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阿勒泰》背后，那个想要话语权的女人
盛男还在渴望证明自己，张凤侠却说，想爱就爱，不爱拉倒。
《我的阿勒泰》播出的周期很短，但长尾效应明显。这部改编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8集迷你剧开映后，豆瓣评分从8.5分上涨至8.8分，成为目前为止今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影视剧，甚至带动旅行平台上阿勒泰的搜索热度飙升了几倍。
有人着迷于片中治愈的自然美景，有人沉浸于李文秀、巴太的纯爱系恋情，有人喜欢里面的喜剧表达，欣赏张凤侠洒脱豁达的人生态度，也有人争论剧集与原著的异同，探讨片子在「养眼」的风光之下，或隐或现的女性主义表达。比如第一集里，李文秀在离开乌鲁木齐前，扶正了走廊上倾斜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画像。又比如丈夫酗酒冻死在路边的哈萨克女人托肯，从始至终都在要求家中的男人给她买一块搓衣板，却总是被忽略、遗忘、不以为然。
剧集收官后不久，我们在北京的一间茶室见到了本片的导演滕丛丛。她独自前来，没有背包，用一个简单的黑色一字夹把碎发夹在耳后。《我的阿勒泰》是这位85后女导演的第二部长片导演作品。2019年她的首部电影《送我上青云》就被贴上了「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她自己却说，现在回头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厌女』的」。到了拍《我的阿勒泰》，她才找到更松弛、自由的表达，不再以强硬、冷漠、掩饰自己对情感的渴望来伪装强大，转而相信，「真正的勇敢不是把自己包装得有多强，而是你愿意直面自己，直面你的生活，直面你周边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勇士」。
她说，《送我上青云》里的女主角「盛男」，还在渴望证明自己，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爱。但是在《我的阿勒泰》里，「张凤侠」、「李文秀」已经不需要跟任何人证明自己，想爱就爱，不爱拉倒。
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的成长与转变？我们与滕丛丛导演聊起《我的阿勒泰》的创作经历。「盛男」身上有她曾经的影子。真正放下他人目光捆绑的「张凤侠」，则是她现在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滕丛丛毫不讳言，「做导演，就是想要话语权」。她在创作里寻求表达与自由。和原著作者李娟一样，她的作品里也迸射出女性极具个性、生命力的表达欲望。
1
在我刚毕业进入社会的那几年，我不是一个很平和、很稳定的人。那时候我和很多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拼搏的人一样，有很多心里的焦虑，同时对世界有很多看法和意见，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也有很多渴望。其实是处于一个迷茫，又愤怒的，那种年轻人的状态里，可以说是一个「愤青」。
当时我有两个睡前读物，一个是《源氏物语》，另一个就是李娟的书。它们放在我的床头，到了晚上，我可以随便翻开其中一章，不用管它前后的逻辑，读个一两章，它会带给我一种安宁感。它让我的生活不再只是北京的某条街道上租住的四五十平米一居室，那么狭小的空间。它让我拓展出去，看到了草原、沙漠、戈壁，看到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人在骑摩托。时间没有那么重要，任何外部对她的评价和关注也没有那么重要。
这种安宁感是我最初想要展现的。《送我上青云》拍完之后，收到片酬，我立马就买了《我的阿勒泰》的版权。当时我的片酬也没有多少，我就给李娟老师试探性地发邮件，说我现在只有这么多钱，你看行吗？她也没有任何套路，很诚恳地跟我交流，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这事定下来了。她说，很多人来问过她版权，但是她觉得，我能做成。
刚买下版权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立刻就要启动这个项目，我是一个有点拖延症的人。但之后很快疫情就开始了，突然之间，去公园遛弯都成了很奢侈的事。你每天在家里头想的，不过就是怎么下楼，怎么去超市买东西。在那个时候，我反而开始特别想把拍《我的阿勒泰》付诸实践，一方面是你渴望去见到大自然，去见到自由，另一方面，你更理解了那种「只关心粮食和蔬菜」的状态。
