关注的最高领袖继承问题，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只出现过两位最高领袖，分别是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权的霍梅尼，以及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继承这一职务、现年已85岁的哈梅内伊。
在莱希罹难后，一些西方观察者将哈梅内伊的次子、现年54岁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Mojtaba Khamenei）视为最高领袖接班人竞争中的领跑者。穆杰塔巴早年曾就读于伊朗著名的库姆神学院，还曾在两伊战争中赴前线参战。目前，他的公开身份是一名中层神职人员，在库姆神学院任教。
虽然穆杰塔巴从未担任公职，许多分析仍将他描述为伊朗政坛中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财政部在2019年将穆杰塔巴列入制裁名单时还称，穆杰塔巴已从其父哈梅内伊手中“接管了部分职权”，并称他对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特种部队“圣城旅”和准军事武装“巴斯基”民兵均发挥着影响力。
不过，路透社援引接近哈梅内伊办公室消息人士报道称，哈梅内伊并不愿看到伊朗在1979年革命推翻君主制后重回“世袭制”，并已明确表示反对自己的儿子继承最高领袖职位。
金良祥认为，穆杰塔巴和现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萨迪克·拉里贾尼（Sadeq Larijani），都是伊朗最高领袖的潜在接班人。但他指出，若穆杰塔巴继承最高领袖职务，如此带有家族传承色彩的接班安排，未来很可能“难以服众”。
此外，哈梅内伊虽已年过八旬，但看起来身体状况尚可。每次遭遇病危传言，哈梅内伊都会选择公开露面，精神矍铄地步行检阅部队，或是发表讲话，以坚定体制支持者的信心，并欲破除所谓哈梅内伊陷入弥留、伊朗高层陷入内斗等海外传闻。
章野指出，通常认为出任最高领袖需要一定的国政运营经验，例如哈梅内伊本人就曾担任过总统；从未涉足政界的穆杰塔巴或并不符合资格。
在他看来，下任最高领袖的人选，更可能从负责选举、监督甚至罢黜领袖的特殊权力机构“专家会议”的成员中产生。
在伊朗的特殊体制中，专家会议与最高领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制衡关系：按照宪法规定，最高领袖由80余名权威宗教法学家组成的专家会议遴选产生，任期终生；专家会议的成员则由选举产生，任期8年，但最高领袖亦能通过举荐等方式间接影响候选人名单，在其中安插自己的势力。
在实际操作中，由最高领袖担任统帅的武装团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亦可能在决定哈梅内伊继任者的过程中扮演一定角色。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斯考克罗夫特中东安全倡议主任帕尼科夫（Jonathan Panikoff）撰文指出，如果伊斯兰革命卫队决心在伊朗政局中发挥更大影响力，那么与伊斯兰革命卫队联系紧密的穆杰塔巴，则可能在接班事宜上赢得足够多的支持。
但刘岚雨指出，尽管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可能以安全评估的名义，阻碍某一位潜在候选人当选，但其很难作为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和立场统一的组织，影响最高领袖的接班问题。相反，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很可能权力高度分散、矛盾极其突出，在缺乏最高领袖指挥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呈现瘫痪状态，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能“用得动”这股力量。
本文转自于 财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