李娟写过一个冻萝卜的故事。因为阿勒泰冬天没有蔬菜，要在入冬之前自己挖地窖储存，有一年那个地窖是她继父挖的，挖完之后继父就中风住院了，也说不了话。这一个冬天，李娟就一直在找菜到底埋在哪儿，也一直没能吃上这个萝卜和黄瓜，每天只能吃小卖部的粉条和辣椒酱充饥。一直等到春天来了，雪化了，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地窖，但是萝卜已经全都腐烂了。读完这些，你再在城市里走，看到那些激起人更多欲望的东西，无论是买包买鞋还是买房买车，它都会变得有点可笑。其实生活里你要的不过是那一颗萝卜和那一棵白菜，有了它，你就可以度过整个冬天。
在平时，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谁会关心一颗萝卜，一棵白菜。但在疫情期间这些原本不起眼的东西都成了非常紧俏的物资，你每天干的事情变成是和李娟书里一样的事情，到处在找萝卜白菜、大米粮油。你发现你一下子特别理解李娟书里那种，回归到人的生活本质的东西。
这时候我面临一个选择：把它做成一部电影还是剧集。做成电影的话，要么它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文艺片，要么它就要改编成一个有非常强剧情冲突的商业片，不管哪种，都不见得那么合适。我想如果要在文艺和商业当中取一个中间值，做成剧集可能更稳妥。因为剧集不是那么依赖电影院，风险不像电影那么高，而且那种涓涓细流的讲述方式，我想放在剧集里，时长可能是更合适的。
毕竟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讲，阿勒泰的游牧生活是另一种文化，你还需要将很多的文化背景介绍给观众。比如哈萨克牧民为什么一定要转场，你要随着故事进入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个讲述的过程肯定会稍微长一点。我们当时想的是做6集，300分钟的时长，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文化，以及这个村子里的一个个人给展现出来。
散文和剧集的叙事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散文可以用一整篇来描述一棵树，但剧集需要找到故事片的叙述方法，一定要有冲突，有人物，而且有群像。就算把书里面所有带剧情的地方摘出来，也没有多少。李娟老师也不太希望我们剧集对她生活、或者书里真实的原型造成很多困扰和影响。我们特别尊重这一点。现在剧里的人物，所有人的名字都改过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角色能对标到书里某个真实存在的人。
所以我们不会想着怎么样去还原书里的人物形象，包括里面的「我」和「妈妈」，我也不会去打扰李娟老师问她：「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着怎么样去还原的话，它无形之中就是你创作的一个枷锁。我把书看完，有一个大体的方向之后，我就把书抛开了。原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基底，你可以去把握这个核心，这是一个落脚点。在这个落脚点的基础上，我们想自己去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出来。
2
2020年和2021年，我们两次到阿勒泰地区去采风。到一个地方逮着一个人就聊，人家有婚礼我们就参加，有葬礼我们也想参加，只是人家不让我们参加。好在哈萨克人很热情，基本上认识一个人，就可以认识一群人。
我的一个制片人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中央民族大学的哈萨克族男孩。我大概跟他说了我的路线，每个县可能都会去，他基本上每个县都安排了一个接待我的朋友。就算是这么野路子介绍过去的，他们也会很热情地招待。如果你去过阿勒泰，你会发现你去任何一个乡，路口都会立着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这个乡的各种介绍，多大面积，有什么河流，主要的负责人，比如书记和乡长，都会在牌子上留下电话号码。我们到一个地方，如果摸不着头脑，就打牌子上的电话，你会发现你打过去一定会有人接，而且半个小时之内一定有人给你解决。这导致当地的干部都非常忙，一天到晚脚不沾地。
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巴太。我们到富蕴县，本来想找当地的书记，因为我们要堪景，要找这样那样的地方。书记太忙了，他就说，这样，我把巴太给你们找来，巴太什么地方都知道。
巴太是他的司机，他真的什么都知道，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名他都能给你说上来。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地名，他会告诉你，你就说是哪里和哪里的交界处的路口，你这么说当地人就都知道。我说稍等稍等，打开手机录音，赶紧把这个地名录下来。巴太开车太虎了，有些地方我们的司机不敢开，巴太直接给你冲上去，然后给你冲下来，坐他开的车非常爽。
有一天我们和巴太约好，明天9点见，不要迟到，他说没问题。到了转天下午1点，我们都找不到巴太，打电话也不接，急死了。我们就通过书记问到巴太家的地址，到他家去一看，他正在家里砌屋顶。他说，没有人找我啊，我还说呢你们怎么不打电话给我，我等在这里砌了一上午的屋顶。我说，我给你充100块钱吧，你手机停机了。
后来巴太就成为我们男主人公的其中一个原型。他的性格太可爱了，你看上去他活得很糙，但他身上又有一种孩子气。而且他很能干，也很有智慧。我们这帮外地人在阿勒泰那么天高地阔的地方，因为有了巴太在，就有了一种安全感。这种性格，包括他的名字，我们就放在了剧里面的「巴太」身上，那种成年人的很可爱的孩子气。
「巴太」的另一个原型是我们在特克斯八卦小城遇到的兽医，他就是我们那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朋友介绍的。这个兽医朋友，夏秋季节在县城给领导当司机，冬春就回到自己在伊犁的配种中心。我们去了那个配种中心，其实很简陋，但是桌上会放一个显微镜，还有一个地方放了很多化学药水，看起来还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这位兽医也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给我们讲他的故事，如何到青岛去上学，如何追到他老婆，他如何爱他的马，如何跟马相处。他还介绍了马的心理学，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和马去建立联系——他真的很爱他的马。同时他也比较了解跟汉人相处的方式，热情的同时又很有分寸感，是一个既有学识又温柔的人。他的文化背景也是剧里巴太的背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因为巴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和纽带，一定是两方面的文化都可以理解和兼顾的。
兽医最喜欢的一匹马叫「黑棒」，我们剧本里巴太的马也一直叫黑棒。但是后来我们筹备拍摄的时候，没能选到一匹会起扬的黑马。那里有一匹母马，是一匹赛马，特别温顺，特别漂亮，又会起扬，4只蹄子是白色的，比我想象中的黑棒还要美，我们就选中了这匹马，给她在剧中重新起了一个名字：「踏雪」。
于适扮演的「巴太」，和他最爱的马「踏雪」。图源电视剧《我的阿勒泰》
跟这位温柔的兽医相比，我们在当地遇到的绝大多数哈萨克族朋友，热情起来，那真的是盛情难却，你要拒绝他们是很为难的。比如我问他们跟马的故事，他们就自然地认为我很喜欢马，会带很多马过来让我骑。我也不是说不想骑，只是我要赶行程，比如天黑之前我要到下一个县城去住宿。就这个推搡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拒绝他，他真的会非常伤心。我都上了车了，在路上了，我还需要打一个小时的电话来疏解一下他失落的情绪。他也没有别的意思，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你为什么不骑我的马，我们还是朋友吗？
我们在采风过程中遇见的这些哈萨克族年轻人，很多普通话说得都很好。因为牧区的学校很少，他们从小在县城上学，暑假才回到牧场看爷爷奶奶，对于他们来说更习惯的生活方式肯定是城里的生活。但你问老年人的话，他们还是更喜欢在牧场上生活。你会意识到，这种代际的差异和游牧文化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剧里提到的手工黑药皂，现在谁还会费那么老劲去搓手工皂？城市里的农贸市场香皂一买有好多。这种变化非常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也变成我们剧里的一个主题。
现在想要在当地还原剧中2000年左右的样貌已经很难了。我们原本想在富蕴县拍，但到了当地之后发现富蕴县现在建设得太好了，已经不是20年前的那种质感。后来李娟推荐我再往边境上走一走，可能在那边还能找到过去的那些东西。但是又不能太偏僻，这个地方如果电力不稳，对我们拍摄来说是很可怕的。最后我们选定了哈巴河。那里的地貌、植被非常多样，有沙漠、有雪山、有河流、有桦林、有戈壁，在取景上给了我们很多选择。
我们到很多当地人的家里，看他们的家具布置，看他们从前拍的照片。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他们明明家里出门就是草原，却要去到县城的照相馆，在背后拉一个草原的幕帘这样拍照。后来剧里巴太家挂的照片我也特意做成了这种P图的感觉，这是有生活质感的小细节。我们还去了天山电影制片厂，要了一堆影像和照片资料，交给美术组去还原。包括婚礼的舞会，我们也去当地的婚礼上看，都是什么人来，毡房里头新娘是在哪儿化妆，在哪儿戴帽子，帽子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她们家只是小康家庭的话，她的东西很有可能是在县城上租的。
这所有的细节都要规划好。看上去它好像只是我们片子里的一个背景，但这个背景极其重要。对于一个不是那么强叙事的剧集，所有的细节就是要真实，要让大家相信。不管做什么，你肯定要符合当地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状态。
3
像前面提到的，我写巴太，有非常明确的男性原型参考。因为我不是男性，要写一个我眼中的男性，又不能让他失真，所以我会找一些参考或者具体的例子来把这个人物做出来，前因后果都要想清楚。但是写李文秀和张凤侠，对我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我不需要去考虑很多。
她们不是来自一两个角色的参考，而是有可能是我生活当中某个大姑、大姨、姐姐、同事、朋友，身上的一些特性，这样的素材对于我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且因为我本身就是女性，我本人就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看法，都很想找个地方，以角色之口倾吐出来，所以写女性角色的时候，我的创作欲望是很茂盛的。写她们的行动或台词很顺手，手到拈来。
张凤侠，是我理想中的一个女性。如果我妈能像她那样，我都不知道开心成什么样。如果我能活成她那样，我也觉得非常爽。张凤侠在那个村子环境里游刃有余，那源自她本身的一种自洽。她并不真的听得懂哈萨克语，但是她看你就能明白你想干啥。她说一点哈萨克语，说得也乱七八糟，但她无所谓。
她的心非常大，不屑于在乎这个世界上任何人对她的看法，哪怕是她女儿。我觉得这一点就让我很喜欢。我理想中的女性，并不是说位高权重，功成名就，或者嫁入豪门，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压力可能是别人的期待带来的。即使我这样说，我也并不能够真正地放下很多这种现实的捆绑，但我觉得张凤侠是一个真正放下这种捆绑的人。
写了两集剧本之后，我拿给司令（马伊琍）看，她看完很喜欢。我当时心里就放下了一个重担，因为在我们最初定演员时，如果能有一个像司令这样中生代的实力演员出现在我们片子里，起码我们在市场上就有了一定被看见的可能性。我很喜欢司令，她有一点方方的下巴，不是很尖的那种，我会觉得她真的很英气，很帅气。而且她作为一个女演员，平时也不减肥，该吃吃，该喝喝，天天发朋友圈都是葱油饼什么的，一点容貌焦虑都没有。她让你觉得这个女人的生活就跟张凤侠是一样的，我不care。
司令是脑子非常好的演员，非常聪明。在表演里她能演出非常微妙的小细节。比如她给房东房租的时候，非常微妙地试探一下的神态；还有当托肯说「男人女人之间的那个」，你看到司令前后两个镜头的表演，你就知道她是吃透了这个角色的。她能表现出来张凤侠这个人，第一很狡黠，第二她确实是个有爱的女人。
司令来片场的第一天，学骑马，她首先问如果马惊了怎么办，她先学了一句哈萨克语，是让马安定下来的一句话。教练说这个时候你不能让马停下来，也不能大声吼它，你得拉着马的缰绳让它转圈，原地转几圈，它自己会停下来。
后来我们有一次拍摄一个远景，所有的工作人员远远地躲在一个山头上，距离演员估计有十分钟的路程。当时司令骑着马，旁边是骆驼背着大包的家具。突然那个家具从骆驼身上掉下去，马一下受惊了，当时我在监视器前面看，真的吓出鸡叫，因为根本来不及赶过去。然后我就看到司令用之前教练教给她的方法转着马，自己把马给安抚下来了。这是一个之前从来没有怎么骑过马的汉族女人啊。我后来说你怎么这么有危机意识，太聪明了。
李文秀是一个生活的观察者。她是一个纪实散文的作者，而且我希望她能有一点点人类学的精神。她会用心地去观察这个民族，他们的语言，他们行事的风格，他们生活当中的一点不一样的差异在哪里。我理解的李娟也是一个有人类学视野的人，她的散文和那些人类学家的手札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有的人不是用理论来讲这些事情，她用的是情感和细节，和她对人的描绘。
李文秀这个角色非常内敛和内秀，周依然在表现文秀对这个世界的观察时有非常多细微的表情，但是又很准确，我觉得她是新生代演员里面非常有潜力的。有的人会觉得文秀很笨拙，文秀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在摸索和试探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失误，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她上班时，打破杯子也好，手脚不利落也好，并不是愚蠢，只是她不适合。我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如果一直在想我故事里的人，我出门真的会摔跤，因为你的心思不在那儿，这是很正常的。
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笨拙，不能覆盖这个人的一生或她的全部。她如果是一个天生特别适合搞文学创作的人，她可能就不太适合上班。别人都出去打工了，她也跟着大家一起去打工，去了才发现自己不合适，她又决定进入夏牧场去做一个全职的写作者。她也在摸索什么是属于我这个人的成长方向，什么是适合我的工作，这种探索是她必经的。最后她也重新规划了自己的路线，这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我更愿意我写出的女性角色，想爱就去爱。我不觉得每一段感情一定要别人特别爱她，付出得比她更多，才是一份很好的经历。现在有很多对所谓女性强大的描写，是把她描述成灭七情断六欲，有谈恋爱的时间不如去挣个钱；或者把每次恋爱当成一种一次性的艳遇。我也不认为这种状态下她们真的开心，就像「渣男」本身我也不觉得他们开心。人类对情感的渴求是发自内心的，可能目前女性的渴望还会比男性多一点，男性可能更渴望去征服世界，但这不意味着对感情的渴望就低人一等。当然每个女人都有自由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如果你就是想做一个男性化的女性这很好；但如果你不是，你只是为了表现自己强大，或者是因为讨厌「女性特征」，不想被归为「女性」，从而把自己变成了「名誉男性」，那才是对女性的蔑视。
我很希望文秀有一个全情投入的爱情，张凤侠也有一个全情投入的爱情，不管结局怎么样，只要你愿意，你去释放了，在其中感受到爱情的美妙了，那就值了。
4
从《送我上青云》到《我的阿勒泰》，我在创作角色时有很大的变化，虽然《送我上青云》当中女性议题的地位要比《我的阿勒泰》高，但现在返回头看林盛男这个角色，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厌女」的。
你看盛男那个角色，她厌恶自己的妈妈，她很强硬，她是一个把自己打扮得像男人一样的女人。在那里面我写出来的所有的爱情都是伤害，没有什么「真情」这回事。当时我对爱情应该也有羞耻心，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渴望爱情，我觉得这是弱者的表现。在这几年里，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好，或者读书学习也好，我能够明白当初我所否定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我内心不愿去面对的。
我年轻的时候就像盛男那样，超级渴望证明自己。因为你很努力，你也不笨，你就会陷入一个自我证明的怪圈。那个可能是我自己活不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的愤怒也来源于此。我出生在山东，你听过那个地域笑话吗？「飞机飞过山东上空，请正在用餐的女乘客收起小桌板」——因为「山东女人不能上桌吃饭」。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成长环境。如果它对一个女孩子的要求是单一的方向也还好，我可能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但又不是。
从很小我就明确知道，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上大学，我不会在我的家乡过一辈子。我记得当时我去考北京电影学院，都是偷偷去考的。因为我从小学美术，家里觉得女孩就应该去考中央美院，将来做个老师，他们不同意我去学导演。电影学院的考试周期非常长，从初试到复试再到面试，有20多天。我爸在他打过来的电话里已经是非常愤怒了，想要知道我到底在干嘛，最后直接到北京来找我。我就告诉他，我根本没有考任何其他学校，我只考了电影学院。他的反应是，哦，好吧，那我明天跟你去看结果。所以家里对我是有强权的那一面，也有相对开明的那一面，但你需要非常努力地去争取他们的认可。
我考导演系，一个是想表达，另一个是想掌控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导演」这两个字给了我很大的希望。我那个时候可能不会像现在分析得这么清楚，那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话语权的学科。我想有自己的话语权，不想被别人告诉我我的一生该怎么做。
我们那一届导演班是剪辑方向，但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剪辑从来不在我的职业规划之中，我不想成为别人的副手，我也不会进影视公司上班。我要做有表达、有话语权的人。它是冒险，也非常困难，但兼具着希望。
但你能在行业里拥有话语权之前，会经历很多的不公平对待。有一次我去一个饭局，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坐在我旁边，我跟他说我现在想做的电影项目，他直接给我来了一句，「喝这个汤，补奶」，非常恶心。除了这种，在片场，他们也天然地默认，女性没有男性聪明，能力差，情绪化，你不能担大事。
我那个时候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在片场我要表现得比所有男人都理智、冷漠，然后我要表现出我的强权，不然对方真的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去推诿一件明明特别简单的事。你就跟他说，要么干好，要么我就开掉你。其实就是用一种权力去压迫别人，你并不是在做一个有效的沟通，来平等地探讨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但是那是社会还没有明显进步之前，这样做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这几年我逐渐开始意识到，「因为我优秀，所以我才值得被好好对待」，这个逻辑是非常不公平的。你要证明给谁看呢？我不再渴望这些认可，也就不再纠结于这些事情了。
我这几年状态的变化是很大的。我变得平和多了，不太在意外界给我的评价。比如说之前我会行动得特别快，特别怕耽误别人时间，我想展现出一个非常守时的理性的形象。但现在不会，起晚了就是起晚了。跟人沟通的时候，如果撒娇有用的话，我也会撒娇。我之前都是直接怼，不能让你看到我弱的地方，但我现在不会觉得因为我展示了我的弱点，我就真的是处于弱势。当然这也是分情况的，如果我明明知道对方心思没那么单纯，你还是要展现出来你的冷漠和强势。但比如跟我们的摄影指导，已经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我有的时候就去求他，「求求你再给我一个更好看的镜头，你再给我一点想法」，换一种方式去压榨他（笑）。
困顿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书籍是文明的阶梯，有很多前辈已经走过你的路，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梳理自己的愤怒或者困顿。上野千鹤子的书籍让我打开觉醒的大门。我慢慢地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去找真正的真理是什么，我们的处境是什么，我们的状况是什么。当然也不能说完全理解，但起码我觉得是一条进步的路。我现在觉得真正的勇敢不是把自己包装得有多强，而是你愿意直面自己，直面你的生活，直面你周边的社会，这才是真正的勇士。
所以盛男还在渴望证明自己，渴望被认可，渴望被爱。但是在《我的阿勒泰》里，她们不需要跟任何人证明自己，想爱就爱，不爱拉倒。
5
这次拍《我的阿勒泰》，跟之前相比，我更放松了。我的所有主创都是自己选的，摄影、美术、造型师、制片人，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平等沟通的状态，需要做什么，如何去解决，会产生哪些问题，大家分头去行动，没有说谁非要听谁的，谁要尊敬谁这种东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的阿勒泰》里所有的表达我都是非常舒服的。这件事做完了，我觉得我也更成熟了一点。我愿意让每个人在我们这个组里，都能觉得被尊重，拍戏拍得很开心，不拍戏他生活得也很开心。
我压力最大的就是澡堂的那场戏。我们请叶尔波利老师写了一首歌，请当地合唱团的姐姐们来表演，她们学歌太快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这首歌学完，而且谁唱什么词，谁唱什么声部直接排好了。但是对于她们这些哈萨克族的女性来说，要拍洗澡的戏份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几位主演，之前也没有在戏里露过背。所以第一，我要考虑我呈现的气氛是什么样的，它不能够色情；第二，我要保护这些演员们。最后成片一分钟的戏份，我们拍了整整一天。
我们的工作人员90%都是男性，除了摄影和录音团队没法撤，其他的人全都要撤到澡堂外面。所以非常有经验的这些执行导演、现场副导演等等全都不在。里面就只有我和一个刚毕业的女生助理，我们两个人要指挥全场的调度。我们一条拍完喊了咔，摄影机镜头立马扣低，然后所有的男生朝向墙壁，我和女助理两个人就给全场十几位演员递毛巾、准备换装和重新加热水之类的。等到全部准备好了，大家都下水了，没有任何的关键位置的暴露之后，摄像师们再转回来，重新把机器架好，我们再去调整镜头。
整个过程需要照顾的情况很多，你需要保护好每一个人，我们的人手又很少，就真的也很焦躁。其实这场戏它不拍也没关系，也不影响主情节的叙事。但是你潜意识里对它有一个非常深的想表达的欲望。我觉得跟观众感受到的是一样的。
我小时候也是去澡堂的，那个过程就跟李娟书里的描写一样，有洗衣服的、搓澡的、打小孩的、唱歌的，啥样的都有，就很开心，很生动。我想复原自己小时候的场景。后来读三毛写大家在撒哈拉沙漠，洗澡时用石头刮泥，我也一直印象很深刻。所以这也不是用理智反推出来说观众会喜欢我才拍，它完全是你内心对于这个场景，天然的表达欲。
展现真实的女性就是一种表达。其实电影从1905年诞生以来，100多年里，银幕上也不见得有特别多真实鲜活的女性形象。尤其是普通的、普世的女性。像类似武则天那种位高权重的，或者红颜祸水的，也不在这个行列里，因为它更多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在我看来，这些普通女人身上具有形形色色的特质，不需要各种标签去展示她们。
澡堂那场戏里，这些老的少的美的丑的女性，她们内心都闪着光芒。奶奶像少女一样摇着拨浪鼓，她那一刻极美无比，因为她有一个自己内心最本质、最想追求的东西，那个在她没有成为妻子、妈妈、奶奶之前，属于她自己的拨浪鼓。
在《我的阿勒泰》里，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实验和尝试：我有想表达的东西，但我希望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泼给观众的。这也是我在做完《送我上青云》之后的反思，当时它的票房、受众有一定限制，我在想是为什么。你把一个表达，一种苦难，直接泼给观众，大家不见得会接受，大多数人都是趋乐避苦的。但我们可以给它加一层糖皮儿。用糖皮儿去包裹里面想表达的东西。
如果你在里面看到的是甜甜的爱情，看到的是张凤侠闹出的笑话，这很好。但是如果有的人能看到我们里面想要完成的女性表达，能看到我们想要讲的游牧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冲突，那也很好。你可以只喜欢里面爱情的部分，喜剧的部分，或者美好治愈的风景，但是如果你喜欢上了这个片子，你回去再二刷三刷，肯定能感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一些女性关怀。你会被托肯的故事吸引，会去关心你家里的女性是不是也深陷在一个「搓衣板」的危机之中，我们的家庭关系有没有彼此平视，有没有忽视。
作为一个创作者和表达者，如果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影响一下大家，是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我们中国的影视剧集里真正鲜活、有性格的女性形象，还远远不到写不出新意的程度。但我去很多电影公司聊项目的时候，他们却特别怕触及女性主义的话题，因为害怕稍有不慎就会被各种声音攻击。你知道这种不够客观和公平的声音太多的话，是真的会让女性表达受到一种束缚。我觉得现在，任何一种女性表达的声音出来，先让她声势壮大是最重要的。哪怕我们对女性主义有不同的见解，我们也要彼此让这种声音去壮大。
我的下一部作品会是一个商业爱情片，里面包含悬疑、欺骗的元素。但它也不会像听起来这么的大众化。从头到尾，取悦市场都不是我第一要做的事情，我做创作的目的就是自我表达。但是拍一个片子是要团队合作的，它不像画画或者作曲那样一个人就干了，拍片子不仅花你一个人的时间，还要花团队很多人的时间，还会有很大的开销。所以我现在愿意在自我表达的外面裹一层商业糖皮儿，如果能让广大观众开心地看完电影，能得到一些触动当然最好，如果接受不到我的表达，他们只是收获了开心，我也很高兴。
本文转自于 新浪 人物
